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年(公元1184)九月十五日仁宗“适逢本命之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恳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
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九月十五日，仁宗66岁，刻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请3位国师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在法会上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5万卷，以及饭僧、救生、济贫、设囚诸般法事，凡7昼夜。
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时”印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聚会文武臣僚，共舍净物，恭请护国宝塔下定师、提点、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诸大众等3000余员，令净恶趣，《七佛本愿》、《阿弥陀佛》，各自烧施道场供养等，七日七夜，命读诵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救贫、放生、施放神幡，请匠雕印施此经番、汉文2000余卷。
仁宗去世后，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罗氏于“周忌之辰”印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命工雕此经，印番1万部，汉2万部……复请中国大乘玄密国师、及宗律国师、法师、定师等作广大法会七日七夜，又请义显法师及慧照定师作水陆不拒清净大斋法事三日三夜。
仁宗去世后两年，即天庆二年(公元11195)九月二十日罗太后于“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说转女身经》番、汉文共3万余卷，并彩绘功德3万余帧。
仁宗去世后3年，即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辰”，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经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官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1次。
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读诵经：大藏经番、西番、汉108藏，诸大部及余杂经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员，令法、国、定师、副、判、提点及其余众僧等67193员作斋会，放幡56口，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等共5万卷，消演番汉大乘经5部，大乘忏悔181遍，饭囚8次，设贫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因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因此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任得敬是仁宗朝的外戚权臣，阴谋篡权分国。该年正是仁宗为“皇太后周忌之辰”大兴法事，印施佛经，作大法会之时。
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孝子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匦匣司正库瑞忠茂，因去世父亲已过“七七”，印施《佛说父母恩重经》，令作其余法事，演说此经，还施舍净物，命匠雕刊千卷散施。
西夏某一中书相亡故后，其子刻印《佛说父母恩重经》并作一系列法事活动。在七七之日，敬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众等7000余员，烧结灭恶趣坛各10座，开阐番汉大藏经各1遍，西番大藏经5遍，作《法华经》、《仁王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修设水陆道场3昼夜，及作无遮大会1遍，圣容佛上金3遍，放神幡伸静供演忏法，救放生羊1000口。可惜此发愿文后部残缺，失去相关题款，不知是何人何时作此法会。
一个名为安亮的人，他母亲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0008卷，绘弥陀主伴尊容72帧，在终七之时，大兴佛事，广启法筵。请诸禅、法师、律僧、讲主，转大藏及四大部经，礼千佛与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展放神幡，数请寿僧，诵《法华经》，命西番众持《宝集偈》，燃长明灯49海，读《大般若》数十部。至终七之辰，请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禅师奉西方无量寿广大中围，西天禅师提点等烧结减恶趣坛，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4、120。)。
看来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动后期较多，规模很大。有的法会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参加，应天四年的大法会竟有67000余僧人参加斋会，其佛事规模实在令人咋舌。当年蒙古再次入侵，西夏兵败，国势危急，或许此次法会为国家免灾祈福而设。
皇室的法事往往请有名高僧主持，集印经、施经、读经、设道场、作善事等多种活动为一体。皇室的法会可请国师、法师、禅师，而其他人虽位居宰辅，作法会时大约只能请法师、禅师，而没有资格请国师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法会都没有帝师参加。同时可以看到，密宗的科仪忏法也成为西夏佛教法会的重要内容。总之，这些法会综合地反映出西夏佛教信仰风俗。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和奢侈，使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劳动人民负担加重，更加贫困。
西夏对宗教法事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天盛律令》规定：“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毕，官方应为利益时，所赐僧人、道士数依谕文所出实行，此外，不许自求僧人、道士。”(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410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可见有高位者死亡可作“七七”，官方还要赐给僧、道，但数量应按谕文规定实行。在西夏佛、道皆受法律保护，而上述重大法事活动只有僧人参加，无道士活动，反映西夏自上而下以佛教信仰为主流，道教势力较弱。
五、风格各异的佛塔
佛教的广泛传行，必然带动塔寺的大规模兴建。西夏境内“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41～2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过去已知西夏有众多寺庙和佛塔。西夏的寺庙历经历史的风云大都已毁坏无存，而当时的佛塔却有不少仍矗立在西夏故地，尽管有的已经过重修，也还不失原来的风貌。这些饱经沧桑的佛塔展示着西夏佛教历史。经过近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一些过去认为是其他朝代或时代不明的佛塔确认为西夏的佛塔。佛塔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也逐步明朗。这样对西夏佛教的建筑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元昊立国之初，就开始大兴土木，建佛舍利塔。《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了当时藏骨建塔的盛况(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八，乾隆四十五年修《宁夏府志》卷一九。)。所建佛塔乃是目前所知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尽管文献没有记载塔的名称和具体形制，但《碣铭》形容它是“连云之塔”，偈文中又称赞它是“五百尺修兮，号曰塔形”，虽是夸张之词，也可想见塔身之雄伟。此塔早已不存，所在方位和形式有待考证。
秀丽的承天寺塔位于银川市西南的承天寺内，它是银川的标志，更是西夏的象征。著名的承天寺是毅宗母后没藏氏倡建。修建宏伟的承天寺，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以致要动用“兵民数万”(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当时所作《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顶骨舍利的情景，其中也记载了建塔的情况：“建塔之晨，崇基垒于珷玞，峻级增乎瓴甋。金棺银椁瘗其下，佛顶舍利閟其中。”(注：《嘉靖宁夏新志》卷四。)承天寺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共11层，逐级收分，呈锥体，全高64.5米，为厚壁空心式木板楼层结构，塔顶以上斜收成八角锥形的刹座，上有高大的桃状绿琉璃刹顶。塔形秀俏挺拔，虽经重修过，但仍然表现了西夏佛塔建筑的艺术风格。
中国佛塔多为单塔，双塔极少。西夏的拜寺口同一座寺庙中有一对高大庄严的佛塔，更是罕见。拜寺口双塔位于银川市西北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始建于西夏。塔分东西坐落，相隔百米，形影相吊，形成贺兰山下的景色奇观。两塔外形和高度近似，均为八角形13层密檐式砖塔，高约45米，装饰繁缛华丽，充满了藏传佛教的密宗色彩。近年又在附近发现了数十座小佛塔的塔基，原来应是塔群。
一座塔由两种不同形式的塔型衔接建成，是宏佛塔的特点。宏佛塔位于银川东北20公里的贺兰县镜，是楼阁塔与覆钵塔的复合形式，下部3层为八角形楼阁塔，上部是巨大的覆钵塔。此塔为空心结构。楼阁塔各层塔身上部砌出阑额、斗拱和叠涩砖塔檐，檐上有平座和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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