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禅宗的振興

　　陳兵教授著

　　 太虛大師曾說：“頓悟禅爲中國佛學之骨髓，又爲佛學之核心。唯中國佛學握得此佛學之核心，故釋迦如來真正之佛學，現今唯在中國。”又說：“中國佛教之如能複興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與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禅。”(《年譜》)這是大師通觀全體佛學、洞察中國文化傳統後得出的結論，今天讀來，依然發人深省。

　　 〖正法眼藏　中華妙心〗

　　 大師所說的“頓悟禅”、“禅”，系指禅宗。自中國佛學臻于爛熟的盛唐時代起，禅宗便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風靡朝野，形成“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禅悅”(蘇轼《楞伽經序》)的昌盛局面。“會昌法難”後，臺、賢、慈、密等諸宗衰絕零落，唯獨禅宗一花五葉，爛漫盛開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絕。直到如今，若問起漢傳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脈，十之八九，大抵皆屬禅宗，而禅宗諸家中，臨濟兒孫，要占十之七八。禅宗不僅子嗣繁盛，而且深施其影響于佛教諸宗。華嚴宗自四祖澄觀起，便融會教禅，五祖宗密，更是以教解禅、依禅說教，行歸禅宗。天臺宗的教觀，在宋代以後也多融歸于禅、淨。淨土宗亦深受禅宗滋乳，宋代以來，諸大德將禅法運用于持名念佛，形成由“理持”、“理一心”而達禅淨雙圓的實相念佛法，禅淨雙修，成爲近千年來無數學佛人所履踐的路徑。禅宗以超然物外、洞徹人心的高姿態，雄踞中國思想界，不僅爲中國佛學的骨髓，而且點化升華了整個中國文化，成爲中國本土文化發展的推動者和系儒釋道叁家于一體的紐帶，促進了儒學的創新和道教的改革，宋明新儒學與宋元新道教，都是在其傳統基礎上融攝禅宗的産物，無論是理學、心學還是性命雙修的內丹、內道外法的符 ，都散發著濃重的禅味。元明以來出現的羅教等民間宗教，也多汲取于禅。禅宗滲透于中國的文學、藝術、武術、氣功、醫學等領域，禅拳合一的少林武術，及開出超逸空靈、活潑自然新境界的禅詩、禅畫、禅意書法等，皆是禅的外化與運用。禅宗還盛傳于中國文化圈內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地，成爲這些地區佛教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朝鮮、越南佛教，尤以禅宗爲主流。本世紀五十年代後，禅宗又西傳歐美，一時蔚成熱潮。

　　 宗門相傳，禅宗源出于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的公案，事載《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經言：釋尊稱他付囑迦葉之禅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古德有言：“禅是佛心”，點明禅爲全部佛法的心髓、眼目，禅因此又被稱爲“佛心宗”。佛心，即“涅槃妙心”，乃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所悟所證，是佛教建立的基點、叁藏十二部無量教法的淵源。釋尊出世，說法不倦，橫說豎說，刹說塵說，無非是以種種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悟入佛之知見，證得本自具足的涅槃妙心，解決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實現生命的自我變革，永享清涼自在的涅槃之樂。其所示四谛十二因緣、叁法印、一實相印等理，叁學六度四攝等行，都是標月之指，旨在令人因指自見自心佛性清涼寶月。禅宗，正是去諸枝蔓，直截根源，以最簡易圓頓之方便，指示人于當念證悟一切顯密教法所指歸的自心佛性、涅槃妙心，悟入如來知見。禅宗雖自稱“教外別傳”，其實正是教之眼目、教內真傳，昔人喻教如畫龍，禅如點睛，可謂善譬。佛教諸宗中，禅宗最能代表佛教獨具的依智慧自知其心、自淨其心、自主其心而自度度他的人文主義、無神論的特質。然如此重要的佛法心印，在印度竟未立專宗、未成顯學，而發揚光大于神州大地，這自與中國的“大乘氣象”和深厚文化傳統有關。太虛大師“唯中國佛學握得此佛學之核心”之言，說得一點也不過分。對全體佛法研究越深，大概越易認同此言。如叁十年代來內地傳法、舉國尊尚的西康諾那、貢噶等活佛，稱禅宗爲“大密宗”。法國戴維娜女士，遊學印度、緬甸、日本、中國西藏等地修學諸家佛法二十余年，並遣其子隨西康貢噶活佛學法六年，抗戰末期來華參學，得出的結論，是正真佛法唯在中國，且以禅宗爲最勝。(見南懷瑾《禅海蠡測》)當代佛學大家張澄基教授，曾入康隨貢噶活佛學法八年，得格西學位，後旅居美國，貫通西方文化，在其畢生心血凝成的大著《佛法今诠》中說：“學佛越久越覺禅宗的偉大”。

　　 禅宗的偉大，在于它以簡易圓頓的履踐之道，總持印度佛學的心髓，紮根中國文化的肥沃土壤，將佛法了生死出世間的極旨與中國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積極精神結合爲一，高揚“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旗幟，打破了佛與衆生、出世與入世、生活與學佛、出家與在家的阻隔，開辟出一條任何人都可趨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證悟佛法的簡易切實之道。禅門宗師還用詩偈、語錄、圖畫、圓相等極其藝術地表示不可言說的悟境，用機鋒公案、棒喝直指、揚眉瞬目、拳打腳踢、斬蛇殺貓等極爲靈活的方式，接引、勘驗學人，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教學法，其活潑生動、深沈奇妙、神變無方，乃曠古未聞，舉世僅見。正如已故賈題韬居士所說：“所謂禅宗，就是把教下的精華與實際生活相結合，以極其藝術的手段來點出涅槃妙心”(《論開悟》)。如此活潑奇妙的佛法，大概只能出自中國大德之手，乃印度佛學的種苗在中華文化滋養下結出的碩果，是中國佛教智慧乃至中國文化高度成熟的表現，可稱之爲“中華妙心”。在印度和西藏，雖然也有宗旨、實質類同禅宗的“南天竺一乘宗”、光明大手印、大圓滿心髓等法，但都局限于少數頭陀僧山林苦修的圈子之內，在與生活結合的緊密度與表現的藝術化方面，遠遠不及禅宗。這無疑與培植禅宗的中國文化土壤有密切關系。

　　 正因爲禅宗發揚了中國本土主流文化重現實人生及倫理實踐、究性命根源的人文主義、無神論精神，適應了喜簡易切實的身心修養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才能風靡中國社會，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在當今這個科學至上、享受人生成爲全社會價值取向的時代，在諸宗教中，在佛教諸宗中，能應時契機，適宜現代人修習，最能表現人間佛教的宗旨者，無疑首推禅宗。賈題韬居士說得好：“從人間佛教這個角度上來看，選一個宗教做代表，那也只能是禅宗。”(《論開悟》)

　　 〖衰邁雖極　余緒猶存〗

　　 禅宗全盛于唐宋，自晚唐以來，逐漸滲入中國文化深層，推動了儒、道二家的鼎新。當吸取了禅宗不少乳汁成長起來的儒、道二家新學尤立足本土文化正位的宋明儒學日益走紅之後，禅宗這位乳母便日漸衰邁，其時間大約起于宋元間。從陣容看，禅門諸宗中的北宗、牛頭、荷澤、沩仰、法眼、雲門、黃龍等宗先後絕嗣，只剩臨濟下楊歧一系及曹洞宗支撐門面。人才漸稀，宗匠漸少，具大手眼大作略、能使全社會傾倒的大禅師越來越難得。禅門宗師如永明延壽、真歇清了、懷深慈受、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紅螺徹悟等，多提倡淨土或由禅歸淨。禅宗叢林寺院、兒孫子嗣雖然不少，但漸失唐代專弘禅宗、農禅並舉的宗風，明末以來，多講經、傳戒、念佛並行，並迎合民俗趕經忏做水陸，所謂“內則禅、講、律、淨，外則經、忏、齋、焰”，至民國初，就連揚州高寺那樣以宗風純正馳譽叢林的禅寺，也常做經忏佛事以謀道糧。禅宗本來以心傳心，“見過于師，方堪付授”的傳法方式，也漸演變爲以宗法性的廟産傳承爲實質，傳法只成爲以法卷相授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實質性內容。禅法呆板僵化，天下叢林，大抵只以死看一“念佛是誰”話頭爲事，失去了興盛期針對時機解粘去縛的靈活機用和直指方便。“宗師既無接引後進的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參禅之徒，多有老死語下，不落入擔板窠臼，即墮在禅定功勳。”(南懷瑾《禅海蠡測》)清初雍正帝參禅，印證于京師名宿迦陵性音，帝以爲迦陵 佛性，轉依章嘉活佛而得證悟，以帝王身舉揚宗乘，提持祖印，令天下老和尚面目掃地。雍正帝發願十年興教，亦未扶起宗門。“及至清末，缁素二界一無演繹禅學思想者也。”(忽滑谷快天《中國禅學史》)學佛之人，多對宗門失去信心，大多趨歸淨土，或致力教典以應講筵，或穿洋渡海外求勝法，學修東西密教。

　　 禅宗之衰邁，與整個中國佛教同步，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原因。一般將儒者之陰附陽擠、仙道之吸收、洋教及民間宗教的攘奪作爲禅宗衰落之因，自非無據，然不過外因而已。過去有人將宗門衰弱之責委諸于宗密、永明之融通禅教，尤永明之導禅歸淨，似乎不足爲憑。禅教本來同源，藉教悟宗，乃達摩禅的基本路徑，融通禅教，頗利于禅的參修與印證，有防治禅病、導教歸禅之功，豈是宗門衰落之因？禅人歸淨，亦非必棄禅宗。淨宗雖更適合多數末法衆生的根器與信仰需要，但亦未必妨礙具器者修學禅宗，禅淨互補互輔，淨土念佛之極致，亦必融彙于禅，並不能取代禅。禅宗衰落的原因，如果從禅宗自身來找，主要者大略有四點：

　　 第一，背離了禅即世間而出世間、不離世俗生活的本旨，偏重出世的一面，過于注重個人的了生死問題，較少關心社會的倫理教化和衆生的現實生活，崇尚山林辦道、隱逸高蹈，推崇“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的作風，元代以來，閉關打七成風，帶有濃厚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色彩，使禅變爲少數深山苦行僧的專利品，脫離民衆，脫離社會生活，自然要被社會民衆所冷落，難免遭受儒者們的排拒指責。同樣是一脈相承的禅宗，在日本卻能契入民衆，成爲人們生活的指導。相比之下，衰落之責自明。

　　 第二，背離了不立文字、貴在心傳實證的根本立場，禅人們紛紛在前人不立文字之文字上討活計，流于口頭禅、文字禅。北宋雪窦重顯繼汾陽善昭以偈頌解釋古人參禅公案，爲《頌古百則》，其後圓悟克勤又重頌之而成《碧岩錄》，天下禅和紛紛誦習，開文字禅之風，當時禅人如心聞等雖有指責，莫能挽回。臨濟宗下大慧宗杲與曹洞宗下宏智正覺爲挽文字禅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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