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注：李贽：《初谭集》卷11《释教》。)

　　 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注：屠隆：《白榆集》卷5《重修首山乾明寺观音阁记》；屠隆：《由拳集》卷2《十贤赞》。)

　　 陶望龄、陶奭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注：陶望龄：《歇庵集》卷16《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陶奭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注：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17《说书类》。)。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3《德山塵谈》。)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2《示学人》。)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注：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2《退谷先生墓志铭》。)而谭元春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注：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14《洪山四面佛庵建藏经阁募疏》。)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5《重刻法华要解序》。)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5《金汤外护名义》。)

　　 焦竑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注：焦竑：《支谈》上，载《宝颜堂秘籍》汇集。)；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注：参见焦竑《国史经籍志》卷4上《子类•道家》。)。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注：焦竑：《支谈》上，载《宝颜堂秘籍》汇集。)这显然说明，一至焦竑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注：顾大韶：《炳烛斋稿•易外别传序》。)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注：庄昶：《定山集》卷6《赠禅老清上人授僧录左觉义序》。)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注：吴宽：《匏翁家藏集》卷42《雨庵宗谱序》。)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注：陆容：《菽园杂记摘钞》一，载《纪录汇编》卷180。)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 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注：陈琏：《琴轩集》卷8《冲阳子传》。)

　　 　　(二)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21《文庙》。)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注：曹安：《谰言长语》卷上，载《宝颜堂秘籍》汇集。)

　　 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注：费尚伊：《市隐园集》卷24《槐林社记》。)。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8《三教阁记》。)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注：嘉靖《徐州志》卷八《人事志三•祀典》。)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注：施显卿：《奇闻类记•奇遇记》。)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璙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注：嘉靖《南畿志》卷13《祠庙》。)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注：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皇都杂记•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注：吴之鲸：《武林梵志》卷1《城内梵刹》。)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注：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注：瞿汝稷：《荆州天皇护国寺募接待檀文》，载黄宗羲《明文海》卷98。)明人蒋德璟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注：蒋德璟：《理学经纬十书序》，载黄宗羲《明文海》卷229。)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注：王之翰：《凝翠集•文集》，《书湛然僧卷》。)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注：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7《愿学记》…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陈宝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