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個傳說的最古文獻是敦煌出土的佚名《曆代法寶記》(７７４年間撰)和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二之上。後來禅宗著名的《碧岩錄》把它作爲第一則“頌古”流傳。以後，它便成爲禅門衆所周知的公案了。
達摩晚年的事迹，各傳都未明確記載。後人傳說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陽縣)，但又傳魏使宋雲自西域回國時遇達摩于蔥嶺。達摩手攜只履翩翩獨逝。所以又有“只履西歸”的傳說。
達摩的禅法，據敦煌出土資料，古來作爲達摩學說而傳的許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說”似乎是達摩真正思想所在。唐淨覺《楞伽師資記》的《達摩傳》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達摩弟子昙林記錄而傳出。據昙林的序文說，他把達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爲《達摩論》；而達摩爲坐禅衆《釋楞伽要義》一卷，亦名爲《達摩論》。這兩卷論文理圓淨，當時流行很廣。
現在一般作爲達摩學說的有《少室六門集》上下二卷，即：《心經頌》、《破相論》(一名《觀心論》)、《二種入》、《安心法門》、《悟性論》、《血脈論》六種。還有敦煌出土的《達摩和尚絕觀論》、《釋菩提達摩無心論》、《南天竺菩提達摩禅師觀門》(一名《大乘法論》)等，以及朝鮮梵魚寺所刻《禅門攝要》上下二卷，日本鈴木大拙校刊《少室逸書》所收關于達摩諸論文。這些著述內容大致都差不多。
達摩“二入四行”的禅法，是以“壁觀”法門爲中心。唐宗密《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載：“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雲，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禅之法？”所謂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屬于教的理論思考，行入是屬于實踐，即禅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
理入和行入的名稱，見于北涼所譯《金剛叁昧經入實際品》第五。但《金剛叁昧經》說的理入是“覺觀”，而“壁觀”是達摩傳出的獨特禅法。道宣在《續高僧傳》卷二十《習禅篇》末對達摩禅法的評價說：“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
壁觀禅法的特點在于“藉教悟宗”，即啓發信仰時不離聖教的標准，構成信仰以後教人“不隨于文教”，即不再憑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爲主，行入爲助。
後世佛教徒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爲達摩禅法的標志，因它直以究明佛心爲參禅的最後目的，所以又稱禅宗爲“佛心宗”。又有人因達摩專以《楞伽經》授人以爲參禅印證，因而稱它爲“楞伽宗”。
達摩的師承已無可考，後人爲追溯傳統遂有種種說法。《楞伽師資記》推求那跋陀羅爲初祖，菩提達摩爲二世，下以神秀爲七世。神會堅持南宗爲正統，肯定達摩爲中國禅宗初祖，主張自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是一脈相承的。吉迦夜、昙曜譯《付法藏因緣傳》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說法。唐智炬《寶林傳》(成于８０１年)以印度自迦葉傳至獅子比丘爲二十四世，繼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羅至菩提達摩爲二十八世。此說爲五代南唐泉州靜、筠二師所集《祖堂集》(成于９５２年)、永明延壽《宗鏡錄》(成于９５７年)所繼承，又爲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成于１００４年)和契嵩《傳法正宗記》(成于１０６１年)所依用，後來即成爲禅宗的正統說。
達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一作“道”)副和昙林等。“慧可”另見本書專條。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親事達摩四、五年，是達摩最初及門弟子之一。他從達摩學了禅法，專重個人內心修持而少對人講說。他的事迹已不明，只有《景德傳燈錄》卷叁等記達摩臨終時自許慧可得, 髓、道育得骨、尼總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傳說，可以想見其禅學程度之一斑。
僧副，俗姓王，太原祁縣人，是達摩剃度的弟子。南齊建武(４９４—４９７)年間住鍾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嶺峨眉的勝景，趁蕭淵藻出鎮蜀部(今四川)時隨從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後來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５２４)寂于金陵開善寺，年六十一歲。
昙林自稱是達摩的弟子，曾記錄過達摩的“二入四行說”。《慧可傳》中稱他爲林法師。北魏永平元年至東魏武定元年(５０８—５４３)之間，他在洛陽和邺都參與譯經事業，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譯場任筆受，是當時參加譯經的重要人物。他博學善講，在邺都常講《勝鬘經》。周武滅法期間，他與慧可共同護持經典，被斫掉一臂，人稱“無臂林”。昙林早年雖曾親近達摩，但他以禅法與義學並重，因此後世所傳達摩臨終對在側弟子們分別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說法，沒有提及昙林。昙林在傳承達摩禅法上所記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于中國禅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業迹。(林子青)
一九 僧祐(４４５—５１８)
僧祐是齊梁時代的一位律學大師，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專區邳縣)，生于江南建業(今南京)，俗姓俞氏。幼小時隨父母入建初寺(當時在建業城內)禮拜，歡喜踴躍，就不肯回家。父母依從他的願望，允許他在寺內出家，奉僧範爲師。到了十四歲時，又投定林上寺(在鍾山)法達(昙摩密多的弟子，見《高僧傳·昙摩密多傳》)門下，法達“戒德精嚴，爲法門棟梁”(《高僧傳·僧祐傳》)；同時法獻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純，德爲物範”(《高僧傳·法獻傳》)，僧祐都從而服膺奉事，執操堅明。受具以後，又受業于法穎；法穎是當時的律學名匠，僧祐隨侍盡心鑽研二十余年，終于精通律部，有名于當世。法穎逝世(齊建元四年，４８２)後，永明年中(４８３—４９３)竟陵王蕭子良每請他開講律學；由于他披釋精詳，辯解入微，因此聽衆常七、八百人。又奉齊武帝敕，往叁吳(今湖州、蘇州、紹興地區)去試簡僧衆，並講《十誦律》，說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來修治建初、定林諸寺，並在兩寺造立經藏。從此以後，在他後半生數十年中，經常爲學衆廣開律席，“春秋講說，七十余遍”(見《出叁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法集總序》)，他一生的主要事業，也就在于傳弘律學。
僧祐所傳弘的律學，即是中土流傳最早的薩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十誦律》。這是由于當時四部廣律(《十誦》、《五分》、《四分》、《僧祐》)雖都已在中國譯出，而由北印度罽賓傳來的薩婆多部《十誦律》在中國最爲流行。法穎律師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祐長期從他就學，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薩婆多部記序》中說：“年逾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叁紀于茲。”可見其律學師承的嚴謹。
僧祐關于律學的撰述，有《薩婆多部記》五卷和《十誦義記》十卷，前者屬于曆史方面，即他所傳弘的律學師承傳記；後者屬于義理方面，即他所傳弘的律學義解記述。這兩部律學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後——即四十幾歲到五十歲之間的作品，是古來薩婆多部《十誦律》學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這兩部書都早已亡佚不傳，只《出叁藏記集》中略載它的目錄和序文而已。
僧祐生平在弘傳律學而外，對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藝術事業，也有非常豐碩的成就，略如下述：
一、造立經藏 中國佛教典籍至齊梁時已甚豐富；但曆史上第一個搜聚卷帙建立經藏的，實即僧祐在建初、定林兩寺所建立的經藏。而它的動機似乎受自其師法穎的影響。據《高僧傳》卷十叁《法穎傳》載：“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僧祐更擴大這一事業，先後在建業城內建初寺和鍾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臺造立經藏，並各有文記載其事(見《出叁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目錄)。其中定林上寺經藏的建立，還得到梁臨川王宏的大力襄贊(同上)。著名文學家劉勰也相隨從事整理厘定，並區別部類加以序錄(見《梁書》卷五十《劉勰列傳》)。後來慧皎在《高僧傳》中也稱述僧祐“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的勞績。
二、撰製經錄 僧祐在兩寺建立經藏，編製成《出叁藏記集》十五卷，實爲中國現存的最古的佛教經錄。其中目錄部分系依據道安的《綜理衆經目錄》加以考訂並增補而成。僧祐在此書中自稱：“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铨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敢以末學，響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出叁藏記集》卷二)。他在此書的撰製當中，曾經“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同書《序》)，旁征博考，確實費過不少功力。此書保存了古代譯經史上許多原始資料，值得後世學人的憑借研究和珍視。
叁、佛教文史著述 僧祐一生撰製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叁藏記集》十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十誦義記》、《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這八種著述，他曾總名之爲《釋僧祐法集》，並自序稱：“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余日，廣訊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仰禀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叁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铨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既禀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啓于今業，庶有借于來津。”在這八部書中，集錄了很多古記遺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資料，極爲可貴。現只《釋迦譜》、《出叁藏記集》、《弘明集》叁書尚存，其余五種均佚。
四、佛教工藝的業績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關于佛教音樂、歌呗、法樂、梵舞、造像、雕製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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