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萬有文庫本.)。明律也規定，凡寺觀庵院“不許私自創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爲奴”(注：［明］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叁•律例四•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M].萬有文庫本.)。對僧人俗民私造寺觀的行爲，始終采取打擊辦法，如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曾于萬曆二十叁年(1595)坐私造寺院罪，被發配廣東雷州充軍，十余年始歸。這裏講嚴禁私創寺觀，僅是指要禁止未得國家准許而擅自築寺的犯禁行爲，並不是完全根絕創立新寺的可能，實際上在洪武、永樂間，各地都有一些新寺出現，如北直隸永平府在明初曾築隆教寺，保定府也建了大覺、法雲、寶安等僧寺。南直隸之應天府在洪武時新建有清涼、天界寺，永樂十年(1412)又築報恩寺，因爲工程浩大，工期拖延達六年之久方竣工。特別是成化時期，濫行賣度使得僧尼人數激增，隨之新築的佛寺也增多。如當時的北京城內外常有朝臣、宦者借名創建新寺，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其地已有敕額寺院673所，此後又新築佛寺多所，隨之出現了“西山等處(寺觀)相望不絕”的嚴重狀況，禮部尚書周洪谟爲之驚歎說：北京一帶“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于此時者”(注：［明］俞汝楫.禮部志稿•卷七四[M].周洪谟.星變陳言九事疏.)。
經過整頓，元代以來，僧團內部出現的不持戒，不讀經的頹靡之風大爲改觀，僧人研習佛經，修持戒行的風氣日熾，名匠輩出，繼明初的宗泐、來複、道衍、溥洽之後，又有紹琦、慧經、雪浪、明河、萬金，皆負盛名。特別是神宗萬曆時期，又形成佛教的複興氣象，出現了雲棲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號稱明末四高僧。這種局面，與明政府對佛教的整頓不無關系。
五、頒行《清教錄》，捕殺僧徒中的“逆黨”
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政府曾頒行過《清教錄》。朱元璋的清教活動乃是明初的一個重大事件，對之明代的重要文獻《明會典》、《國榷》、《金陵梵刹志》等均有史綱性記載，但具體內容俱不詳。惟見《明太祖實錄》卷209雲：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已，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須發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爲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曆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禅、曰講、曰瑜伽，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並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仿瑜伽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
若只依《明太祖實錄》的記載，我們不難發現《清教錄》的主要精神應有五點，即：一、拆並府州縣寺觀，僧道集中居住；二、禁止僧道雜處于外，與民相混；叁、已翻譯出的佛經不得增減詞語，道士設齋不許拜奏青詞；四、僧道爲民衆設經忏道場要各依頒降科儀，不得妄立條章，多索民財；五、民間有信瑜伽教妄稱善友或假張真人私造符箓者，皆科以重罪。因受《明實錄》的誤導，數十年中，研究明代宗教史的學者，大多認爲《清教錄》所訂各條，並不是洪武後期創行的，而只是對洪武前期舊令的重申。洪武後期的清教活動，僅是洪武前期整頓社會僧團諸多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故而，進一步將“清教”與“整頓佛教”相混同，甚至，把明初整頓佛教活動名曰“清教”。
長期以來，筆者對上述觀點一向取苟同態度，很少産生過疑惑。可近讀明末清初大學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始覺得《明實錄》的記載及史學界的傳統意見值得商榷了。錢著卷八六《跋清教錄》雲：
《清教錄》條例：僧徒爰書交結胡惟庸謀反者六十四人，以智聰爲首，宗泐、來複皆智聰供出逮問者也。宗泐往西天取經，其自招與智聰原招迥異。宗泐之自招以爲惟庸以贓鈔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絕其車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從之。智聰則以爲惟庸與宗泐合謀，故以贓鈔誣奏，遣之西行也。果爾，宗泐之罪自應與惟庸同科，聖祖何以特從寬政著作散僧耶？豈季潭之律行素見信于聖祖，知其非妄語抵謾者故，終得免死耶？汪廣洋貶死海南在洪武叁十二年十二月(按：《四部叢刊•牧齋初學集》是文年代有誤，汪貶死于洪武十二年)，去惟庸之誅才一月耳，智聰招辭：“惟庸于十一年已雲，如今汪丞相無了，中書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則智聰之招未可盡信也。聞《清教錄》刻成，聖祖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廣布，今從南京禮部庫中抄得，內閣書籍中亦無之。
又按：《清教錄》複見心招辭，本豐城縣西王氏子，祝發行腳至天界寺，除授僧錄司左覺義，欽發鳳陽府槎芽山圓通院修寺住。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獲胡黨僧智聰，供稱胡丞相謀舉事時，隨泐季潭長老及複見心等往來胡府，複見心坐淩遲死，時年七十叁歲。泐季潭欽蒙免死，著做散僧。野史稱：複見心應製詩有“殊域”字，觸上怒，賜死。遂立化于階下，不根甚矣。
雖然錢氏沒有著錄《清教錄》的具體內容，但從他所撰跋文看出，洪武二十四年頒出的《清教錄》並非如《明太祖實錄》中所載，要拆並寺觀，禁止僧徒與俗民雜處，禁止僧道借經忏道場多索民財等。而是再興胡黨獄，捕殺懲罰與胡惟庸有交結的僧人六十四人，當時的高僧智聰、來複等成爲朱元璋暴戾性格的冤鬼，宗泐也遭受了極大的苦難。《清教錄》名爲“清教”，實爲“清黨”。
事情是這樣的，雖然洪武十叁年(1380)，朱元璋以“謀不軌”罪名捕殺胡惟庸，但“胡黨案”並未結束，清查追捕胡黨便長期成爲懸在文武大臣及方外人士頭上的一把魔劍，朱元璋隨意擎起這把劍而將那些假設的“敵人”給予肉體消滅。洪武十九年(1386)，由林賢獄牽出胡惟庸通倭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再從戰爭俘虜封績供詞中牽出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等一批朝廷重臣，皆坐胡黨被殺。至此朱元璋還不斂怒顔，下令在朝野肅清逆黨。各級官府掀動冤獄，酷刑逼供，株連濫殺者達叁萬余人。接之，明廷爲《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推測《清教錄》就是在亂誅胡黨的大冤獄背景下出籠的，甚至它是作爲《昭示奸黨錄》的補充文件出臺的。可能朱元璋自己也覺察到宗泐、來複等僧人的冤情及“清教”運動的失誤，才在《清教錄》刻成後，旋命將刻版妥爲保藏，不令廣行，甚至內閣書籍中也不載《清教錄》內容。
陳述到這裏，應該說《清教錄》頒出的背景，所涉及內容及明清文獻中皆不載其文的原因，都該清楚了。所留的疑惑只是如何解釋《明太祖實錄》記載與《牧齋初學集》跋文間的差異問題，也就是如何把握他們的真僞問題。從上引錢氏跋文可知，錢謙益曾就《清教錄》內容作過一定的考證，且因內閣書籍中未見到著錄，只得在南京禮部檔案中抄錄了原文。揆其情理，錢說不虛妄，是可信的。至于《明太祖實錄》，其先後修訂過叁次：第一次爲建文時方孝儒主持修撰；第二次爲永樂時，由李景隆等修，並由熟悉明初事迹的劉辰參加編修；第叁次第永樂時，由姚廣孝、夏原吉等人主持重修。永樂時兩次重修的結果，將認爲有礙統治者的地方悉加裁革，因而多有失實之處。故我們推測，《明太祖實錄》中的那段《清教錄》文字，可能就是永樂重修後失實的結果。上述認識並非完全出于臆說，我們對閱《金陵梵刹志•欽錄集》的文字，知道《明太祖實錄》有關《清教錄》的條款皆出于《申明佛教榜冊》，其中：禁止僧道雜處于外或與民相混一條，與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一日朱元璋的聖旨精神相一致；拆並寺院一條，是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明太祖對僧錄司官員欽旨的摘錄；不許僧道借設經忏而索詐民財一條，系《申明佛教榜冊》相關規定的壓縮字句。由此，我們可以認爲，《明太祖實錄》所載《清教錄》的相關規定，原來多錄自《申明佛教榜冊》，即永樂重修《明太祖實錄》時，采取了移花接木手法，將《申明佛教榜冊》內容移作《清教錄》內容，這樣清教活動的性質便由原來的“清胡黨”變成了整頓佛教，由政治行爲變成了文化行爲，使之與明初的宗教政策接了軌，從而掩蓋了暴戾君主殘酷迫害僧人的一段史實。但經過清教活動的打擊，僧人奔走朱門，交結權貴的世風有所收斂，這應該是清教活動的積極影響。
《深洪武、永樂年間對僧團的全面整頓(白文固)》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