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佛學對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響

　　張學強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18-27頁

　　【作者簡介】張學強，華東師範大學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號陽明，世稱陽明先生。他是明代中期陽明學派的創始人，是明代最重要的理學家，其教育思想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發展進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響深遠。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受佛學的影響較大，探討佛學對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響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把握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實質，了解佛學對于中國儒學教育思想的發展所起的影響，也有其積極現實意義。

　　 　　一、王守仁學術與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與佛學的關系

　　 黃宗羲在《明儒學家》中對王守仁教育與學術思想曆程的總結是：“先生之學，始泛濫于辭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叁變而始得其門”。(注：《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對于王守仁的思想的發展過程，王守仁弟子的認識並非完全一致，在當今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看法，但上述《明儒學案》所述簡單明了，大致不錯。

　　 王守仁早年涉獵甚廣，興趣廣泛，湛甘泉爲王守仁所作墓誌銘中稱其“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叁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于聖賢之學”(注：《王陽明全集》卷叁十八《世德記》。)，但這“五習”並非依次展開，而是幾乎爲王守仁同時所好。(注：參見秦家懿：《王陽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版。)在這五習之中，最重要的是辭章與佛氏兩習，而這兩習之間，還有一個“爲宋儒格物之學”的重要環節。客觀地講，從青少年時期起，在家庭及其所處社會的儒學文化環境的薰染下，王守仁向慕聖學之心始終未變。他在少年時便講：“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當讀書學聖賢耳”(注：《王陽明全集》卷叁十叁，《年譜一》。)十八歲迎娶諸氏，途中谒見婁諒，婁諒與“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學可至，遂深契之”(注：《王陽明全集》卷叁十叁，《年譜一》。)。王陽明在以後的幾年中，也一直在實踐著婁諒指示的宋儒格物之學，甚至在泛濫辭章與釋老二氏的同時，仍按朱子循序致精的方法謀求通過讀書達到“物理”與“吾心”的合一，在丙寅年(1506年)與湛甘泉定交于京師後，遂歸本于濂洛身心之學，但直到龍場頓悟終于了悟聖門格物致知之宗旨，才立下了自己“致良知”之學問大旨，終生未變，晚年只不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而己。由此我們可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其一，王守仁一生未抛棄儒學。辭章之學、朱子之學與二氏(釋老)之學，只是王守仁企圖通過它們實現自己儒學夢想而終未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王守仁自稱：“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于衆說之紛撓疲 ，茫無可入，因求之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與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谪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注：《王陽明全集》卷叁，《朱子晚年定論》。)詞章之學的弊端自不必說，宋儒(主要是朱子理在萬物和循序格物的思想)由于析心與理爲二，亦未能使王守仁感到精神的提升而徒有聖學“茫無可入”之感，而對佛老之學的潛心與沈溺雖暫時使王守仁克服了宋儒“析心與理爲二”的毛病而專注于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但佛老之學與現實社會生活隔絕的顯明特征使其與傳統儒家教育入世的精神格格不入，恪守儒家“修齊治平”原則的王守仁當然不會最終歸心于此，龍場之悟後揭“致良知”之教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其二，王守仁學術與教育思想演變過程，對王守仁的思想尤其是其教育思想體系的建構來講更多的是積極意義而非消極意義，它使王守仁能夠取各家之長，避各家之短。對于辭章之學，王守仁著重強調其負面影響，對其痛加針貶，認爲“後儒之沒溺辭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注：《王陽明全集》卷六，《寄鄒謙之》。)批評當世學者，業詞章，習訓诂，探赜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而一無所獲，“非所以深造以道也，則亦外物而己耳，甯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注：《王陽明全集》卷七，《自得齋說》。)陽明後學絕少有溺于辭章者，與王守仁對辭章之學的批判是分不開的。對于宋儒尤其是朱子讀書格物之說，王守仁在認同其爲儒學教育的前提下，更爲強調對其流弊的反拔，他講：“朱子所謂“格物”雲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注：《王陽明全集》卷二，《傳習錄中》。)在他看來，析“心”與“理”爲二的做法不僅使人出現內外相背、言行不一的現象，而且易使人舍本求末，紛紛講說于外而不關向內之事，囿于枝葉而馳骛于外，無疑背離了儒家的精神，最終造成“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弊”(注：《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的境況。應該說，王守仁對宋儒尤其是朱子讀書格物之學流弊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與佛老特別是禅宗的心、性之說的影響有關，也正是在對佛老之學長期的鑽研中，王守仁看到了它們與心學的溝通之處，即本心自足，盡心內求，並以此作爲反拔宋儒心外求理之弊的思想前提。他講：

　　 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诂、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日新，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複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知其纰缪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哄然指爲禅學而群訾之。(注：《王陽明全集》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

　　 結合下文王守仁對禅學與心學同求盡心的表述，我們便可確知心學之所以被“哄然指爲禅學而群訾之”，正是由于王守仁企圖借用禅學心性修養論訂正儒學教育之流弊而又不被認同的必然結果。當然，對禅學心性修養論的借用是建立在對其流弊的洞察之上的。不管受佛學影響多大，王守仁始終沒有丟掉儒家的入世情懷，始終清醒地以儒學“修齊治平”的道德理性原則與佛學出世之教劃疆判界。《傳習錄上》載王守仁對其弟子肖惠好佛老之學的批評：

　　 肖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自幼笃專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叁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叁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厘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竊腐鼠耳(注：《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

　　 雖然兩者在心性修養論上有相似之處，但在終極追求或教育目標上兩者則是天淵相別，佛教與道家一樣宣揚出世思想，而儒家教育經千百年衍傳雖流弊不斷，但其“修齊治平”的入世原則始終沒有改變。如果說，王守仁在批判傳統儒家教育的流弊時主要借用佛(老)尤其是禅學心性修養論之說，那麼，在批判佛老之學時則主要以傳統儒家教育入世的基本原則爲基礎，因此，所謂“錯用”只能從其發現心學與佛(老)在終極(教育)目標究竟不同這一層面上去理解。這樣，和“錯用”相對的不是“不用”而是“如何正確的用”，即在自己的教育思想體系中如何合理地“放置”佛(老)思想。王守仁講：

　　 聖人盡性至命，何所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聖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注：《王陽明全集》卷叁十二，《補錄》。)

　　 王守仁的這段論述比較鮮明、全面地表達了他的儒佛關系論：其一，從現象上講，後世儒者從狹隘的門戶之見出發，不知道用開放的眼光看待佛學，納其之長以克己之短，從而完善、充實儒家教育思想體系，而是認爲儒自儒、佛自佛，兩不相幹；其二，從本質上講，聖人之學大道達用。公而無私謂之大道，融會百家謂之達用，從此意義上而言，佛學便爲聖人之學的一用，離開聖人之學，佛學只是自私小道而已。這樣，以儒統佛、以佛學修養論補充儒學修養論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這種認識是王守仁在其漫長、複雜的思想經曆中最終洞察儒佛各自優、缺點之後形成的。

　　 　　二、佛學對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響

　　 佛學中對王守仁教育思想影響最大者當屬禅宗，在這裏，也主要講禅宗對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響。在明以後，陽明心學的反對者即目王學爲禅學，如陳建便認爲，“陽明于禅學，卷舒適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卻成一部禅，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禅矣。”(注：陳建：《學蔀通辯》卷九《續編下》。)一些陽明心學的擁護者如劉宗周也認爲，“古之爲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傳而爲程朱，再傳而陽明子，人或以爲近于禅。即古之爲佛者釋迦而已矣，一變而爲五宗禅，再變而爲陽明禅”。(注：《劉子全書》卷十九。)今人葛兆光也認爲，“在王陽明那裏，“性善”論與禅宗的“本心清淨”論是合二爲一了，……禅宗的“直指本心”的簡便方式披上了儒家的冠冕衾衣，還取了名叫“致良知”，就像南宗禅的簡易工夫擊敗了北宗的繁瑣方式一樣，直接明了的王氏心學逐漸取代了步步推進、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注：葛兆光：《禅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頁。)從發展趨勢(劉宗周)以及王守仁心學教育思想與禅宗在學理上的相近(葛兆光)而論，王守仁心學教育思想受到禅宗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分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從教育本體論層面來講，王守仁之良知說受到佛學尤其是禅宗佛性說的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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