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二。按，陈龙正也载：“或曰：近见大族妇人，入寺拈香听经，拜高僧为师。”见陈龙正《几亭全书》卷22《政书•杂训》。)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二、佛、道的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注：弘治《吴江志》卷5《风俗》。)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明中期以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的合一
何为佛？何为佛事？在儒、佛、道三教合流过程中，明代士大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不带有世俗化的倾向。
首先，父母是佛。早在明初，明太祖就规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凡僧尼道士、女冠，均需“拜父母，祭礼祖先”。(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2《僧道拜父母》。)一至晚明，更是出现了父母是佛、尽孝即为礼佛的观念，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合而为一。如李元阳认为：“父母是佛，不用远慕。”(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10《杨黼先生集》。)陶奭龄则对家人说：“堂前有活佛，即是汝辈之敬田；坐上有穷亲，即是汝辈之悲田。”(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言外之意也是认为照顾父母与穷亲同样就是虔慕、布施。而袁中道更是主张：“三教门庭异耳，其重孝等耳。”(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三和上人养母堂诗序》。)这显然是以儒家孝道观为中心，将儒、佛、道三教融合在一起。
其次，心即佛。如万表认为：“夫佛者，心也，心即佛也，心外固无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废畎亩而望雨谷于天，终必饥亡而已。”(注：万表：《玩鹿亭稿》卷3《明州三佛传序》。)从禅宗、王阳明到万表，这种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事实上，心即佛，即王阳明心即良知的翻版，似乎无甚新意，而其实际意义却不容忽视，也即它最终导致了佛光的消散，佛教的世俗化。
再次，禅是刚。如李廷机谈禅最为切实，确与说龙肉而不能饱人者迥异。他将禅定为“割得断”、“刚”(注：李廷机语，见陈弘绪《寒夜录》卷上。)，从中所透视的底蕴仍是实心为国为民任事这种世俗的实用价值。此与张居正从佛事中悟得任事，倒是一脉相承。而张居正的实心任事精神，则又导源于《中庸》的“诚”或者孟子的“大丈夫”。
第四，世事即佛事。这一说法来源于王阳明哲学，即阳明学说中为学不离官事，从官事、簿书中求良知。这类思想，可以李贽之说为代表。李贽曾说：“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换言之，他主张，所谓阿弥陀佛也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注：李贽：《焚书》卷1《答周西岩》。)钟惺更是由此推论：“所谓佛事、菩萨行，亦不得舍寻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别有所谓事与行也。”(注：钟惺：《隐秀轩文•秋集》疏一《募盂兰盆施食念经礼忏疏》。)
(二)僧人娶妻
僧道号称出家人，自应六根清净，一切世俗的享受，均在摒弃之列。明初，朱元璋曾在法律上限制僧人娶妻行为的发生。可是，一至晚期，在佛、道世俗化的过程中，僧人娶妻已不乏其例。明代的民歌已经道出了“和尚娶家婆”的事实。(注：墨憨斋主人：《山歌》，见蒲泉、群明编《明清民歌选》甲集。)究其实，则是色欲难戒，向往世俗人的生活。于是，有一些僧人开始从《西厢记》这样的“淫词艳曲”中悟道。(注：冯梦龙：《情史》卷15《情芽类•画西厢》。)
在明代，僧人有妻室已是习以为常。如凤阳大龙兴寺，在明初时，据太祖敕谕，只有前辈老僧方可有妻室。其他后进僧人，如果也有妻室，即使在寺中辈份较高，下面的僧人也可以加以凌辱。但是，到了明末，僧人一概“荤娶”，也无差累。福建邵武、汀州的僧人，也都娶妻。寺僧数百，推一人削发，“馀如民俗”。云南大理府僧人均有妻子，“亦谈儒书”。(注：谈迁：《枣林杂俎》义集《僧娶妻室》。)
(三)僧人治生求利、喝酒
“僧习为市”，固然与释家本色不合，却是晚明僧人的实录。据记载，晚明一些村落中老僧，已将“居积致富”视为“治家本业”，反而将“听讲佛经”视为邪道。(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1《游龙泉九子诸胜记》。)
村落中老僧尚且如此，居于城市之僧更不免为市习所染，日为治生计。如苏州虎丘山寺，其师澄公率二三僧徒，日为治生计。“而苏俗缁流，市酤以为常。师不得已，偕众之海虞市井，不二价，远近归之。息颇赢”。(注：祝以豳：《虎丘悟宗禅师传》，见黄宗羲《明文海》卷420。)于是，一些寺庙净地却与民居相杂，“而僧习为市，已不复知薙发为何事”。(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7《众香林疏》。)甚至杀生酗酒，也成为禅门众僧的本色行当。(注：陈龙正：《几亭全书》卷22《政书•乡筹》五《僧规》。)
(四)僧人结交官府
僧与士人相交，事实上已是结交官府的开端。这是僧人参与朝廷政治的表现。尤其是一些京师大刹，多为太监所建，一些官员就通过结交僧官，再通过太监这层关系，以使自己官运亨通。(注：陆容：《菽园杂记》卷5。)僧人与官场打交道一多，势必也受到官场习气的影响，于是一些僧人开始模仿官场称谓，在僧人中间也流行起诸如“老爷”一类的称呼。(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2《缘父子师徒名义以订隶属胥徒僮仆称呼议》。)
(五)道教的世俗化倾向
与佛教的世俗化相应，明代的道教经过三教合流之后，同样有趋于世俗化的倾向。这可以从明人李天木之论中，看出一些端倪。李氏之言，简易平实，大体谓“道不离日用饮食，不必绝俗离世，长往深山也”。(注：归庄：《归庄集》卷5《与大鸿》。)
道士一旦流变为方士，其世俗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明代方士大多游于公卿之门，有些甚至受到皇帝的宠信，如成化年间的李孜省、嘉靖年间的陶仲文。而其下者，则流为巫公、师婆、火居道士，从事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火居道士，即道士中有妻室者。而道士之妻，则称“道嫂”。究明代火居道士、道士的动向，也已开始蠢蠢欲动，一有机会即参与反叛朝廷。如“苗贼作乱”时，火居道士李珍、武当山道士魏玄冲均参与其中，(注：《明英宗实录》卷268，景帝七年秋七月。)即为一例。
三、儒学的通俗化
儒学本无神秘的内容，本来就是世俗的东西。一至宋代理学，援佛入儒，将天理推至自然法则这一定理，好高骛远，顿成玄虚，似乎已多少带有一点神秘化的因子，而与世俗相去渐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将玄虚的“天理”回归为人本心内的“良知”，由此带来了儒学的世俗化及通俗化。
明代儒学的通俗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业中求道
王阳明心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求道不离却世事、人伦物理。而王氏后学论学，也大多具有这种特色。如王畿就主张即业成学：“人人各安其分，即业以成学，不迁业以废学，而道在其中。”(注：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书太平九龙会籍》。)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注：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22《杂说类》，引李贽《答邓石阳书》。)袁黄则强调业中求道，而且将“治生产业”亦视作求道之业。(注：袁黄：《训儿俗语》第五《修业》，收入《了凡杂著九种》。)而万表不但承认吏隐，而且主张“商隐”。只要是有道之士，只要严守“中之所存”，就不必拘泥于是否“混迹于名利之场”。(注：万表：《玩鹿亭稿》卷5《大沙草堂杂言》。)
(二)人人皆可成圣——儒学的大众化
自从王阳明创立王氏心学并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之后，王氏后学一直在寻找使儒学大众化的道路。即以罗汝芳讲学为例，在他看来，无论衙役、门子、皂隶，只要真心向学，均可以成为圣贤。(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晚明学者讲学多不区分参与者的身分，目的就是为了使儒学通俗化。譬如，王畿在太平创立的“九龙会”，初时只有举业子参与其间，“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注：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书太平九龙会籍》。)冯从吾与同志在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9《风俗志》。)
儒学一旦通俗化，与民间农工商贾、仆僮炊妇辈结缘，难免会出现俗化的现象。民间出现称孔子为“孔圣人老爷”，(注：郑仲夔：《隽区》卷8《通隽》。)事实上就是晚明儒学通俗化的必然结果。
(三)士人的山人化
在晚明儒、佛、道合流的过程中，从士人中游离出山人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实并不足怪。原因很简单，随着儒、佛、道合流而来者，为儒、佛、道的世俗化，而其世俗化的特点，无非就是嗜名、求利。即以禅宗为例，在明末已成为“文士之变相”，而其特点，正如张尔岐所言，不过是士人好名的积习所致而已。(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士人好名积习难改，然士人谈禅说玄，难道仅仅是为了钓名？事实并非止此。随着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所谓的“名士”，亦并非清慎干净，更多的是带有世俗化以后的因子。正如陆文衡所揭示，在明末，欲成为名士并不难，只要有数十金，出入于礼忏会、赌博场即可。(注：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正如作者所言，此言虽谑，却是切中世情。那么，当时的世情又是如何呢？这可以黄宗羲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余尝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卷7《自范之齐》章。)所谓“市井气”，说白了，仍然不过是求利意识太浓。
从这种角度而言，山人的出现则是最好的反映。何谓“山人”？原本应该是一些隐居岩泽、身自高洁之人。那么，晚明的山人又如何呢？恰如明人董斯张所言：“古岩泽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冠裳多婢妾。”(注：董斯张：《吹景集》卷1《朝立阁杂语四十则》。)换言之，晚明的山人，不过是一群挟诗文以奔走公卿之门的布衣，多有市井气。
结语
导源于明初的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潮，经过明代中期的发展、演变，至晚明而成一时风气，并开始向世俗化方面演进，其影响已是相当深远。假若说倡导三教合流者多为士大夫的上层，而其影响则已及于一般士子。万历以后时文中风行佛经、道藏之语，(注：《明神宗实录》卷183，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条。)就是最好的例证。
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结局，就是导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
毋庸讳言，随着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甚或佛、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僧人、道士趋于无赖化。
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陈宝良)》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