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年(公元1184)九月十五日仁宗“適逢本命之年”，刻印《佛說聖大乘叁歸依經》，懇命國師、法師、禅師，及副、判、承旨、僧錄、座主、衆僧等等，燒施結壇、攝瓶誦咒、作廣大供養、放千種施食、讀誦大藏等經、講演上乘等妙法、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飯僧設貧等諸多法事，印施經番、漢51000余卷，並彩繪功德51000余幀，數珠不等51000余。
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九月十五日，仁宗66歲，刻印《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請3位國師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在法會上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並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10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各5萬卷，以及飯僧、救生、濟貧、設囚諸般法事，凡7晝夜。
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聖叁七日時”印施《拔濟苦難陀羅尼經》，聚會文武臣僚，共舍淨物，恭請護國寶塔下定師、提點、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諸大衆等3000余員，令淨惡趣，《七佛本願》、《阿彌陀佛》，各自燒施道場供養等，七日七夜，命讀誦番、漢、西番叁藏經各一遍，救貧、放生、施放神幡，請匠雕印施此經番、漢文2000余卷。
仁宗去世後，天慶元年(公元1194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後羅氏于“周忌之辰”印施《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命工雕此經，印番1萬部，漢2萬部……複請中國大乘玄密國師、及宗律國師、法師、定師等作廣大法會七日七夜，又請義顯法師及慧照定師作水陸不拒清淨大齋法事叁日叁夜。
仁宗去世後兩年，即天慶二年(公元11195)九月二十日羅太後于“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說轉女身經》番、漢文共3萬余卷，並彩繪功德3萬余幀。
仁宗去世後3年，即天慶叁年(公元1196年)皇太後羅氏又于“大祥之辰”，發願印施《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許願在3年之中，作大法會燒結壇等3355次，大會齋18次，開讀經文：藏經328藏、大藏經247藏、諸般經81藏、大部帙經並零經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漢3000員，散齋僧30590員，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淨除業障功德共77276幀，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共93000部，數珠16088串，消演番、漢大乘經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後宮下應有私人盡皆舍放並作官人，散囚52次，設貧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1次。
襄宗應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經並作廣大法事，燒施道場等作1758遍，讀誦經：大藏經番、西番、漢108藏，諸大部及余雜經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員，令法、國、定師、副、判、提點及其余衆僧等67193員作齋會，放幡56口，散施番漢《金剛經》、《般若經》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阿彌陀經》等共5萬卷，消演番漢大乘經5部，大乘忏悔181遍，飯囚8次，設貧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叁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會、印施佛經的，還有高官顯宦。如天盛十九年(公元1167年)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因疾病纏綿，日月雖多，藥石無效，因此印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任得敬是仁宗朝的外戚權臣，陰謀篡權分國。該年正是仁宗爲“皇太後周忌之辰”大興法事，印施佛經，作大法會之時。
天盛二十一年(公元1169年)孝子樞密、內宿等承旨，殿前、匦匣司正庫瑞忠茂，因去世父親已過“七七”，印施《佛說父母恩重經》，令作其余法事，演說此經，還施舍淨物，命匠雕刊千卷散施。
西夏某一中書相亡故後，其子刻印《佛說父母恩重經》並作一系列法事活動。在七七之日，敬請禅師、提點、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衆等7000余員，燒結滅惡趣壇各10座，開闡番漢大藏經各1遍，西番大藏經5遍，作《法華經》、《仁王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行願經》，乾陀、般若等會各一遍，修設水陸道場3晝夜，及作無遮大會1遍，聖容佛上金3遍，放神幡伸靜供演忏法，救放生羊1000口。可惜此發願文後部殘缺，失去相關題款，不知是何人何時作此法會。
一個名爲安亮的人，他母親死後百日，刊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10008卷，繪彌陀主伴尊容72幀，在終七之時，大興佛事，廣啓法筵。請諸禅、法師、律僧、講主，轉大藏及四大部經，禮千佛與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展放神幡，數請壽僧，誦《法華經》，命西番衆持《寶集偈》，燃長明燈49海，讀《大般若》數十部。至終七之辰，請诠義法師設藥師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禅師奉西方無量壽廣大中圍，西天禅師提點等燒結減惡趣壇，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錢財的人(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叁卷，TK124、120。)。
看來西夏的佛教法事活動後期較多，規模很大。有的法會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參加，應天四年的大法會竟有67000余僧人參加齋會，其佛事規模實在令人咋舌。當年蒙古再次入侵，西夏兵敗，國勢危急，或許此次法會爲國家免災祈福而設。
皇室的法事往往請有名高僧主持，集印經、施經、讀經、設道場、作善事等多種活動爲一體。皇室的法會可請國師、法師、禅師，而其他人雖位居宰輔，作法會時大約只能請法師、禅師，而沒有資格請國師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知法會都沒有帝師參加。同時可以看到，密宗的科儀忏法也成爲西夏佛教法會的重要內容。總之，這些法會綜合地反映出西夏佛教信仰風俗。西夏後期佛教法事的鋪張和奢侈，使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勞動人民負擔加重，更加貧困。
西夏對宗教法事活動也有嚴格的規定，《天盛律令》規定：“諸男女有高位等，死亡七七食畢，官方應爲利益時，所賜僧人、道士數依谕文所出實行，此外，不許自求僧人、道士。”(注：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410頁，法律出版社，2000年。)可見有高位者死亡可作“七七”，官方還要賜給僧、道，但數量應按谕文規定實行。在西夏佛、道皆受法律保護，而上述重大法事活動只有僧人參加，無道士活動，反映西夏自上而下以佛教信仰爲主流，道教勢力較弱。
五、風格各異的佛塔
佛教的廣泛傳行，必然帶動塔寺的大規模興建。西夏境內“至于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41～254頁，甯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過去已知西夏有衆多寺廟和佛塔。西夏的寺廟曆經曆史的風雲大都已毀壞無存，而當時的佛塔卻有不少仍矗立在西夏故地，盡管有的已經過重修，也還不失原來的風貌。這些飽經滄桑的佛塔展示著西夏佛教曆史。經過近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一些過去認爲是其他朝代或時代不明的佛塔確認爲西夏的佛塔。佛塔的建築形式和結構也逐步明朗。這樣對西夏佛教的建築又有了新的認識。
在元昊立國之初，就開始大興土木，建佛舍利塔。《大夏國葬舍利碣銘》記載了當時藏骨建塔的盛況(注：《嘉靖甯夏新志》卷八，乾隆四十五年修《甯夏府志》卷一九。)。所建佛塔乃是目前所知西夏建塔最早的記載，盡管文獻沒有記載塔的名稱和具體形製，但《碣銘》形容它是“連雲之塔”，偈文中又稱贊它是“五百尺修兮，號曰塔形”，雖是誇張之詞，也可想見塔身之雄偉。此塔早已不存，所在方位和形式有待考證。
秀麗的承天寺塔位于銀川市西南的承天寺內，它是銀川的標志，更是西夏的象征。著名的承天寺是毅宗母後沒藏氏倡建。修建宏偉的承天寺，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以致要動用“兵民數萬”(注：(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卷一九。)。當時所作《新建承天寺瘗佛頂骨舍利碣銘》描繪了興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頂骨舍利的情景，其中也記載了建塔的情況：“建塔之晨，崇基壘于珷玞，峻級增乎瓴甋。金棺銀椁瘗其下，佛頂舍利閟其中。”(注：《嘉靖甯夏新志》卷四。)承天寺塔爲八角形樓閣式磚塔，共11層，逐級收分，呈錐體，全高64.5米，爲厚壁空心式木板樓層結構，塔頂以上斜收成八角錐形的刹座，上有高大的桃狀綠琉璃刹頂。塔形秀俏挺拔，雖經重修過，但仍然表現了西夏佛塔建築的藝術風格。
中國佛塔多爲單塔，雙塔極少。西夏的拜寺口同一座寺廟中有一對高大莊嚴的佛塔，更是罕見。拜寺口雙塔位于銀川市西北約45公裏的賀蘭山東麓，始建于西夏。塔分東西坐落，相隔百米，形影相吊，形成賀蘭山下的景色奇觀。兩塔外形和高度近似，均爲八角形13層密檐式磚塔，高約45米，裝飾繁缛華麗，充滿了藏傳佛教的密宗色彩。近年又在附近發現了數十座小佛塔的塔基，原來應是塔群。
一座塔由兩種不同形式的塔型銜接建成，是宏佛塔的特點。宏佛塔位于銀川東北20公裏的賀蘭縣鏡，是樓閣塔與覆缽塔的複合形式，下部3層爲八角形樓閣塔，上部是巨大的覆缽塔。此塔爲空心結構。樓閣塔各層塔身上部砌出闌額、鬥拱和疊澀磚塔檐，檐上有平座和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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