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覆缽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組成。塔基平面呈十字對稱向內折兩角形式，塔身呈覆缽式，塔刹由亞字形刹座承托“十叁天”，頂部塌毀。塔身通體塗石灰，施以彩繪。維修時發現塔的天宮內有大量西夏文殘碎經版，有精美的彩塑佛像殘件，還有稀見的早期佛教繪畫。
拜寺溝方塔位于賀蘭山拜寺溝內，距溝口約10公裏。方塔是一座正方形13級密檐式空心磚塔，逐級收分，是西夏時期興建的一座佛塔，也是目前所存惟一的方形西夏塔。出土重要文物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經《吉祥皆至口合本續》等一套9本，以及西夏文、漢文文書，漢文佛經、繪畫、器物等，其中有仁宗刻本施經發願文殘頁，年款爲乾祐十一年(公元1180年)。此外還有書寫漢文、西夏文的木中心柱。宏佛塔和此塔密教經典、唐卡的發現，反映了西夏時期藏傳佛教由西向東發展的事實。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數百年古物毀于一旦，令人扼腕。
康濟寺塔位于同心縣韋州鎮所屬的韋州古城東南隅。寺毀塔存，塔因寺而得名。這是一座八角形13級密檐式空心磚塔。塔殘高39.20米，加固修複後的高度42.70米，由塔身、刹座、相輪寶頂叁部分組成，底層較高，自第二層以上被層層密檐平座緊箍，往上收分與刹座寶頂有機結合，形成剛勁有力的抛物線外廓，顯得凝重柔美，再現了我國早期密檐式塔的韻律。
塔陣在中國也不多見。西夏有世上稀有的大型塔陣，它建築在河岸斜坡上，更顯奇特。一百零八塔在甯夏青銅峽市峽口黃河西岸，依山勢從上至下按奇數排列成12行：第一行爲1座，第二、叁行各3座，第四、五行各5座，第六行以下分別爲7、9、11、13、15、17、19座，總計108座，形成總體平面呈叁角形的巨大塔群。塔均爲喇嘛教式實心磚塔。塔體形製大致上可分爲四類：第一行爲覆缽狀；第二行至第六行爲八角形鼓腹尖錐狀；第七行至第八行爲寶瓶狀；第九行至第十二行爲葫蘆狀。原來認爲藏傳佛教寶瓶式白塔在元代才有，所以認爲這些塔是元代塔，實際上西夏時期已經信奉藏傳佛教，並開始興建這種佛塔(注：雷潤澤、于存海、何繼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著名的死城西夏的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是西夏黑水監軍司所在地，曾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文物。西夏時期黑水城城內寺廟很多，占地面積寬大(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61～62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黑水城西北角的城牆上聳立著佛塔，這在佛塔建築上也是稀見的。土坯砌壘的寶瓶式佛塔，經數百年蹉跎歲月，仍挺立在城牆上。人們訪問黑水城時，很遠就望見此塔風采。佛塔是西夏抑或是元代始建，仍需探討，但騎坐在城牆上的佛塔已經成了西夏黑水城的象征。
現在所見到的西夏佛塔僅是西夏時期大量佛塔的部分遺存。形式多樣的佛塔反映西夏佛教信仰之盛，也能看到西夏佛教建築形式的多樣和藝術之精湛，從中還能透視出西夏佛教信仰方面多民族交融的現象。
六、最早的活字版佛經
北宋布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印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裏程碑，它的應用開創了印刷史的新紀元，對促進世界文明的進程作出了曆史性的偉大貢獻。畢昇用活字印刷術印了哪些書籍，史無明載。畢昇的發明以沈括《夢溪筆談》的科學記錄而得以繼續播揚。南宋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曾“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玉堂雜記》二十八卷”(注：(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劄子十”。)。所謂“沈存中法”，即沈括所記錄的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法。文獻還記載宋朝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範祖禹作《帝學》8卷，用活字本印刷，書末有印書題記(注：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以來活字版》，中華書局，1957年。)。可惜兩宋的活字版印刷品都沒有保存下來。
近幾年隨著新的西夏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發現了多種西夏文活字印本，給西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這些活字印刷品多數是佛經。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維摩诘所說經》上、中、下3卷，經折裝，共300多面(注：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載《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1期。)。根據其題款可定爲12世紀中期，相當于中原的南宋時期，比宋朝畢昇發明泥活字僅晚一個世紀。這部珍貴的西夏文佛經是目前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印本。1987年甘肅武威市新華鄉纏山村亥母洞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維摩诘所說經》殘卷(注：孫壽齡：《西夏泥活字版佛經》，載《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此經與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維摩诘所說經》是同一種活字印本。
俄藏西夏文文獻中還有其他活字版佛教著作。《大乘百法明鏡集》卷九，原爲經折裝，現已攤平爲一紙4面的10張紙，前殘，卷尾有經名。《聖大乘守護大千國土經》，經折裝，共6面。《叁代相照言文集》系佛教禅宗著作，首尾俱全，蝴蝶裝，41頁，卷末有發願文3面半、22行，其題款中記有“活字新印者陳集金”，由此更可確切證明此經爲活字版本。這幾種都是木活字印刷品，比《維摩诘所說經》的印製要精良得多，時間約在12世紀中晚期。
1991年甯夏賀蘭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經《吉祥皆至口合本續》第9冊，蝴蝶裝，共400多頁，系藏傳佛教經典(注：牛達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學術價值》，載《文物》1994年第9期。)。其時代屬于西夏中晚期，也是現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它的出土使中國西夏文活字書籍增添了重要品類，也是中國早期活字版本的重要發現。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北區洞窟進行全面清理、考察，其間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西夏文文獻。在這些文獻中又驚喜地發現了活字印本，除一些頁面完整外，多爲殘片。其中有《地藏菩薩本願經》，蝴蝶裝，發現于59窟、159窟、464窟，共8紙；《諸密咒要語》，蝴蝶裝，121窟出土，計16紙散頁，有的爲殘片，有的頁面完整或基本完整(注：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西夏文文獻初探》，載《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917年在今甯夏靈武市發現了一批西夏文佛經。其中幾十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都具有活字印刷的特點，現多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等處也有部分入藏。在此經卷第五西夏文題記中有“令雕碎字”，卷第四十西夏文題記中也有“作選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選字”應是揀字、排字，“選字出力者”應是揀排活字的工匠。這兩條西夏文題記更證實這種《華嚴經》爲活字本。
此外，在黑水城和敦煌北區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還有一些尚未考證出經名的殘片，也是活字版印刷品。
在黑水城出土文獻中，有一種抄本西夏文佛經名爲《勝慧到彼岸要語學禁現前解莊嚴論顯頌》，在其經未的題款中記載了西夏應用活字印刷的重要史實。題款中有兩個人的稱謂有“禦前注補印活字都案頭監”的頭銜，其中一人還有“工院正”的職稱(注：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工院是西夏的一個政府機構，董理工技製造之事。由此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有專門政府機構和官員進行管理，作爲一種實用工技，已得到政府的重視並納入政府管理。這一抄本佛經的底本應是活字印本。
在西夏以前，未見有以活字版印刷佛經者。應該說西夏開創了用活字版印製佛經的先河。綜觀已見西夏活字版佛經，活字質料有泥活字，有木活字；裝幀方式有蝴蝶裝，有經折裝；版式也多種多樣；其字體有大、中、小多種類型；印經內容有中土佛教經典，有藏傳佛教經典。由此推測，西夏印刷活字版佛經的場所非只一處，活字印刷已成規模。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開始使用活字印刷，發揮了“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注：(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技藝•板印書籍》條。)的長處，適應了當時對佛經的大量需求。中國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已進入社會實用階段。
《西夏佛教新探(史金波)》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