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算作佛教的一個派別，卻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爲法顯、玄奘、義淨都是將其當作“外道”看待的。
釋迦牟尼是在與“外道”的鬥爭之中逐步擴大其影響的。而在印度這一宗教多元化的國度，與“外道”的鬥爭貫穿于佛教發展的始終。法顯在《佛國記》中，不但對于佛陀時代佛教與“外道”的鬥爭作了追述，而且對于公元五世紀時期佛教與“外道”的鬥爭作了敘述。如在記述沙祇城南門道東的佛齒木時說：“諸外道婆羅門嫉妒，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據法顯記載，在拘薩羅國舍衛城，“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妒心”，多次想毀壞在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所起的大塔，“天即雷電霹雳，終不能得壞。”舍衛城祗洹精舍東門外道東有一座婆羅門教寺院被稱之爲“影覆寺”，之“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灑掃、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辄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于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叁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舍家入道。”法顯聽當地人講“近有此事”。可知此事重複發生于法顯抵達印度之前不久，說明那時佛教與“外道”的鬥爭仍然很是激烈。
(四)《佛國記》的文學價值
《佛國記》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作爲中國古代遊記文學的奇葩，《佛國記》所具有的“言必依實”的真實性與樸實無華但卻言簡意赅的精練風格，大得曆代文人的喜愛與稱贊。《大唐西域記》盡管篇幅大大超過《佛國記》，但由于它是玄奘口述、辨機筆受而成，再加上志書體裁的限製，《大唐西域記》的文學性便不能與《佛國記》相提並論。這是毋須諱言的。
法顯的文風正如同時代的道場寺僧人所撰之“跋”文所說：“其人恭順，言辄依實”，因此《佛國記》強烈的“寫實性”與真實性是其首要的文學特征，而簡潔的風格更是其特色所在。
簡潔質樸的文風是《佛國記》的突出特色，而法顯這種簡潔風格甚至達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也正因爲如此，《佛國記》後所附“跋”文的作者才忍不住對“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盡管現今所傳的文本可能就是經過法顯補充過的“詳本”，但與其言簡意赅的簡練性仍然未曾改變。法顯對于敦煌以西聞名于世的塔克拉馬幹沙漠的描寫堪稱典型。法顯這樣寫道：
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
同樣的內容，《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則鋪陳如下：
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
《佛國記》僅僅五十一個字，《大唐西域記》則擴展爲九十個字。二者的字句相似之處甚多，而前者早出，後者晚成。因此，從文學角度而言，有理由說《大唐西域記》之描寫很大程度上是脫胎于《佛國記》的。
法顯西行，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是一件風險極大的偉業。他西行之時的心情，正如“跋”文所記錄的法顯之自我表白：
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
盡管湧動在法顯血管裏的是一腔弘傳佛法的大慈大悲精神，而在信仰層面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叁寶”佑助心理[22]會爲法顯提供足夠的信心，但是西行路途的艱險仍然會在其心中投下很深的“不必全”之陰影。因此，彌漫在《佛國記》之中的濃重的抒情性，使這部作品帶有很強烈的感染力，其文學欣賞價值因而大爲增強。在整本《佛國記》中，法顯叁次寫到自己流淚。第一次是在南度小雪山而慧景不幸圓寂之時。法顯寫道：
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複進，口出白沫，語法顯雲：“我亦不複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複自力前，得過嶺南。
短短數語，將慧景的自我犧牲精神、法顯對同伴的深厚感情以及法顯、道整二人化悲痛爲力量繼續前進的精神風貌，寫得活靈活現，深切感人。第二次是在王舍舊城之外的耆阇崛山上，法顯：
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于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迹、處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誦《首楞嚴》。
第叁次是在師子國無畏山寺見到故土商人奉獻給青玉佛像的絹扇之時。其文曰：
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于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
這叁次流淚，情境不同，其情之內涵也略有差異。而在一般人們看來，佛教僧侶越是木石心腸道行似乎越高。在這種背景下觀之，法顯的這種情緒流露更顯得真實而珍貴。在如此的艱難困苦下，絲毫不動心、不動情，反倒顯得做作而矯情。法顯的“叁哭”絲毫未曾損害其偉大之形象，反而增強了其可信度與感染力，完全可以將其看作《佛國記》的點睛之筆。
當然，《佛國記》的抒情性不僅僅體現在這叁處。法顯藝術手法的高超尤其在于將抒情性融會于寫實性的敘述與描寫之中。這一點可以從法顯對翻越蔥嶺山的記述見出。法顯寫道：
在道一月，得度蔥嶺。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語句平和，與驚心動魄的內容相比較，甚至略微顯得平淡。但是，埋藏于平淡語句之中的確實是一顆曆經千難萬險的老人所特有的深沈、博大的內心世界。
關于《佛國記》的文學價值，我們可以藉用章巽先生的話作一總結。章先生說：“恬退恭順的法顯，能有時間親筆寫下他的遊記，言辄依實，質樸明暢；而玄奘卻不得不假手辨機代筆寫下他的遊記，雖然文辭絢爛，卻也不免帶上一層浮華的色彩。且《法顯傳》雖然質樸，但由于親身經曆，親筆自寫，常能在行間字裏發射出深厚的感情，十分觸動人心，有許多境界往往是《大唐西域記》所未能到達的。”[23]雖然此段評論將《大唐西域記》拿來給《佛國記》作比襯，稍失對于玄奘大師的恭敬，但是僅僅就二者的文學性而言，確實如此。
叁、法顯大師對中國佛教的貢獻
在中國佛教史上，法顯、玄奘、義淨是最有影響的叁位西行求法高僧。而作爲有文獻記載、第一位到達印度的中國人，法顯大師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以下分法顯大師對西行求法運動的影響、法顯大師對佛教律學以及佛教義學的貢獻叁方面來論說。
(一)法顯大師西行的意義及其影響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體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據統計，漢代東來譯經僧人十人，其中，來自天竺的僅僅四人，六人來自西域；叁國魏、吳兩國共有外國譯經僧人十人，來自西域的七人，僅有叁人來自天竺；西晉時外來譯經僧五人，來自天竺的僅有一人。[24]可見，早期佛教之傳入，是經由西域這一中介進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爲骨幹的，因而許多佛教經典並非直接從梵語譯出，而是由古代中亞地區的所謂“胡語”轉折譯出的。這樣的一再轉譯，再加之譯人的不谙漢文，使得譯出的經典難于滿足中土弘傳佛法的現實需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佛教信仰的逐漸深入人心，作爲佛教發源地和佛學最發達的地區，天竺成爲了佛教徒向往的聖地。因此，躬身前往天竺瞻禮聖迹、求學訪師便成爲中土僧人的重要願行。上述兩方面的結合，便引發了持續近千年的西行求取佛法的運動。法顯之西行，便是其中最有成效，對中國佛教影響最爲深遠的叁次西行活動之一。
現在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晉時期的朱士行。據《出叁藏記集》卷十叁載：
初，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辄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士行常于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至陳留倉垣水南寺。[25]
此中，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經本送達內地的時間爲西晉武帝太康叁年，即公元282年。朱士行弟子送回的經本，于西晉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永安元年(304年)四月二日，由竺法寂、竺叔蘭譯出，名爲《放光般若經》。朱士行則留居于阗，于八十歲時圓寂。朱士行雖然未能抵達天竺，但是，他令弟子送回的經本卻對中國佛教産生了很大影響，他的行爲鼓舞了後世僧人的西行勇氣。
朱士行之後，又有竺法護、康法朗、于法蘭、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慧叡、支法領、法淨[26] 等七次十人西行，但確實可考的唯有慧叡到達過南天竺，而其它僧人或僅抵達西域而返，或僅達交趾。此後，便有法顯橫空出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拖著年邁之軀，西行西域，抵達天竺，並且最終從風險更大的海路歸國。法顯的成功，首先自然是其帶回的經律譯出後對中國佛教所産生的影響，其次，其對求法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所起的推動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法顯西行以及所撰寫的西行遊記，大大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在當時就産生了巨大的反響。如釋昙無竭(法勇)招集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發迹北土，遠適西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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