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 八犍度、阿毗昙、六分阿毗昙等，從何處出？答曰：“……欲解佛語故，作發智經八犍度。……爲後人不能盡解八犍度故，作鞞婆娑。有人言，六分阿毗昙中。……有人言，佛在時舍利弗解佛語故，作阿毗昙。後犢子遭人等讀誦，乃至今名爲舍利弗阿毗昙。摩诃迦旃延佛在時，解佛語作蜫勒，乃至今行于南天竺。皆是廣解佛語故。(注：T25•p70a。)[31]
《大智度論》說解釋佛語的典籍有四種：一爲八犍度，即《發智論》，其中包括《大毗婆沙論》；二爲六分毗昙；叁爲《舍利弗阿毗昙》；四爲《蜫勒》。但在另一處，《大智度論》的記載又有所不同：
阿毗昙叁種；一者阿毗昙身及義，略說叁十二萬言；二者六分，略說叁十六萬言；叁者蜫勒，略說叁十二萬言。蜫勒廣比諸事以類相從，非阿毗昙。(注：T25•p70b。)[32]
這裏談到叁種毗昙：阿毗昙身及義指的就是《發智論》和《大毗婆沙論》，六分指六分毗昙。奇怪的是沒有提到《舍利弗阿毗昙》，而把《蜫勒》認爲是毗昙的一種。我猜測《大智度論》的原文在這裏有誤，第叁類應爲《舍利弗阿毗昙》，而非《蜫勒》，理由如下：
其一，這裏說《蜫勒》“略說叁十二萬言”(一萬頌)與《大智度論》卷十八的記載“叁十八萬四千言”(一萬二千頌)不合(注：T25•p70a。)[33]。
其二，上文的第二句話已直接點明《蜫勒)非阿毗昙(注：“蜫勒廣比諸事以類相從，非阿毗昙。”這句話不見于宋、元、明叁藏，只見于高麗藏本，宋、元、明叁藏作“是爲阿毗昙”。見T25•p70，注30。)[34]。
其叁，《大智度論》談到以叁種法門觀察佛語，其中將蜫勒門與阿毗昙門對舉，更可看出《蜫勒》與阿毗昙的不同。
其四，《大智度論》講蜫勒門“有隨相門、對治門等種種諸門”，阿毗昙門“或佛自說諸法義，或佛自說諸法名，諸弟子種種集述解其義……一一分別相義”，並且說“入阿毗昙門則墮有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注：T25•p192b-194b。)[35]。
蜫勒門注重諸法的法相、法義分別，尤其是法義分別，其缺點是容易墮入有無見中；阿毗昙門注重諸法的法相分別，其缺點是容易墮入有見中。對此，印順法師在其《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大迦旃延的“廣分別義”……都是顯示文內所含的意義，不出文句于外；而舍利弗的廣分別，是不爲(經說的)文句所限的。大迦旃延的廣分別，是解經的，達意的；舍利弗的分別，是阿毗達磨式的法相分別。……大迦旃延的學風，決非以問答分別法相爲重的。(注：第60-61頁。)[36]
四、結論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粗略勾畫出論議(優波提舍)、蜫勒、阿毗昙叁者的關系：叁者中，論議的外延最大，阿毗昙的外延最小，蜫勒居中。論議包括了佛說、迦旃延說及其它佛弟子說，迦旃延說的蜫勒既重法義分別，又重法相分別，以後專重法相分別的稱之爲阿毗昙，如《發智論》、《大毗婆沙論》、六分毗昙、《舍利弗阿毗昙》，專重法義分別的稱之爲優波提舍，這裏面最著名的當爲《成實論》和《大智度論》(注：據呂澂研究，《成實論》采用了蜫勒方法，參見《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四卷)，第2031-2032頁。鸠摩羅什譯《龍樹菩薩傳》說龍樹菩薩“廣明摩诃衍，作優波提舍十萬偈”，此即爲《大智度論》(T50•p184c)。)[37]。阿毗昙後來特別發達，叁藏中之一藏即以其命名。到了大乘階段，阿毗昙囊括的範圍亦有所增大，世親的《攝大乘論釋》歸納了阿毗達磨的四種意義：
阿毗達磨亦名對法，此法對向無住涅槃、能說谛、菩提分、解脫門等故；阿毗達磨亦名數法，于一一法，數數宣說，訓釋言詞，自相、共相等無量差別故；阿毗達磨亦名伏法，由此具足論、處、所等能勝伏他論故；阿毗達磨亦名通法，由此能釋通素怛纜義故。(注：T31•p322a。)[38]
伏法和通法本爲《蜫勒》所側重，到這兒被歸入阿毗達磨的門下，《蜫勒》遂至于湮沒無聞。
隨著巴利文經論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南傳佛教的《藏論》(Petakopadesa)和《導論》(Netti-pakarana)與《蜫勒》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注：這方面最近的文章可參看Stefano Zacchetti,"Some Remarks on the ”Pewaka Passages”in the Dazhidu lun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qli pewakopadesa",ARIRIAB(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Vol.5,2002,pp67-85。)[39]。這兩部論書是上座部佛教對巴利叁藏的解釋，在上座部系統中，被當成藏外典籍處理(注：緬甸上座部將其歸入雜部(Khuddakanikqya)。)[40]，其作者亦爲大迦旃延(Mahākaccāna)，兩部論書處理了相同的主題，尤其是《藏論》，亦有隨相、對治等論門。辛呂伯(Oskar von Hinüber)認爲，兩部論書有共同的來源，這個源頭在錫蘭(Ceylon)上座部系統的傳統以外，也就是說它們的源頭在印度大陸，而且他認爲存在一個與《藏論》和《導論》相似的第叁種文本不是不可能的(注：Oskar von Hinüber,A Handbook of Pqli Literature,Walter de Gruyter•Berlin•New York,1996,pp77-82。)[41]。我認爲這個第叁種文本可能就是《大智度論》提到的《蜫勒》。迦旃延是北印度阿盤提(Avanti)國人，拉莫特推論《藏論》的原本可能造于此地，具體而言就是該國都城最勝城(Ujja(注：é.Lamotte,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from the Origins to the
aka Era,English tr.Sara WebbBoin,Louvain,1988,p189,p325。)[42]yani)蜫。最新的研究成果發現安世高所譯的《陰持入經》與《藏論》的第六章相對應，這無疑告訴我們至少在公元二世紀左右，《藏論》的原本已流行于北印度，從而在另一個側面加深了拉莫特的推論(注：Stefano Zacchetti,"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wakopadesa-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T 603 and its Indian Original:A Preliminary Survey",Bulet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n.65(1),2002,pp74-98。)[43]。呂澂、印順法師皆認爲迦旃延的《蜫勒》後爲大衆部所宗，安世高所譯的《陰持入經》與對應巴利文本的比較研究給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相信更多新材料的發現與解讀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蜫勒》與毗昙、與大衆部、與南傳上座部的關系，甚至有可能在一個更廣闊的範圍內討論北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交涉，使早期佛教史上一些模糊的問題得以澄清。
《《大智度論》中的蜫勒與毗昙(薩爾吉)》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