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
赯吉思
[西甯]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6-10頁
【作者簡介】赯吉思，西北民族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文章著重就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關系問題作了探討。認爲藏傳佛教之所以傳入蒙古王室，是與蒙古統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著密切聯系；同時蒙古王室接受藏傳佛教，客觀上強化了元代對西藏地區的統治。
【關 鍵 詞】元代|蒙古王室|藏傳佛教
元代，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不僅對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思想領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也加強了與蒙古王室的聯系。探討元代蒙古王室與藏傳佛教的關系，對于了解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曆史不無稗益。
從藏傳佛教首次傳入蒙古地區的情形看，蒙古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宗教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南戰時期，爲取得對異族的統治、排除阻力，曾對各宗教采取普遍接納的政策。當時，中國的西北地區以及中亞諸國，既流傳著大乘佛教，又有伊斯蘭教、景教(即盛行于中世紀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等。成吉思汗對各教一律平等對待，不分彼此。正如志費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中寫道：成吉思汗“因爲不信宗教，不崇奉教義，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他一面優禮相待穆斯林，一面極爲敬重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按：即佛教徒)。他的子孫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選擇一種宗教：有皈依伊斯蘭教的，有歸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輩、祖先的舊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他們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熱，不違背成吉思汗的劄撒，也就是說，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注：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漢)，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頁。)《多桑蒙古史》中也記載：成吉思汗“命其後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各宗派之教師教士貧民醫師以及其他學者，悉皆豁免賦役。”(注：《多桑蒙古史》(漢)，第一卷第十章，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版。)樊保良先生認爲，“成吉思汗的這些訓令和習慣法，爲後來的諸位繼承者立下了規矩，奠定了政策基礎，也給予了各種宗教長期共存及向蒙古人傳教的合法權利。”(注：樊保良著《蒙藏關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頁。)之後，成吉思汗的後代們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闊端、忽必烈皈依藏傳佛教，並將其引進蒙古王室即是明證。
史學界一般認爲，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是從窩闊臺汗之子闊端諾顔與西藏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會晤開始的。其實，藏傳佛教在成吉思汗時期就已經傳入蒙古地區。第一，成吉思汗吞滅蒙古高原諸多政敵後，降畏兀兒、滅西遼、攻金朝及西征花刺子模、亡西夏等，都發生在一度由吐蕃統治下的甘、青一帶。在蒙古鐵騎所向披靡的形勢下，甘、青諸蕃部，甚而西藏的僧俗封建首領出于畏威與自保的心情，遣使向蒙古軍“納款服臣”，則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與甘青乃至西藏的接觸爲成吉思汗了解藏傳佛教提供了條件和方便。第二，成吉思汗時期，被征服的畏兀兒、西遼、西夏等都是信奉佛教的國家。尤其西夏王室曾聘請西藏佛教僧人擔任國師或上師。在西夏，不少藏傳佛教僧人還到過蒙古地區。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時，有的西夏高僧對成吉思汗說法，使成吉思汗下令免除僧人的賦稅役。 (注：陳慶英著《八思巴》，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頁。)西藏各教派有可能通過西夏僧人了解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安多政教史》說，在薩迦學經多年的西納格西在成吉思汗駐軍上都時前去會見，並被汗王留在身邊。(注：《安多政教史》，甘肅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頁。 )這表明當時薩迦派就有人前去蒙古探測情況，這應是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的開始。
藏傳佛教正式傳入蒙古社會，是窩闊臺汗時期的事情。1227年，蒙古滅西夏。1234年亡金之後，窩闊臺將原來的西夏轄區及吐蕃屬地(即現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區)劃爲闊端的份地。爲了加強蒙古勢力在西夏故地的統治，保障蒙古軍隊南下進攻南甯時側翼的安全，將西藏統一到蒙元的治理之下，1240年(又有記載說1239年)，闊端派部將多達那波率軍攻入西藏腹地。不僅打開了蒙古王室與西藏地方勢力和平談判的大門，而且也揭開了蒙藏關系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談判代表是薩迦派首領貢噶堅贊，他在1247年受闊端的邀請，前來涼州會晤。這次會談既是政治談判，主要內容爲西藏歸順蒙古汗廷和闊端扶植薩迦派代理西藏事務；同時又是宗教談判，把藏傳佛教引入蒙古王室。從闊端邀請薩班的情形和會談後的發展局勢看，闊端對當時西藏的曆史、政治局勢、宗教勢力的影響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了解，同時我們還可從闊端對西藏采取的策略中判定，闊端從西夏人(特別是西夏僧侶)那裏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在他給薩班的邀請诏書中顯示得十分清楚。雖然這份诏書中仍有“長生天氣力裏”等薩滿教的言辭，但總的內容是從佛教思想的需要出發的。如诏書第一句就提出：“我爲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師，在選擇時選中了你。”顯然，闊端選擇薩迦，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勢之大小、情而之厚薄爲條件和標准，而以教法之精通與否爲標准。(注：多達那波給闊端的推薦書說：“在邊遠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當派的最大，達垅法王最會講情面，止貢京俄的威勢最大，薩迦班智達對教法最精通，迎請何人請明白指示。”)闊端的這份邀請書包含兩層內涵；一是邀請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爲自己的上師；二是通過有威望的上層喇嘛來降服西藏。會談後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兩點。會談後闊端把薩班留在自己身旁，予以極爲優厚的待遇。對此薩迦班智達自內心感恩謝德。(注：見《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轉引自陳慶英著《八思巴傳》第38—42頁。)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薩班是西藏的談判代表，而不是人質。那麼在雙方談判順利結束、各項協議圓滿達成之後，薩班爲何沒有返回西藏？他從西藏出發時帶了兩位年幼的侄子來涼州，這又出于什麼意圖呢？對此我們不能不作深入考慮。從時間上考慮，談判結束後薩班有充足的時間返回薩迦；從談判代表的角度考慮，薩班也沒必要帶兩位幼童，而應帶高僧或政界要人才對。我們現在尚不知闊端與薩班的信使交往的內幕和具體內容，但從他們的行爲及具體結果中可以判斷出薩班是肩負兩重使命(即政治談判和傳播佛法)前往涼州的。薩班從拉薩出發時，薩班已決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世俗政治勢力歸附蒙古汗國。同時，薩班也知道闊端已皈依佛教。這樣，薩迦派可以與強大的蒙古王室保持長期的密切關系。同時他也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在薩滿教占居統治地位的蒙古人當中傳播佛教，並非易事，不可能在他有限的歲月裏實現。因此，他攜帶幼年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以備繼承他的事業。果然，後來的情況亦完全靈驗了這位深謀遠慮的老法主的判斷。而闊端也確實兌現了他給薩班的诏書中的承諾。這實際上是封薩班爲自己的上師。闊端既已皈依佛法，又是佛教之聖地的領主，依照祖製尊奉“上師”也是情理中的事。闊端視薩班爲自己的宗教導師，開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爲“上師”的先河。並且也爲蒙古社會輸入藏傳佛教打開了合法而方便之大門。當時只是由于闊端的地位和身份所限，不能公開封稱“國師”、“上師”等法號而已。
闊端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如此的熱心和積極的態度，並非出于對宗教的狂熱。很多迹象表明，闊端雖然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熱的信教徒。他的行爲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體體現，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爲其統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務。只不過闊端的做法更爲高明些，更適合于西藏當時的世俗社會和宗教勢力的現實情況和時代要求而已。
繼闊端與薩迦班智達建立的政治宗教聯系之後，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繼承和貫徹了闊端製定的對吐蕃的宗教政策，並且進一步加強了對吐蕃的經營治理，使蒙藏關系推向新的階段。
蒙哥汗繼汗位後，一邊派人到西藏清查戶口、劃定地界，實行分封製；一邊又頒發诏書宣布免除僧人賦稅、兵差、勞役，保護僧人們的利益。诏書中還承認薩迦派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的領先地位。蒙哥汗與薩迦派保持正式關系外，同時也與其他教派發生關系。蒙哥汗在西藏的封地就是止貢派的勢力範圍，而且他與噶瑪噶舉派也有密切的關系。該派領袖噶瑪拔希于1256年投奔蒙哥汗，蒙哥汗除賜授他金印、白銀外，還有一頂金邊黑帽，從此開始了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的轉世。可見，蒙哥汗統治時期，對藏傳佛教各教派采取的是平等對待、兼容並蓄的保護政策，這亦是按照蒙古汗國的製度統治西藏的比較可行的辦法。從此以後，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的優勢地位，就必須注意加緊與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員，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聯系，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扶植。總之，蒙哥汗時期對西藏的經營，無論是派軍隊鎮守、清查戶口，還是以各種手法攏絡西藏佛教各教派上層人士等，其目的是爲了把西藏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
藏傳佛教進入蒙古宮廷，成爲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過忽必烈汗與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爲薩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繼承了他叔父的衣缽，使佛法在蒙古統治階層中得到發揚光大。而作爲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顯然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歲時來到蒙古，在蒙古王室裏成長。他不僅學習和掌握了蒙古語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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