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
──三十二年作──
一
这里所说的平和，完全在这次大战中的联合国方面真能把轴心国澈底击溃后的胜利上，所以是战胜后的，而不是战争未决中的。战争没有长久不和息而平静下去的，假若联合国没有真能把轴心国击溃，或半击溃或互相力尽而止，或甚至反被轴心击倒，由此而成为妥协的或屈服的和平，那只是暂时休息以储备下一次更大战争的虚伪和平，绝对不是我现在所要说的平和。中山先生说：“世界须定于平”。吴之桩先生说：“无平等不能有自由，盖不平则争，不平决不能真和”。所以我现在所要说的平和，不单是战争后的和息平静，乃是真能各得其平而自由和睦的平和。由此关于种族平等，是不待再说的。这个平和又是全世界人类的，而不是一部分或一区域之国民的，所以叫做“联合国战胜后之平和世界”。
既然是在“联合国战胜后”的假定上说，所以对于联合国怎样能够战胜，且战胜时如何结束战争，亦付之媾和会议，此均不再讨论。但于此尚有一必须先决的问题，则前次欧战也曾以“巩固世界民主政治而战争，终止战争而战争”为号召。战终时，死伤损失更空前重大，人心未尝不创钜痛深，乃才二十年又起了这次空前大战！联合国纵然战胜，这所说的平和世界是否有实现可能？若绝无可能，说之何益？对于这一问题，则王云五先生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一文上，首先讨论到这次联合国大抵为维持和平抵抗侵略至万不得已时而战，与上次双方为争霸而战的本质完全不同，所以联合国战胜后确有建设平和世界的希望，我亦同认为然。英国蒲莱士说：“我们如再不消灭战争，战争就要消灭我们”。汪叔棣先生说：“这一代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运用任何方法，集中一切力量去防止未来战争和建立永久和平的时候了”。邹鲁先生说：“战争是人为的，决没有不能使其绝迹的理由。和平也是人为的，全人类认定目标，努力维护，更当有实现可能”。因此，今所要说的和平世界，说来应不致丝毫无益。
二
王宠惠先生论前次国联失败之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国朝野人士对于集体安全制度本身缺乏澈底之信心与坚决之诚意。吴之椿先生则说：“积极的和平的建立，最后言之，是建立于世界的人心”。所以、我觉得于此首先要分析而调整的，乃为吾人几种的心志。心志、即是吾人全部活动所由之以出发的重心所在，除去白痴和极少数完全随感兴而漫动的人以外，大约有一、只为个人家属之利益而动的，二、专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重的，三、存心为全世界人类利益的，四、发心救度全宇宙众生的。这四种中，第一种是只知为一身一家荣利的──自然尚有只顾一身，连家属也不顾的，但也附在这一种内──，虽为社会国家服役公务，然其目的只为求得自家的名利，遇可能时每每侵公而益私。其能以国家民族为重的而上，都可以牺牲身家私利乃至舍生而取义。至于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虽为大乘佛法所专重，而距离一般人心，尚嫌太远。
然以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存心的，虽向不占多数，而与只顾身家的人，都是自古至今所常有。其有偏志于自身阶级，自族色种，自奉宗教或主义之利益，而甘心牺牲一切的人，亦属上述的三种人心之旁溢而横出。人类中这三种心志，虽不能以后二种或后一种完全克服前一种或前二种，而且一个人亦往往兼备这三种或二种的。但遇只存前一种心的有才力人起为领导主持时，固可造成乱世或阶级斗争；然由偏存第二种心的大才力人领导主持时，尤易造成霸政而引起国族战争。由此必须调整这三种人心，要使有才力的人，多数以“世界人类利益为存心”，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如下的安排：
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第一
国家民族之利益为第二
──这是战后，故不违反战时国家民族之至上。
个人家属之利益为第三
宇宙众生之普度为远景唯随感兴之漫动为剩数这样的人心趋向，能够蔚为风气，成为习尚，使有才力能主导的人，都觉得世界全人类之利益应该高于一切，然后乃能实现罗、邱在大西洋首先签字的世界大宪章。蒋委员长说：“余深信我辈为铲除不公道及暴力压迫而战斗的联合国家，必能成就此改造世界的伟业，必能组成有力的国际团体，立刻实现和平及公道；并且同样急迫的开始将这原则适用于我辈本身，虽使我辈各国有所牺牲而不惜”。与这里所说世界人类为第一，而国家民族为第二，其意义甚是相近。由此有些执国政的人，仍过于重视自国利益而不能放舍沿袭战前的不平等权益，存留争端；或新获解放平等的国民，过分的嚣张民族论及国防论，引生疑忌，都不是明智的。虽事实上全世界人类利益即是国族利益之联合，然若存心先国族利益而后全人类利益，即不能稍稍牺牲国族利益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平和，且容易要为国族利益的保全或扩张，而不惜妨害永久的平和世界之安立。
或问：看轻国族之利益，不近于共产党之国际主义吗？此甚不然。要知共产党之无产阶级国际是分争的，而此世界全人类利益是和合的。全人类利益中含容有国族利益，在不妨害成立永久平和世界的全人类利益下，固可容存国族利益之充分开展；而且在不妨害全人类利益及国族利益中，也可容存宗教利益，阶级利益，乃至个人、家属利益等等之演化；不过要居在第二位、第三位，而以不妨害第一二位之利益为原则。所以全人类利益，绝不排斥一切正当利益，而是包含各种利益皆得调和适宜的。汪叔棣先生云：“战后世界组织问题，并不仅仅是改良与重建，而是彻底地把人类社会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与新的体系之中，这是第一。第二、全体一般的福利，应该是最高的考虑；在任何部分的利益，必要时都可以牺牲，这一点英外相艾登称之为牺牲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当时时自问：怎样的人类社会，方可以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又云：“永久和平本身，就是人类最大福利之一。没有和平的前提，什么福利也谈不到。因之所谓增进战后人类福利也者，那最大而同时也是最起初的一步，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永久和平”。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我们应该高呼：
世界人类利益第一！
国家民族利益第二！
佛说：“若心地平，则于世界一切皆平”。要在这平和心地上，乃可安立永久的平和世界。
三
人类社会三要素：经济谋生活，政治致平安，教育成进步──广义的教育。照理应当从经济说起，但吴之椿先生在和平观念之改造一文上说：“积极的和平观念，现时虽已萌芽，然而吾人对于国际和平的前途，并无太过乐观的理由。现时此种观念，只是少数人思想上之所见，而非多数人生活上的所信，其间距离，非可忽略。现代环境下的和平，可以由少数人的倡导，而必由多数人成功。我们这一代的人，受消极的和平观念──指休战状态虚伪和平──的支配，为日已久，习染根深，除旧布新，极非易事。人类是富于惰性的，而观念的惰性向来顽强。欲在广大的人民中克服此种顽强的惰性，惟一的工作便是教育。战争是人类最老的职业，和平非人性所素习；积极的国际和平，是人类的新事业，所需要的是新头脑新习惯与新能力。要养成这些质素，除教育外，未尝见有任何其他捷径。是的，罗总统等于战胜后的平和世界，虽曾有许多宝贵之表示，但“其中愿望的成分似乎多于政策的成分”，岂非以距离多数人物的心理尚远，未即能成为实施的政策？所以今倒转来先要从教育说起。
现在的教育，实不足以负起养成“建设平和世界”的新头脑新力量的责任，所以说到教育，首先就是要改造教育，把教育范围大加扩充与提高。凡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以至宗教、学术等文化事业，都包括进教育来。向来的教育，做著各国军政、经济的附庸，但为达到某一国族经济、政治、军事之目的而施设教育，所以设立小中大学都只以养成国民的军政、经济人才为范围，而不能从“改进和提高人类精神的物质的全部生活”著想。把凡有教导、感化、启发、训练、修习、培养等功用之影响人类者，都视为教育而加管理。但为国民军政、经济附庸的教育，范围狭隘，不足以尽教育职责。其实，经济、政治、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各有其职能，虽互依互存，经济谋生活、政治致平安之人才，亦依教育而造就；然教育固自有其令人类社会进步之职能。为促成人类社会之进步，则凡有妨害有阻挠于人类社会进步，或有资益有匡助于人类社会进步之文化，都应视为教育事业而取缔或奖励之。由此，任何宗教、艺术、电影、戏剧、新闻、杂志、书籍、文学、科学、哲学等设校授受，或作他种组织之研究传布，无不收入教育系统而由教育机关为掌管。
世界史纲著者韦尔斯说：“宗教教训与有组织之教育分离，盖暂时之现象，不久教育仍必具宗教之意志及精神。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间，为诸大宗教同具之“完全忘却个人，专心服务世界”主动力，将从沉沦于七八十年来的繁富奢靡虚妄怀疑中，涤荡瑕秽而再现于斯世，被公认为人类社会之根本精神”。此种全忘个人而专心服务全世界人类之意义，自应从佛、孔、耶、回等各大宗教中采集为新教育精神。又英国丹波尔惠在其科学史导言上说：“科学越出自己天然的范围，是有益的批评时代思想和神学家迷信的教条。但是要能稳定的了解生命，并是了解生命的全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并需要伦理、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神圣秘密的了解，一个与至高无上自然力量交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即是组成宗教的最后基础”。他所说“与至高无上自然力量交通的感觉”，几近于大悲大愿普度众生所成的无上遍正觉，则虽辽远的大乘佛觉亦为促成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之教育所含有。况大乘菩萨虽以度尽众生为期，而实从利济人类行起，改善人生，发达人生，导全世界人类都得到生存安宁和进步，就是菩萨行之实践，则大乘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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