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直到一九五八年洛杉矶自殺防治中心成立，在自殺研究臨床工作方面才有較重大的進展。
緊急電話系統僅是自殺防治中心的一部分，自殺防治中心還從事咨商、治療、訓練、抽樣研究、應用研究、社區服務，並以發表論文和演講的方式傳播有關的資料。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洛杉矶自殺防治中心便著手研究各種傷害自己的行爲，包括：酗酒、藥瘾和交通事故。
該中心執行董事山姆 Ｓａｍ Ｈｅｉｌｉｇ 表示，自殺防治中心的年度經費是叁十五萬美元。並將在司法部的資助下，進行藥瘾戒除計劃，使得年度經費提高到八十萬美元。目前在該中心接受勸戒的人有八十五位；新的計劃開展以後，將增加到叁百人，其中包含假釋和緩刑的人。
自殺者事前會有征兆
或許，有人會認爲，“個人有權依照自己的意願處理自己的生命”；因而反對自殺防治。專家們則以爲，自殺防治並不以強迫當事人接受的方式進行。一些研究報告中顯示，有自殺意圖的人，情緒上往往陷入沖突的狀態，他們既想尋死，又想打開一條生路。因此，他們會有一些特殊的行爲，可視爲“呼救”的表示。
臨床心理學家法伯洛Ｎｏｒｍａｎ Ｌ．Ｆａｒｂｅｒｏｗ 和薛耐德門 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 相信企圖自殺的人，會無意中露出某些征兆；如果能夠加以警覺，就能防治自殺。他們提出在華盛頓做過的幾個案例，受到國家心理健康組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允許，設置洛杉矶自殺防治中心，展開第一個五年工作。
透過危機調適，使得自殺防治工作有所進展。自殺防治中心的一位共同指導人表示，危機調適有其必要性，但對具有高危機性的人而言，這還不夠。高危機性的人，占與防治中心接觸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假設全年有一萬人與防治中心聯絡，其中就有二千人有嚴重的自殺傾向。他表示，典型的來電話者是二十至叁十九歲的婦女，她們的自殺傾向都被慎重地處理，而告降低。
爲了達到防治效果，防治中心特別爲高危機性者設計一項實驗性的計劃。在防治工作中，低危機者或危機緩沖者都會受到控製。而由隨機選出的高危機者的一組，則由半專業化的志願工作者長期觀察(一年或一年半)。患者被派到各小組，由各小組負責患者對中心的聯系工作。志願工作者透過電話、聚會和作業來進行。這個計劃是要幫助經常性的情緒低落者、疏離感者和酗酒者；假設這種人因畏病被送進醫院治療，然後再回家去，而心理上似乎不曾有絲毫的改變。防治小組在處理這類病人時，則以改變他的生活模式爲著眼點。
運用團體心理治療
防治中心開始采用團體心理治療，法伯洛說；團體治療很少用于自殺防治之上。由于團體治療特別適合孤癖、疏離、迷失的人；然而自殺者是最難以打交道的一類。
今年中心發展出團體治療的叁段設計：第一階段是緊急團體，或稱爲“墜入”團體；每周聚會叁天，每次一個半小時。它是爲長期處于高危機狀態的人設計的。據治療計劃的執行人施佩克Ｎａｏｍｉ Ｓｐｅｃｈｔ說，團體的成員會更開放，更能交談；每次聚會成員和治療師會有所變動，患者總是維持在六名左右。法伯洛指出團體是否能成功的互動，使成員彼此建立良好關系，在于治療師的技巧。經常有人被邀入團體，但因受到騷擾而無法溝通；我們特別注意那些似乎沒有放開心情的成員，幫助他們打開話匣子，加入團體的討論。
團體第二個階段有六至八周，都由相同的成員和治療師組成，繼續討論共同剩余的問題。第叁階段是個長期的團體，成員被要求留下來做長期治療。患者可從團體一個階段轉到另一階段。
科諾根據一項數學方式推算出，防治中心在過去十年內阻止了六百名自殺者。這條數學公式是以有自殺意念、企圖自殺，和實際上進行自殺的人數百分比做基礎。
防治中心指出其他的評量自殺率的標准，社區互動是其中的一種。防治中心和一些團體訂有合約，以提供服務，調查可疑的死亡，使死亡原因的紀錄更精確。
防治中心的訓練工作
防治中心提供不同的訓練課程，也爲其他行業的人士舉辦討論會或研習會，物件包括老師、警察、牧師和心理衛生輔導員。該中心在一九七一年，有四千名學員接受自殺防治理論和技巧的講習。過去十年內，有一百位臨床工作者在此受訓，並在城內服務。訓練小組有十二名主要成員，包括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社會工作員；他們爲不同的學員設計不同的課程，也在當地七所大專院校開課，講解自殺和自傷行爲。
法伯洛指出，在防治中心成立之初，有許多人和他們保持距離，拒絕談論自殺防治之事；現在自殺防治的觀念已被接受，且成爲熱門的研究題目。他認爲防治中心的努力，對于促進自殺防治研究中心(全國性組織，一九六六年設立于馬裏蘭州)也有貢獻。
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中心的人員就了解到，人手不足以包辦接聽電話、進行研究、計劃和其他事務；于是在一九六四年采用半專業性的志願人員接電話。至一九七二年時，已有一百二十五位志願人員分四班接電話，當時每年的電話約有一萬通。
志願人員需先接受叁十個小時的電話工作課程訓練，然後還有一連串的在職訓練，也有一些人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成爲團體治療計劃的共同治療師，或研究工作的助理人員。
這些專業、准專業和半專業的輔導員，有家庭主婦、教師、出納和學生。他們都很熟練。施佩克太太說：偶爾也有醫生召請他們協助，以處理自殺的患者。
起初，義工們透過轉接系統，從每晚五時起，在家裏接聽電話；一九七一年起，晚上十一點以前的電話，會先轉入中心。施佩克太太又說：這項措施使中心能兼做其他的事，也使打電話求助的人不致延誤。
見習的義工不必繳付費用，但中心要求他們至少服務半年。該中心也爲其他社區、心理衛生機構訓練人員，擔任自殺危機輔導的臨床工作助手。經常有少數民族的代表前來接受訓練。施佩克太太指出，說西班牙語的人容易受到語言的限製，而無法利用防治中心；而黑人則與當地的社會牽扯太多，而不便利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總之，中心的求助者約有半數來自市中心。因此，防治中心特別安排訓練社區人員的計劃，協助社區擔負起心理衛生的重要角色。
自殺防治的成效
防治中心的成效如何？希利說：洛杉矶地區一九七○年度死于自殺的約有一千五百人，高于車禍死亡人數，是凶殺的二倍，且較一九六八年度多出四百人。而二十九歲以下的年輕人，自殺率則告上升；從六○年到七○年間，二十至二十九歲的男性自殺率由十萬分之十八，上升爲十萬分之四十一；同一期間，同一年齡層的女性，自殺率由十萬分之六上升到十萬分之二十六。整個洛杉矶地區的自殺率爲十萬分之二十，幾乎是全國平均自殺率的二倍。
中心評估，約有百分之一至一點五的來談者還是會自殺；另一方面，僅有少數企圖自殺的人，會和防治中心聯絡。
他們爲何只打電話來？覺得人生乏味？生性緊張無法放松？抑或感到完全疏離？不知道有防治中心一類的機構？以上的原因都有可能，而不知道有防治中心，可能是個重要因素。很可能八百萬洛杉矶居民中，極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有這個中心；但是過度的宣傳，可能導致來電泛濫，無法控製的後果。
法伯洛說：這是問題的核心。我們覺得公開宣揚後，缺乏足夠的設施來回報，會把事情搞糟。
羅伯Ｒｏｂｅｒｅ，是中心的共同指導人兼主要精神醫師幾年前曾表示，每年城內有一千二百人自殺，而防治中心要阻止叁百件，才能使自殺率有顯著的降低。如此則需每年與叁萬五千人接觸，幾乎是城內經常有自殺意念人數之半，而且是平常來電話人數的叁倍半。
人際關系是重要關鍵
不論是用那一種接觸或治療，防治中心需先發掘出自殺者自己的資料。首先要找出關系人——他的同伴、情人、父母、親戚、朋友。薛耐德門 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 說：大多數的個案其所處自殺的情境與他的人際關系有關聯，處理時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效果就不會很完全。個案的家庭、朋友和輔導員的涉入，以及防治中心和其他專業性、社區內的資源構成強力的支柱，給予個案協助和支援，是很重要的。
施佩克太太表示，在洛杉矶地區，有不少心理上的幫助是低花費的，甚至免費的，但是民衆總沒注意到。例如城內心理衛生協會有十二個分會，每個分會都設有中心，其他的機構還有免費的診所、城立醫院等。
自殺防治中心處理個案是在實驗計劃下進行，所以處理的數量不多。他們希望發展出一套處理的模式，供各相關機構使用。
人們常視自殺防治中心爲生命的守護者。法伯洛認爲，如果有人快淹死了，迅速有效的急救，可以使他獲救。但拯溺是一回事，防止跳水又是另一回事。也許爲了防止溺水，可以把湖濱、海灘和遊泳池圍起來，只有合格的人才能進入。但是心靈是個廣闊的私人池子，而且不歡迎外來的監視。
自殺既是對壓力情境的反應，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地震爆發，將會繼續發生。但是，只要自殺者面對死亡時感到猶疑、矛盾，自殺防治就會有效。
轉載自《張老師月刊》一九八二年叁月號
《請珍惜自己的生命 —認清自殺的真相》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