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類善書，而此類善書的中心思想，仍是報應、陰骘，其根本則是儒、佛、道叁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斷言：“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于聞道也。”(注：李贽：《初譚集》卷11《釋教》。)

　　 屠隆自稱好談二氏，對佛、道均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爲佛“宣教淑人，亦輔儒者之不逮”；他專寫《十賢贊》一篇，首列老莊，稱老子爲“吹萬布德，真人是儲”。(注：屠隆：《白榆集》卷5《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屠隆：《由拳集》卷2《十賢贊》。)

　　 陶望齡、陶奭齡兄弟對佛、道二教揄揚甚力。陶望齡在參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參默識”，並對當時京城官場中以“攻禅逐僧”爲風力名行很不以爲然：“吾輩雖不挂名彈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攜手而去。”(注：陶望齡：《歇庵集》卷16《辛醜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陶奭齡在學術上受其乃兄影響頗深。他在叁教思想上最著名的論斷就是對儒、佛、道叁教不作優劣判斷，斷定同爲日月。(注：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在公安叁袁中，長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認爲，叁教主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這就是學禅而後知儒。他的目的當然是“借禅以注儒”(注：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17《說書類》。)。袁宏道關于儒與老莊同異之論，實具儒、道合一因子：“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3《德山塵談》。)而袁中道同樣也是叁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認爲：“道不通于叁教，非道也。學不通于叁世，非學也。”(注：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2《示學人》。)

　　 竟陵派文人也主張叁教合一。鍾惺至年四十九時，始念人生不常，認爲讀書不讀內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終非自己心得。(注：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卷12《退谷先生墓志銘》。)而譚元春之論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輔帝王治天下之書也”。(注：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卷14《洪山四面佛庵建藏經閣募疏》。)

　　 在晚明倡導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陽與管志道是兩位頗引人注目的人物。據載，李元陽頗究心釋典，以參儒理。其學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張儒、佛、道合一，認爲：“天地之間，惟此一道，初無儒、釋、老莊之分也。”(注：李元陽：《中溪家傳彙稿》卷5《重刻法華要解序》。)管志道的學術特點，就是希望以佛教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並收攝二氏。當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學爲正宗，佛、道只是爲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說：“愚嘗謂儒者不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注：管志道：《從先維俗議》卷5《金湯外護名義》。)

　　 焦竑堪稱王門後學中最樸實的學者。他對各種學術兼收包容的胸懷，以及所獨具的大文化觀，無不證明其在明代學術史上的地位，顯然與明初的宋濂有一脈相承之處。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斷言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注：焦竑：《支談》上，載《寶顔堂秘籍》彙集。)；而對道家，也不是采取簡單的排斥，而是分門別類，以恢複道家的本來面目(注：參見焦竑《國史經籍志》卷4上《子類•道家》。)。另一方面，他又將儒、佛、道叁教統一于“性命之理”。(注：焦竑：《支談》上，載《寶顔堂秘籍》彙集。)這顯然說明，一至焦竑之說，明代叁教合流已趨于總結。

　　 在叁教合流之風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過向民間進行活動，將儒、佛、道合而爲一，創立了獨特的“叁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張儒、佛、道合一者，都對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顧大韶，就認爲兆恩之學，“以儒爲表，以道爲裏，以釋爲歸，故稱叁教也”。(注：顧大韶：《炳燭齋稿•易外別傳序》。)

　　 儒家文人、學者主張叁教合一，很快得到釋、道二教人士的回應。如釋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處，諸如：儒曰“無極”、“太極”，即佛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于何處”；儒曰“讀書不如靜坐”，即佛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謂“真空絕相，事事無礙”。(注：莊昶：《定山集》卷6《贈禅老清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顯然，這是儒、佛合流之論。這種認識的取得，與其閱讀儒書有關。而在晚明，佛僧喜讀儒書者亦不乏其例。如釋戒征，“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注：吳寬：《匏翁家藏集》卷42《雨庵宗譜序》。)太倉海甯寺僧善定能講四書，裏中子弟從之遊。(注：陸容：《菽園雜記摘鈔》一，載《紀錄彙編》卷180。)如此等等，馀不贅舉。而道教人士在對待儒、道關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趨勢。如沖陽子宋 曾有一段說道新論，反映了道士在動、靜關系上，已與儒家有相同之處。(注：陳琏：《琴軒集》卷8《沖陽子傳》。)

　　 　　(二)叁教堂的出現及祠廟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釋迦、老子並祀于一堂之類的叁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說來，孔子祀于學，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觀，原本俱有定製，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將孔子、老氏、佛氏並祀于一堂。鑒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樂叁年(1405)，朝廷頒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釋老宮”。(注：徐學聚：《國朝典彙》卷121《文廟》。)然叁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盡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爲一圖，或者塑像于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爲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注：曹安：《讕言長語》卷上，載《寶顔堂秘籍》彙集。)

　　 這種行爲並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樣爲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陳白我，“建叁教堂，奉孔子暨二氏”(注：費尚伊：《市隱園集》卷24《槐林社記》。)。又賓州有一座叁教閣，居人楊鳳雲所建，“閣有孔子、釋迦、老子叁像”。(注：李元陽：《中溪家傳彙稿》卷8《叁教閣記》。)

　　 一旦儒、佛、道叁教聖人共聚一堂、一閣甚至一圖，那麼叁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這在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爲明顯。這可以析爲以下叁種情況：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廟，卻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漢高祖劉邦的祠廟，其香火由僧人管理。(注：嘉靖《徐州志》卷八《人事志叁•祀典》。)二是原本爲道教系統的神祠，卻也有僧人住持。如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注：施顯卿：《奇聞類記•奇遇記》。)叁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設于道觀中。如蘇州廣陵王祠，祀吳越中軍節度使錢元璙及其子文舉，即設于城內叁茅觀。(注：嘉靖《南畿志》卷13《祠廟》。)

　　 上述種種，固然與當時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趨勢桴鼓相應，但也與朝廷祀典、禮儀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關。明帝國以儒教立國，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國，每遇大朝會時，百官習儀卻不在國子監孔廟，而是在佛寺或道觀，先在慶壽寺、靈濟宮，後定于朝天宮。(注：蔣一葵：《長安客話》卷2《皇都雜記•朝天宮》。)朝廷如此，地方官員也只好照章辦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條。如杭州錢塘縣，每歲造土牛，均在靈芝崇福寺迎春。(注：吳之鯨：《武林梵志》卷1《城內梵刹》。)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叁)士大夫與佛僧、道士相交成風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爲佛教寺院的“護法”。(注：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爲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注：瞿汝稷：《荊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載黃宗羲《明文海》卷98。)明人蔣德璟也說，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注：蔣德璟：《理學經緯十書序》，載黃宗羲《明文海》卷229。)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詞翰，與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僅見的例子，不成氣候。中期以後，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叁教合流漸成氣候，士人與僧、道相交更是不爭的事實。這種風氣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規，不在僧寺、道觀清戒受持，而是到處遊蕩，遊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師爲甚。如明人言：“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刹甲宇內，叁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儲而叁之，故十方缁流鹹輻辏于是。”(注：王之翰：《凝翠集•文集》，《書湛然僧卷》。)二是士大夫師事沙門，大族中婦女、子弟甚至拜高僧爲師。如張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師事沙門，江南爲甚。至帥其妻子婦女以稱弟子于和尚之門。”(注：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27《願學記》…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陳寶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