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陳寶良

　　[杭州]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153-159頁

　　【作者簡介】陳寶良，男，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內容提要】明代儒、佛、道叁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爲中心，並由衆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遊，互爲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本文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明儒叁教合一之論，及其來自佛、道人士的回應，以闡明這種觀念對晚明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間生活層面所烙下的種種印記。

　　【關 鍵 詞】明代|儒佛道合流|世俗化|通俗化

　　 　　引言

　　 儒、佛、道叁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叁教講論，雖肇始于北周武帝時，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叁教名流論難爲風尚，並漸由論難而趨于融彙調和。羅香林《唐代叁教講論考》一文，通過對唐代叁教講論的具體考察，指出叁教歸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注：羅香林：《唐代文化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59-160、170-171頁。)叁教講論導致了學者以釋道義理解釋儒家經義，從而促進了儒家思想的轉變。顯然，宋人理學，唐人已開其先緒。(注：羅香林：《大顛惟俨與韓愈李翺關系考》，見前揭《唐代文化史》，第191頁。)至宋，宋儒周敦頤輩援佛入儒，革新儒學，形成理學。這已爲學術界公認的事實。(注：可參見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第46-84頁。)及明，尤其是晚明，叁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爲風氣。

　　 關于明代叁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學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荒木見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書中，專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叁人爲個案，考察明末儒、佛、道叁教的調和思想。(注：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年，第149-185、265-291頁；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79年，第324-366頁。)而島田虔次更是通過對晚明士大夫生活與意識的勾勒，以說明叁教合一思想對士人生活的部分滲透。(注：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ゐ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築摩書房，1970年，第230-284頁。)柳存仁著有《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等文(注：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9-932頁。)，比較系統地厘清了明儒與佛、道二教之關系。而李焯然對明代著名學者焦竑的叁教觀所作的個案分析，無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叁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注：李焯然：《焦竑之叁教觀》，收入作者所著《明史散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09-140頁。)

　　 明代儒、佛、道叁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爲中心，並由衆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遊，互爲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本文與前人研究的不同之處，則在于將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課題，以社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過綜合剖析明儒叁教合一之論，或者來自佛、道人士的對此論的響應，以闡明這種觀念對晚明思想、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間生活層面所烙下的種種印記。

　　 　　一、儒、佛、道趨于合流

　　 明代儒、佛、道叁教的合流，可以從以下叁個方面加以綜合的考察，即叁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濫觞及其流衍，叁教堂(或閣)的出現，以及士大夫與佛、道人士相交成風。

　　 　　(一)叁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開明代叁教合一風氣之先。太祖曾經入寺爲僧的經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陰翊王化的玄機，深知佛、道二教內部的弊端，並力行整頓。在此基礎上，明太祖進而提出了叁教並用之說：“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神鬼，人無畏矣。王綱力用焉。于斯叁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叁王，刪詩製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注：朱元璋：《明太祖禦製文集》卷11《叁教論》。)朱元璋曾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于皇覺寺。內一款雲：“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注：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卷5《僧流參二氏法度》。)明經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實就是鼓勵僧流參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則是叁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應之。朱元璋提倡叁教並用，其臣下隨之極力鼓吹。宋濂號稱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瞭太祖旨意，故對禅學也深信不疑，並對佛教的作用也稱頌有加。他說：“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注：宋濂：《圓辨順禅師志略》，載《金陵梵刹志》卷3《鍾山靈谷寺》。)明代學者羅欽順稱宋濂學問，“一生受用，無非禅學而已”，(注：羅欽順：《困知錄》卷下。)可謂一語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學者中，主張叁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頗有人在，諸如烏斯道稱：“佛亦贊天子之教化”；張孟兼則將道家世俗化，從而達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陳琏則更將道、俗合而爲一，認爲道教雖以清淨爲本，“而未嘗以捐絕世務爲高”(注：烏斯道：《春草齋集》卷6《重建水月觀音寺記》；張孟兼：《白石山房逸稿》卷下《太極宮碑記》；陳琏：《琴軒集》卷四《長春劉真人祠堂記》。)。如此等等，不勝贅舉。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奪取寶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廣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後，對佛教多有佑護。成祖朝時大量善書的編撰，說明叁教合一的觀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順事實》一書中，顯然已將儒家之孝道與道教的感應思想結合在一起(注：朱棣：《孝順事實》卷1，永樂十八年內府刻本。)。除《孝順事實》外，明成祖還敕撰《爲善陰骘》一書。通過“陰骘”觀念，教化民衆行善積德，從而使儒、佛、道在“陰骘”觀念上趨于融合。(注：《爲善陰骘》一書，爲明成祖敕撰，其例爲一則故事，一段議論，系之以詩兩首。有永樂間刻本。)而仁孝徐皇後所撰之《勸善書》，無疑是對成祖《爲善陰骘》一書的回應，從而將儒、佛、道叁教勸善之言熔于一爐。(注：仁孝皇後：《勸善書序》。《勸善書》二十卷，明仁孝徐皇後撰，有永樂刻本。按：禦製、敕撰抑或皇後親命撰寫，這方面的善書尚有明宣宗敕撰的《五倫書》(有景泰間刻本)與萬曆年間慈聖太後命一和尚親手鈔錄的《寶善卷》(有萬曆間鈔本)。內容均與叁教合一有關。)所有上述禦製書或敕撰書，均以儒家的五倫甚或孝道爲中心，別采佛、道勸善之言，以爲佑護、佐證，儒、佛、道融而爲一。綜所周知，這些書籍陸續被頒發于天下學宮，爲天下士子所必讀。由此可見，它們對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王陽明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叁教合一觀念的流衍或變遷中，王陽明更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導叁教合一，亦有學者宣揚叁教合流。然究其本質，不過是藉佛、道的威懾作用，暗助王綱。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過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陽明則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創製心學，其影響及于整個晚明思想界。盡管陽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則由王門後學陶望齡一語道破天機，即“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辟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注：陶望齡：《歇庵集》卷16《辛醜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

　　 陽明學術得益于佛、道二氏之處頗多，尤其與禅宗的關系更深。他的心學，即由禅宗“即心即佛”發展而來，而禅宗關于“定”與“慧”的關系問題，更爲王陽明“寂”與“照”的關系所取代。此中關系，明末清初學者張履祥已洞察秋毫：“叁教合一之說，莫盛于陽明之門。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墨盡歸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說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見逃儒以入釋，波流風煽，何所底極！”(注：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28《願學記》叁。)

　　 事實確乎如此。王門後學，大多逃于禅釋，主張叁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門後學爲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學者與之呼應，叁教合一之說一時甚囂塵上，甚至其影響及于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字。爲敘述方便，下舉羅汝芳、王畿、袁黃、李贽、屠隆、陶望齡、陶奭齡、公安叁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鍾惺、李元陽、管志道、焦竑、林兆恩等人爲例，以考察晚明叁教合一之風在學術界的流行。

　　 據明人記載，羅汝芳深嗜禅學，家中方僧常常滿座，以致“兩子皆爲所誘，一旦棄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終”。(注：伍袁萃：《林居漫錄畸集》卷2。)王畿雖曾區分儒、佛之異，更深究王學與養生家言的差別，然無論從其爲學過程抑或部分宗旨來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說：“吾儒極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注：王宗沐：《龍溪王先生集舊序》，王畿《龍溪王先生全集》前附。)

　　 在明末，袁黃與李贽均是婦孺皆知的人物，他們的學說已深入人心。究他們兩人的學術特點，事實上也是“混佛老于學術”，儒、佛、道叁教熔于一爐。正如明末學者張履祥所言：“近世袁黃、李贽混佛老于學術，其原本于聖人之道不明，洪水猛獸，蓋在于人之心術也。”(注：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27《願學記》二。)袁黃的出名，其實就是他所作的《功過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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