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戰勝後之平和世界
──叁十二年作──
一
這裏所說的平和，完全在這次大戰中的聯合國方面真能把軸心國澈底擊潰後的勝利上，所以是戰勝後的，而不是戰爭未決中的。戰爭沒有長久不和息而平靜下去的，假若聯合國沒有真能把軸心國擊潰，或半擊潰或互相力盡而止，或甚至反被軸心擊倒，由此而成爲妥協的或屈服的和平，那只是暫時休息以儲備下一次更大戰爭的虛僞和平，絕對不是我現在所要說的平和。中山先生說：“世界須定于平”。吳之樁先生說：“無平等不能有自由，蓋不平則爭，不平決不能真和”。所以我現在所要說的平和，不單是戰爭後的和息平靜，乃是真能各得其平而自由和睦的平和。由此關于種族平等，是不待再說的。這個平和又是全世界人類的，而不是一部分或一區域之國民的，所以叫做“聯合國戰勝後之平和世界”。
既然是在“聯合國戰勝後”的假定上說，所以對于聯合國怎樣能夠戰勝，且戰勝時如何結束戰爭，亦付之媾和會議，此均不再討論。但于此尚有一必須先決的問題，則前次歐戰也曾以“鞏固世界民主政治而戰爭，終止戰爭而戰爭”爲號召。戰終時，死傷損失更空前重大，人心未嘗不創钜痛深，乃才二十年又起了這次空前大戰！聯合國縱然戰勝，這所說的平和世界是否有實現可能？若絕無可能，說之何益？對于這一問題，則王雲五先生戰後國際和平問題一文上，首先討論到這次聯合國大抵爲維持和平抵抗侵略至萬不得已時而戰，與上次雙方爲爭霸而戰的本質完全不同，所以聯合國戰勝後確有建設平和世界的希望，我亦同認爲然。英國蒲萊士說：“我們如再不消滅戰爭，戰爭就要消滅我們”。汪叔棣先生說：“這一代人類已經到了不得不運用任何方法，集中一切力量去防止未來戰爭和建立永久和平的時候了”。鄒魯先生說：“戰爭是人爲的，決沒有不能使其絕迹的理由。和平也是人爲的，全人類認定目標，努力維護，更當有實現可能”。因此，今所要說的和平世界，說來應不致絲毫無益。
二
王寵惠先生論前次國聯失敗之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國朝野人士對于集體安全製度本身缺乏澈底之信心與堅決之誠意。吳之椿先生則說：“積極的和平的建立，最後言之，是建立于世界的人心”。所以、我覺得于此首先要分析而調整的，乃爲吾人幾種的心志。心志、即是吾人全部活動所由之以出發的重心所在，除去白癡和極少數完全隨感興而漫動的人以外，大約有一、只爲個人家屬之利益而動的，二、專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爲重的，叁、存心爲全世界人類利益的，四、發心救度全宇宙衆生的。這四種中，第一種是只知爲一身一家榮利的──自然尚有只顧一身，連家屬也不顧的，但也附在這一種內──，雖爲社會國家服役公務，然其目的只爲求得自家的名利，遇可能時每每侵公而益私。其能以國家民族爲重的而上，都可以犧牲身家私利乃至舍生而取義。至于以普利宇宙衆生爲心，雖爲大乘佛法所專重，而距離一般人心，尚嫌太遠。
然以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爲存心的，雖向不占多數，而與只顧身家的人，都是自古至今所常有。其有偏志于自身階級，自族色種，自奉宗教或主義之利益，而甘心犧牲一切的人，亦屬上述的叁種人心之旁溢而橫出。人類中這叁種心志，雖不能以後二種或後一種完全克服前一種或前二種，而且一個人亦往往兼備這叁種或二種的。但遇只存前一種心的有才力人起爲領導主持時，固可造成亂世或階級鬥爭；然由偏存第二種心的大才力人領導主持時，尤易造成霸政而引起國族戰爭。由此必須調整這叁種人心，要使有才力的人，多數以“世界人類利益爲存心”，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如下的安排：
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第一
國家民族之利益爲第二
──這是戰後，故不違反戰時國家民族之至上。
個人家屬之利益爲第叁
宇宙衆生之普度爲遠景唯隨感興之漫動爲剩數這樣的人心趨向，能夠蔚爲風氣，成爲習尚，使有才力能主導的人，都覺得世界全人類之利益應該高于一切，然後乃能實現羅、邱在大西洋首先簽字的世界大憲章。蔣委員長說：“余深信我輩爲鏟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改造世界的偉業，必能組成有力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同樣急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于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與這裏所說世界人類爲第一，而國家民族爲第二，其意義甚是相近。由此有些執國政的人，仍過于重視自國利益而不能放舍沿襲戰前的不平等權益，存留爭端；或新獲解放平等的國民，過分的囂張民族論及國防論，引生疑忌，都不是明智的。雖事實上全世界人類利益即是國族利益之聯合，然若存心先國族利益而後全人類利益，即不能稍稍犧牲國族利益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平和，且容易要爲國族利益的保全或擴張，而不惜妨害永久的平和世界之安立。
或問：看輕國族之利益，不近于共産黨之國際主義嗎？此甚不然。要知共産黨之無産階級國際是分爭的，而此世界全人類利益是和合的。全人類利益中含容有國族利益，在不妨害成立永久平和世界的全人類利益下，固可容存國族利益之充分開展；而且在不妨害全人類利益及國族利益中，也可容存宗教利益，階級利益，乃至個人、家屬利益等等之演化；不過要居在第二位、第叁位，而以不妨害第一二位之利益爲原則。所以全人類利益，絕不排斥一切正當利益，而是包含各種利益皆得調和適宜的。汪叔棣先生雲：“戰後世界組織問題，並不僅僅是改良與重建，而是徹底地把人類社會放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與新的體系之中，這是第一。第二、全體一般的福利，應該是最高的考慮；在任何部分的利益，必要時都可以犧牲，這一點英外相艾登稱之爲犧牲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當時時自問：怎樣的人類社會，方可以確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又雲：“永久和平本身，就是人類最大福利之一。沒有和平的前提，什麼福利也談不到。因之所謂增進戰後人類福利也者，那最大而同時也是最起初的一步，就是致力于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永久和平”。基于上述的種種理由，我們應該高呼：
世界人類利益第一！
國家民族利益第二！
佛說：“若心地平，則于世界一切皆平”。要在這平和心地上，乃可安立永久的平和世界。
叁
人類社會叁要素：經濟謀生活，政治致平安，教育成進步──廣義的教育。照理應當從經濟說起，但吳之椿先生在和平觀念之改造一文上說：“積極的和平觀念，現時雖已萌芽，然而吾人對于國際和平的前途，並無太過樂觀的理由。現時此種觀念，只是少數人思想上之所見，而非多數人生活上的所信，其間距離，非可忽略。現代環境下的和平，可以由少數人的倡導，而必由多數人成功。我們這一代的人，受消極的和平觀念──指休戰狀態虛僞和平──的支配，爲日已久，習染根深，除舊布新，極非易事。人類是富于惰性的，而觀念的惰性向來頑強。欲在廣大的人民中克服此種頑強的惰性，惟一的工作便是教育。戰爭是人類最老的職業，和平非人性所素習；積極的國際和平，是人類的新事業，所需要的是新頭腦新習慣與新能力。要養成這些質素，除教育外，未嘗見有任何其他捷徑。是的，羅總統等于戰勝後的平和世界，雖曾有許多寶貴之表示，但“其中願望的成分似乎多于政策的成分”，豈非以距離多數人物的心理尚遠，未即能成爲實施的政策？所以今倒轉來先要從教育說起。
現在的教育，實不足以負起養成“建設平和世界”的新頭腦新力量的責任，所以說到教育，首先就是要改造教育，把教育範圍大加擴充與提高。凡家庭、學校、社會的教育，以至宗教、學術等文化事業，都包括進教育來。向來的教育，做著各國軍政、經濟的附庸，但爲達到某一國族經濟、政治、軍事之目的而施設教育，所以設立小中大學都只以養成國民的軍政、經濟人才爲範圍，而不能從“改進和提高人類精神的物質的全部生活”著想。把凡有教導、感化、啓發、訓練、修習、培養等功用之影響人類者，都視爲教育而加管理。但爲國民軍政、經濟附庸的教育，範圍狹隘，不足以盡教育職責。其實，經濟、政治、教育，對于人類社會各有其職能，雖互依互存，經濟謀生活、政治致平安之人才，亦依教育而造就；然教育固自有其令人類社會進步之職能。爲促成人類社會之進步，則凡有妨害有阻撓于人類社會進步，或有資益有匡助于人類社會進步之文化，都應視爲教育事業而取締或獎勵之。由此，任何宗教、藝術、電影、戲劇、新聞、雜志、書籍、文學、科學、哲學等設校授受，或作他種組織之研究傳布，無不收入教育系統而由教育機關爲掌管。
世界史綱著者韋爾斯說：“宗教教訓與有組織之教育分離，蓋暫時之現象，不久教育仍必具宗教之意志及精神。在過去二百五十年間，爲諸大宗教同具之“完全忘卻個人，專心服務世界”主動力，將從沈淪于七八十年來的繁富奢靡虛妄懷疑中，滌蕩瑕穢而再現于斯世，被公認爲人類社會之根本精神”。此種全忘個人而專心服務全世界人類之意義，自應從佛、孔、耶、回等各大宗教中采集爲新教育精神。又英國丹波爾惠在其科學史導言上說：“科學越出自己天然的範圍，是有益的批評時代思想和神學家迷信的教條。但是要能穩定的了解生命，並是了解生命的全體，我們不但需要科學，並需要倫理、藝術和哲學，我們需要神聖秘密的了解，一個與至高無上自然力量交通的感覺，這種感覺也即是組成宗教的最後基礎”。他所說“與至高無上自然力量交通的感覺”，幾近于大悲大願普度衆生所成的無上遍正覺，則雖遼遠的大乘佛覺亦爲促成人類社會無限進步之教育所含有。況大乘菩薩雖以度盡衆生爲期，而實從利濟人類行起，改善人生，發達人生，導全世界人類都得到生存安甯和進步，就是菩薩行之實踐，則大乘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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