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二。按，陳龍正也載：“或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拈香聽經，拜高僧爲師。”見陳龍正《幾亭全書》卷22《政書•雜訓》。)這種風氣僅僅是儒、佛、道合流的綜合反映，而其具體的表現，則爲士人與僧道相交，恬不爲怪，甚至引爲風雅。
二、佛、道的世俗化
盡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導叁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間，與世俗混淆，並成立帶有濃厚世俗色彩的民間宗教，就會對傳統統治構成威脅。這一點已爲元末紅巾軍的曆史所證實。朱元璋對此抱有清醒的認識。明帝國一建立，他就開始整頓僧、道門風，嚴禁僧、道與世俗混同。自正統以後，僧徒冗濫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這些僧徒中，很多沒有取得國家的合法度牒，多爲私自剃度，其間的成分也就相當複雜，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盜事被發而更名換姓者，有系竈丁竈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複雜，加上出家爲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業發達以後所導致的城市生活繁華對僧徒的誘惑，難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貪念。與此同時，僧人以民間百姓爲門徒，壟斷民間修齋作福之類的佛事，並在歲時節序至民間打秋風，獲取齋糧，(注：弘治《吳江志》卷5《風俗》。)如此等等，無不都是佛教與世俗發生聯系的反映。
明中期以後，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倫理與儒家孝道觀的合一
何爲佛？何爲佛事？在儒、佛、道叁教合流過程中，明代士大夫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無不帶有世俗化的傾向。
首先，父母是佛。早在明初，明太祖就規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凡僧尼道士、女冠，均需“拜父母，祭禮祖先”。(注：熊鳴岐：《昭代王章》卷2《僧道拜父母》。)一至晚明，更是出現了父母是佛、盡孝即爲禮佛的觀念，將佛教倫理與儒家孝道觀合而爲一。如李元陽認爲：“父母是佛，不用遠慕。”(注：李元陽：《中溪家傳彙稿》卷10《楊黼先生集》。)陶奭齡則對家人說：“堂前有活佛，即是汝輩之敬田；坐上有窮親，即是汝輩之悲田。”(注：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卷上。)言外之意也是認爲照顧父母與窮親同樣就是虔慕、布施。而袁中道更是主張：“叁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耳。”(注：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3《叁和上人養母堂詩序》。)這顯然是以儒家孝道觀爲中心，將儒、佛、道叁教融合在一起。
其次，心即佛。如萬表認爲：“夫佛者，心也，心即佛也，心外固無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廢畎畝而望雨谷于天，終必饑亡而已。”(注：萬表：《玩鹿亭稿》卷3《明州叁佛傳序》。)從禅宗、王陽明到萬表，這種思想可謂一脈相承。事實上，心即佛，即王陽明心即良知的翻版，似乎無甚新意，而其實際意義卻不容忽視，也即它最終導致了佛光的消散，佛教的世俗化。
再次，禅是剛。如李廷機談禅最爲切實，確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他將禅定爲“割得斷”、“剛”(注：李廷機語，見陳弘緒《寒夜錄》卷上。)，從中所透視的底蘊仍是實心爲國爲民任事這種世俗的實用價值。此與張居正從佛事中悟得任事，倒是一脈相承。而張居正的實心任事精神，則又導源于《中庸》的“誠”或者孟子的“大丈夫”。
第四，世事即佛事。這一說法來源于王陽明哲學，即陽明學說中爲學不離官事，從官事、簿書中求良知。這類思想，可以李贽之說爲代表。李贽曾說：“天下甯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換言之，他主張，所謂阿彌陀佛也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注：李贽：《焚書》卷1《答周西岩》。)鍾惺更是由此推論：“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得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注：鍾惺：《隱秀軒文•秋集》疏一《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忏疏》。)
(二)僧人娶妻
僧道號稱出家人，自應六根清淨，一切世俗的享受，均在摒棄之列。明初，朱元璋曾在法律上限製僧人娶妻行爲的發生。可是，一至晚期，在佛、道世俗化的過程中，僧人娶妻已不乏其例。明代的民歌已經道出了“和尚娶家婆”的事實。(注：墨憨齋主人：《山歌》，見蒲泉、群明編《明清民歌選》甲集。)究其實，則是色欲難戒，向往世俗人的生活。于是，有一些僧人開始從《西廂記》這樣的“淫詞豔曲”中悟道。(注：馮夢龍：《情史》卷15《情芽類•畫西廂》。)
在明代，僧人有妻室已是習以爲常。如鳳陽大龍興寺，在明初時，據太祖敕谕，只有前輩老僧方可有妻室。其他後進僧人，如果也有妻室，即使在寺中輩份較高，下面的僧人也可以加以淩辱。但是，到了明末，僧人一概“葷娶”，也無差累。福建邵武、汀州的僧人，也都娶妻。寺僧數百，推一人削發，“馀如民俗”。雲南大理府僧人均有妻子，“亦談儒書”。(注：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僧娶妻室》。)
(叁)僧人治生求利、喝酒
“僧習爲市”，固然與釋家本色不合，卻是晚明僧人的實錄。據記載，晚明一些村落中老僧，已將“居積致富”視爲“治家本業”，反而將“聽講佛經”視爲邪道。(注：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1《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村落中老僧尚且如此，居于城市之僧更不免爲市習所染，日爲治生計。如蘇州虎丘山寺，其師澄公率二叁僧徒，日爲治生計。“而蘇俗缁流，市酤以爲常。師不得已，偕衆之海虞市井，不二價，遠近歸之。息頗贏”。(注：祝以豳：《虎丘悟宗禅師傳》，見黃宗羲《明文海》卷420。)于是，一些寺廟淨地卻與民居相雜，“而僧習爲市，已不複知薙發爲何事”。(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7《衆香林疏》。)甚至殺生酗酒，也成爲禅門衆僧的本色行當。(注：陳龍正：《幾亭全書》卷22《政書•鄉籌》五《僧規》。)
(四)僧人結交官府
僧與士人相交，事實上已是結交官府的開端。這是僧人參與朝廷政治的表現。尤其是一些京師大刹，多爲太監所建，一些官員就通過結交僧官，再通過太監這層關系，以使自己官運亨通。(注：陸容：《菽園雜記》卷5。)僧人與官場打交道一多，勢必也受到官場習氣的影響，于是一些僧人開始模仿官場稱謂，在僧人中間也流行起諸如“老爺”一類的稱呼。(注：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卷2《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仆稱呼議》。)
(五)道教的世俗化傾向
與佛教的世俗化相應，明代的道教經過叁教合流之後，同樣有趨于世俗化的傾向。這可以從明人李天木之論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簡易平實，大體謂“道不離日用飲食，不必絕俗離世，長往深山也”。(注：歸莊：《歸莊集》卷5《與大鴻》。)
道士一旦流變爲方士，其世俗化的特點就更爲明顯。明代方士大多遊于公卿之門，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寵信，如成化年間的李孜省、嘉靖年間的陶仲文。而其下者，則流爲巫公、師婆、火居道士，從事民間的宗教信仰活動。火居道士，即道士中有妻室者。而道士之妻，則稱“道嫂”。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動向，也已開始蠢蠢欲動，一有機會即參與反叛朝廷。如“苗賊作亂”時，火居道士李珍、武當山道士魏玄沖均參與其中，(注：《明英宗實錄》卷268，景帝七年秋七月。)即爲一例。
叁、儒學的通俗化
儒學本無神秘的內容，本來就是世俗的東西。一至宋代理學，援佛入儒，將天理推至自然法則這一定理，好高骛遠，頓成玄虛，似乎已多少帶有一點神秘化的因子，而與世俗相去漸遠。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將玄虛的“天理”回歸爲人本心內的“良知”，由此帶來了儒學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明代儒學的通俗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業中求道
王陽明心學的最大特點，就是求道不離卻世事、人倫物理。而王氏後學論學，也大多具有這種特色。如王畿就主張即業成學：“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注：王畿：《龍溪王先生全集》卷7《書太平九龍會籍》。)李贽認爲：“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注：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22《雜說類》，引李贽《答鄧石陽書》。)袁黃則強調業中求道，而且將“治生産業”亦視作求道之業。(注：袁黃：《訓兒俗語》第五《修業》，收入《了凡雜著九種》。)而萬表不但承認吏隱，而且主張“商隱”。只要是有道之士，只要嚴守“中之所存”，就不必拘泥于是否“混迹于名利之場”。(注：萬表：《玩鹿亭稿》卷5《大沙草堂雜言》。)
(二)人人皆可成聖——儒學的大衆化
自從王陽明創立王氏心學並主張人人皆可爲堯舜之後，王氏後學一直在尋找使儒學大衆化的道路。即以羅汝芳講學爲例，在他看來，無論衙役、門子、皂隸，只要真心向學，均可以成爲聖賢。(注：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卷上。)正是因爲有了這種信念，晚明學者講學多不區分參與者的身分，目的就是爲了使儒學通俗化。譬如，王畿在太平創立的“九龍會”，初時只有舉業子參與其間，“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注：王畿：《龍溪王先生全集》卷7《書太平九龍會籍》。)馮從吾與同志在西安寶慶寺講學，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者，鹹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注：民國《長安縣志》卷19《風俗志》。)
儒學一旦通俗化，與民間農工商賈、仆僮炊婦輩結緣，難免會出現俗化的現象。民間出現稱孔子爲“孔聖人老爺”，(注：鄭仲夔：《隽區》卷8《通隽》。)事實上就是晚明儒學通俗化的必然結果。
(叁)士人的山人化
在晚明儒、佛、道合流的過程中，從士人中遊離出山人這種特殊的社會階層，其實並不足怪。原因很簡單，隨著儒、佛、道合流而來者，爲儒、佛、道的世俗化，而其世俗化的特點，無非就是嗜名、求利。即以禅宗爲例，在明末已成爲“文士之變相”，而其特點，正如張爾岐所言，不過是士人好名的積習所致而已。(注：張爾岐：《蒿庵閑話》卷2。)士人好名積習難改，然士人談禅說玄，難道僅僅是爲了釣名？事實並非止此。隨著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所謂的“名士”，亦並非清慎幹淨，更多的是帶有世俗化以後的因子。正如陸文衡所揭示，在明末，欲成爲名士並不難，只要有數十金，出入于禮忏會、賭博場即可。(注：陸文衡：《啬庵隨筆》卷4。)正如作者所言，此言雖谑，卻是切中世情。那麼，當時的世情又是如何呢？這可以黃宗羲的一段話作爲概括：“余嘗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注：黃宗羲：《孟子師說》卷7《自範之齊》章。)所謂“市井氣”，說白了，仍然不過是求利意識太濃。
從這種角度而言，山人的出現則是最好的反映。何謂“山人”？原本應該是一些隱居岩澤、身自高潔之人。那麼，晚明的山人又如何呢？恰如明人董斯張所言：“古岩澤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冠裳多婢妾。”(注：董斯張：《吹景集》卷1《朝立閣雜語四十則》。)換言之，晚明的山人，不過是一群挾詩文以奔走公卿之門的布衣，多有市井氣。
結語
導源于明初的儒、佛、道叁教合流思潮，經過明代中期的發展、演變，至晚明而成一時風氣，並開始向世俗化方面演進，其影響已是相當深遠。假若說倡導叁教合流者多爲士大夫的上層，而其影響則已及于一般士子。萬曆以後時文中風行佛經、道藏之語，(注：《明神宗實錄》卷183，萬曆十五年二月戊辰條。)就是最好的例證。
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結局，就是導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謂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從遠離人情物理的虛寂、玄遠世界，回歸充滿人情意味的塵世；而從儒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從程朱理學那種極端化的“天理”，回複到頗有人情味的“良知”，從而與近代化的進程桴鼓相應。
毋庸諱言，隨著儒、佛、道叁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産生了一股“狂禅”的習氣，從而導致士人逾越禮教的規範，縱欲主義的思潮泛濫；甚或佛、道二教清淨門風敗壞，僧人、道士趨于無賴化。
從明代儒、佛、道叁教合流觀念的變遷來看，初期合流不過是藉此維系禮教秩序下的傳統統治。而至中期以後，士大夫或逃釋，或趨玄，叁教合流已成定勢，無不說明理學已是窮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異端分子從儒家陣營中遊離出來，舉起叁教合流的大旗，從而使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間，並在晚明各個文化層面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陳寶良)》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