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太炎的《獄中致黃宗仰論佛學書》就向黃宗仰傾訴了自己對參照哲學、佛學的看法：
宗仰大師左右：得梵文《阿彌陀經》後，即複一函，並略舉所得求誨。下走于止觀六法，燂習未深，但隨分動止，以驅煩惱……而間取哲學諸書以與內典對校，則有彼此镕合無少分相異者[9](P31-32)。
黃宗仰則對章太炎不畏清廷淫威的革命精神大加贊揚，作《寄太炎》詩雲：
大魚飛躍浙江潮，雷峰塔震玉泉號。哀吾同胞正酣睡，萬籁微聞鼾聲調。獨有峨嵋一片月，凜凜相照印怒濤。神州男子氣何壯，義如山嶽死鴻毛。自投夷獄經百日，兩顆頭顱爭一刀[10]。
與名僧黃宗仰的交往，進一步堅定了章太炎的習佛信念。
章太炎還是晚清著名佛學居士楊文會的弟子。章太炎習佛就直接、間接地受到楊氏的影響。最早影響章太炎習佛的夏曾佑就是楊文會的弟子。章太炎在獄中讀的佛典《成唯實論》也是楊文會主持的金陵刻經處的出版物[3]。楊文會的弟子歐陽漸(字竟無)亦把章太炎歸于楊文會的門下：
惟居士(案：指楊文會)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叁論，而唯實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雲夥矣[11](P587)。
1909年春夏間，章太炎擬學梵文，致信楊文會弟子余同伯，希望能夠得到支持。信中提到，“某等詳婆羅門正宗之教，本爲大乘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爲一家。得此扶掖，聖教當爲一振，又令大乘經論得返梵文，誠萬世之幸也”。遂建議，“貴處年少沙門甚衆，亦必有白衣喜學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設法資遣數人，到此學習，相與支持此局，則幸甚”。不料，楊文會認爲章太炎“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爲一家”的說法有“混亂正法”的偏頗，拒絕其資遣數人習梵文的請求。楊文會代作余同伯的答書雲：
來書呈之仁師，師複于公曰：佛法自東漢入支那，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奧妙之義，闡發無遺。深知如來在世，轉婆羅門而入佛教，不容絲毫假借。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門與佛教合爲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于滅亡，吾不忍聞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于此時而體究無上妙理，遑及異途問津乎[12](P635)？
這不僅說明章太炎與佛門居士關系密切，也反映了他習佛恪守“依自不依他”的思想原則。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章太炎准備響應辛亥革命回國，時值楊文會逝世，便與日本佛教界人士在11月8日共同發起舉行追悼會。追悼會當日，章太炎因故未能到場，改由其弟子傅銅代爲出席[2]。
章太炎習佛並不是單純地追求宗教信仰上的精神寄托，而是把佛學與其革命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努力使之政治化、道德化，借用佛學思想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服務。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在日本東京留學生舉行的歡迎會上，他發出以佛教助“排滿革命”的獅子吼：
我們今日要用華嚴、法相二宗改良舊法。這華嚴宗所說，要在普度衆生，頭目腦髓，都可施舍與人，在道德上最爲有益。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所以提倡佛教，爲社會道德上起見，固是最要；爲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亦是最要[13](P274-275)。
同時，他參加同盟會，主編《民報》，成爲革命陣營中的一員健將。在以後的歲月裏，無論是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還是研究和鼓吹國學，章太炎都借鑒了許多佛教思想，寫下了大量熔佛學與政治、學術、道德、宗教于一爐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無神論》、《建立宗教論》、《人無我論》、《五無論》、《四惑論》、《國家論》、《答鐵铮》、《答夢庵》、《大乘佛教緣起考》、《〈大乘起信論〉辯》、《法顯發現西半球說》、《頻加精社校刊〈大藏經〉序》、《〈初步梵文典〉序》、《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俱分進化論》、《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記》、《論佛法與宗教》、哲學以及現實之關系、《支那內學院緣起》、《諸子學略說》、《菿漢微言》等，以及《訄書》中《原教》、《爭教》、《憂教》等篇章，都闡述了他彙革命與佛學爲一體的思想主張。
對于宗教，章太炎推崇佛教，批判基督教，著《無神論》申明此論；對于佛教，他對禅宗及天臺、密、淨土等宗多有微詞，表示“有所不取”，而明顯傾向于法相唯識宗，試圖建立以唯識爲主體的新宗教，著《建立宗教論》闡發宗旨。他說，建立新宗教“不得于萬有之上而虛擬其一爲神”，即不設崇拜偶像，而是“在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爲宗。識者雲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5](P414)。在他寫的許多文章中，包括論述政治、思想、學術、社會等各種問題，都滲入了佛學觀念。如借用佛學中的“平等”觀念鼓吹民主革命，用摻雜了無政府主義的佛教思想宣傳國家政府“非實有自性”，而是虛幻之物。鼓吹佛教境界高尚，可以淨化人們的靈魂和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甚至評價諸子學說也以佛學的觀點爲標准來衡量。他在《諸子學略說》中認爲，先秦諸子“惟以師說爲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佛教與這種習氣不同。他引用《成唯識論》中的話說：
佛家有言，何等名爲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爲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13](P286)。
佛教思想已經滲入到他思想的各個方面。其結果，一方面佛學主張給他以新的思維天地和思想方法，使他的論述新見疊出，發人所未發，具有鮮明的個性；另一方面，佛教思想的消極因素也給他以深刻的影響，使他在不少問題上陷入了認識的盲區。聰明絕頂的章太炎對此豈能不知？大致在1908年前後，章太炎較爲認真地反思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觀，考慮用先秦諸子學說解析、補充佛家思想，把二者結合起來，繼續尋找解救社會的新的思想出路。他首先把老莊思想彙入佛學之中，著《齊物論釋》以明其理。他明確表示，“所以老子的話，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無政府，只看當時人情所好，無論是專製，是立憲，是無政府，無不可爲。仿佛佛法中有叁乘的話，應機說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叁乘的話，並不執著一定的方針，強去配合。……這是老莊的第一高見。就使維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張這種議論，發起這種志願，斷不是只說幾句慈善事業的話，就以爲夠用了”[14](P308-310)。民國以後，章太炎仍與佛教界保持一定聯系，甚至參與興佛活動。如1918年8月，贊助太虛、劉仁航創立以弘揚佛法爲主旨的“覺社”，並應太虛邀請在“覺社”開辦“佛教講習會”[9](P102)。但章太炎更多的還是對佛法進行反思，認爲“佛法雖高，不應用于政治社會”[9](P58)。他還以佛學解《易》和《論語》，說：“癸甲之際，厄于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明作《易》之憂患。”[13](P735)這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包括佛學思想在內的宗教思想受到削弱，出現了向儒學複歸的趨勢。如他所說：“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13](P736)總之，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及宗教觀是在清末民初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經曆了曲折的發展道路。爲了尋找救國道路，章太炎從儒學出發，把目光投向佛學領地，出入于革命、國學與佛學之間；求佛無獲後，走上儒釋合一、儒釋互補的道路，大體呈現出螺旋形發展的心路軌迹。
二、章太炎習佛原因透視
章太炎自獄中習佛以後，對佛學理論傾心服膺，一度達到著迷的程度。他不僅寫了大量闡述佛學的著作，而且運用佛學理論宣傳革命思想，開展學術研究，甚至“思適印度爲浮屠”[2](P21)，只是因爲“資斧困絕”，才未成行。那麼，他傾心佛學的原因何在呢？歸納起來主要有叁點：
其一，出于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的需要。
章太炎推崇佛學是與他的政治活動實踐及社會改造的主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始終把佛學視爲推進民主革命、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武器。他認爲，無論是進行反滿革命，還是進行社會改造，都離不開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他看來，社會道德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因素。他指出，康有爲、唐才常等改良派以往鬥爭的失敗，就是由“不道德”的原因所致。“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變，庚子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搞改良比進行反滿革命要容易得多，“以道德腐敗之故猶不可久，況其難于此者”[5](P280)。在他看來，開展反滿革命首要的任務就是樹立起一種“勇猛無畏，衆志成城”的道德精神，而佛教則是給人們提供這種道德精神力量的主要源泉。因此，他在出獄東渡後發表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公開提出“用宗教發起革命，增進國民的道德”的口號。他所說的宗教，指的就是佛教。因爲佛教“要在普度衆生，頭目腦髓，都可施舍與人，在道德上最爲有益”；“要有這種信仰，才得勇猛無畏，衆志成城，方可幹得事來。佛教裏面，雖有許多他力攝護的話，但就華嚴、法相講來，心佛衆生，叁無差別。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牆摸壁，靠山靠水的氣象，豈不強得多嗎？”[13](P274)他認爲，只有像佛教視天下萬物爲“幻見幻想”，才能消除人們的富貴利祿思想…
《章太炎佛學思想略論(史革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