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澄一見安便加以賞識，相語終日。衆人見安形貌不稱，全都輕怪。澄告衆說：此人遠識，非爾等可比。安因事澄爲師。澄講學時，安每複講。衆人紛紛提出疑難，道安挫銳解紛，行有余力，四座都震驚。于此顯示澄對道安授以心傳和教學的善巧。致使道安所證的經義和後來羅什譯出的經旨符合，因而使佛法大顯于中土(《魏書·釋老志》)。《高僧傳》卷八《義解論》說：“釋道安資學于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于弟子慧遠，惟此叁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余輝，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湧泉猶注，實賴伊人。”又《水經注》稱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苻堅、慕容德、姚興對于朗公皆很尊敬。苻堅時沙汰衆僧，特別诏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到唐時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尚敘僧朗居泰山金輿谷許多事迹。可見僧朗是受到群衆尊重的。竺法雅妙達精理，研測幽微。與康法朗創立格義。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趙時兵部令徐沖的女兒，從佛圖澄和淨檢尼受戒。博覽群籍，思致淵深。她曾造五寺，從她出家的有二百余人。這些人既然都是一代英傑，則其師的學問就可知了。(周叔迦)
七 道安(３１２，一說３１４—３８５)
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于東晉懷帝永嘉六年(３１２)，卒于孝武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于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縣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裏。由于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于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爲形貌黑醜，不爲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裏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于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鹹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趙的邺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邺都，十叁、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３３５)，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澤(今臨汾縣境)去住。□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禅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注解。
道安在□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于禅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爲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爲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爲然，他以爲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邺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爲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爲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叁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衆去邺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衆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裏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發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隽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隽雖在邺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複，《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衆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爲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余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于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裏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據《出叁藏記集》卷十五說：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這是關于考校譯本、注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雲：
迩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俦，支谶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裏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铨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製《衆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注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啓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像鸠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像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
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製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雲：
安既德爲物宗，學兼叁藏，所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叁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叁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道安法師所製定的這些軌範，在當時已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雲：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爲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诏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３７９)，苻堅遣苻丕攻占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爲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爲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昙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叁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昙八犍度論》，鸠摩羅跋提翻譯《毗昙心論》、《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譯《摩诃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于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诃缽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叁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爲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爲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爲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谏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爲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道安圓寂于長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內的《人本欲生經注》一卷外，有《出叁藏記集》所收錄的經論序十四篇，又同《集》標名未詳作者而可肯定爲道安所作的經論序七篇，和同《集》的《綜理衆經目錄》原文兩段；此外還有《鼻那耶經》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還很多。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不多，對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說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盡之義”，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科判。吉藏《法華義疏》講到注疏的體例時，有“預科起盡”的說法；良贲《仁王經疏》說：“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爲叁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師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同時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對于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自然就“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說：
……《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複得之。……《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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