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鄉(今屬河南省靈寶市)人。《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記載：“幼而履操，回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既應法，乃納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學之。于《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斡及膏腴，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從這裏可知，令諲受居士的贊助，在長水縣修建一所寺院，但傳記中並未記載寺額。令諲在此寺中“講貫，一論一經，叁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余遍。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爲恒課，執行持心，而絕瑕類。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
以清泰二年(935年)圓寂于長水縣住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這位令諲，以《百法論》、《維摩诘經》、《彌陀經》和《彌勒上生經》以及爲弘揚核心，其弟子從隱繼承其修爲，從其弟子所弘《百法》逆推，他應對唯識學有所了解，至少長水寺中另有高僧弘講《百法》。
釋從隱(897—949年)，姓劉氏，洛陽叁鄉(今河南省洛陽市宜陽縣叁鄉鄉)人。《宋高僧傳》卷七《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記載：“丱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于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才曆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叁經論焉。而諲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此中明確記載，從隱在長水縣某寺學習了《百法明門論》等經典，而且年老的“諲師”非常贊成從隱博通“性宗”和“相宗”發展方向。從這些表述看，有理由認爲二者具有師徒關系。
後來，從隱“于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諲付講座日，爲衆叁登法席。夏中長晷，覽藏經一袟，精進苦節，人無與比。”從隱後來至洛陽布金院宣講經論。此院不知所指。然在清泰年，諲法師講座的時候，從隱叁次升席宣講。可見，從隱與諲師關系不同一般。
關于從隱的住寺，僧傳中未曾交待，而且從隱與天宮寺的關系，傳文中也未提及。天宮寺是貞觀六年，以太宗舍昔日洛陽舊宅修建的，唐代時期很著名，綜合這些資料，要麼布金院是天宮寺的分院，要麼從隱後來長期住于天宮寺。
乾祐二年(949)正月，從隱示疾而終，俗壽五十叁，僧臘叁十二。
釋夢江(？—956年)，姓楊氏，長水縣人。《宋高僧傳》卷七《從隱傳附傳》記載：夢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恒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關于其宣講《百法論》的寺院，傳文未明說，僅有起首一句“有長水縣縣(懸)泉院釋夢江”，但從行文習慣看，此僧的初始寺籍應該在長水縣某寺。
清泰年(934—936年)中，夢江受邀至龍門廣化寺爲衆開演經論，“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于禦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夢江“訓導二十余年，講罷行道禮佛，日唯一食，慈忍于物，罕逢愠色。”周顯德叁年(956年)圓寂。
從上述叁位僧人的經曆可知，五代時期的洛陽也有僧人宣講《百法明門論》和《上生經》，其特點已是“性”、“相”二宗混融的。
六、無作、鴻楚、虛受、宗季
此中敘述的無作、虛受、鴻楚、宗季都是在吳越境內弘揚唯識學的僧人。
釋無作(853？—909年？)，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根據《宋高僧傳》卷叁十《梁四明山無作傳》記載：少年時，其母說服其父，送他入流水寺中。“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參其玄學，于雪峯存禅師，深入堂奧。”從此簡要的敘述中可知，其修學的曆程，先律後經論，而以《法華經》、《上生經》和《百法論》爲重點，後來又參學于著名的禅宗大師雪峰存獎。由此可見，無作法師並不歸向與一宗一派，也自然不屬于唯識宗僧人，只能說是唯識學的研習者而已。
無作“至廬陵叁顧山，檀越造雲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無作“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帥[②]锺氏之面”，唐末江西由南平郡王锺傳統治。無作崇尚佛教的出世精神，拒絕與政界人士打交道。在廬山及周邊居十年之後，無作“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王，王亦不留。”于是隱居四明山(今浙江省余姚市)。以梁開平(907—911年)中，卒于四明山，春秋五十六。
與無作法師相近，鴻楚法師也注重《法華經》和《上生經》的弘揚，。
釋鴻楚(858—932年)，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二十五《梁溫州大雲寺鴻楚傳》記載：“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疎魚脫，籠揭鶴飛。”少年時期就征求父母同意，跟隨其外昆弟至越州龍宮寺出家爲沙彌，“互相切直，誦習彌通。”此中的“龍宮伽藍”即龍宮寺，唐末時，有“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③]龍宮寺遺址尚在，位于今浙江嵊州市北部叁界鎮的嶀山北麓，是太和七年前後由修真法師發起建成的，唐代詩人李紳撰有《龍宮寺碑》專敘其事。鴻楚法師在龍宮寺度過來沙彌階段的修行研習生活，“年二十叁，方升上品無作。”對此中的“無作”如何理解，很關鍵。從下文贊甯說鴻楚僧臘五十二來看，此句是說的受具足戒，成爲比丘的事情。
鴻楚“回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名節，欽揖愈勤。”學成之後,他回到故鄉永嘉。以唐代大順(890—891年)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墌，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于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愆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大雲寺修造完成，鴻楚就在此寺宣講經論，弘法利生。
武肅王錢氏，幹化初年(911年)，“于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並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
長興叁年(932年)六月五日，鴻楚無疾而圓寂，俗齡七十五，法臘五十二。他一生宣講《法華經》計五十余遍，撰有《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在當地影響很大。
釋虛受(—925年)，嘉禾禦兒(今浙江省嘉興)人。根據《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記載：虛受在“納戒後，于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倡導。”從這一記載可知，虛受在當地出家受具足戒之後，前往當時國都長安學習經論。鹹通(860—873年)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鑒義，輩流孰不弭伏。”這說明，他在京城已經成長為學識淵博的僧人，頗得時人注意，並進入僧官隊伍。及廣明(880年)中，“京闕盜據，逃難邐迤，抵越大善寺。”此中的大善寺為位于今浙江省紹興市內的著名寺院。
虛受法師住錫于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對“謙雅等師釋《崇福疏》”一句須略作考證。日本《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的記載：《維摩經》“《注》十卷，什、肇、生叁注……《疏七卷，神楷述。《隨崇福疏搜微鈔》十卷，《科》二卷，慧涉述。”《宋高僧傳》卷四有《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而本著前文已經在窺基弟子項下對神楷法師的事迹略作考辨。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考慮，則得知《崇福疏》就是指神楷所撰寫的《維摩诘經疏》七卷，而《隨崇福疏搜微鈔》十卷以及《科》二卷也即是對《崇福疏》的改作。而改做的慧涉與此處所說的“謙雅等師”的關係則缺攷。如此則可知，出于對謙雅等師對《崇福疏》的不恰當改作的不滿，虛受下決心自己以《崇福疏》爲藍本充作注疏。
天祐年(904—907年)中，開始宣講《涅槃經》、《維摩經》，並開始作疏，至同光年(923—926年)中完成《義評鈔》十四卷。而在此傳最後，贊甯說，虛受原籍于同光叁年(925年)，可見，至其圓寂前不久，此著才完成。
《宋高僧傳·虛受傳》又記載：“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賈曾侍郎序次僧圓晖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甞染指知焉。受于《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余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由此可知，虛受撰著豐富，計有《維摩诘經義評鈔》十四卷、《俱舍論疏鈔》、《涅槃經疏》以及《法華經義章》、《百法明門論義章》、《唯識論義章》。此外，虛受還有《文集》數卷，《述義章》叁十余卷于北宋時期流通。
關于虛受的品行，贊甯也有敘述：“受性且狷急，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甞自執爨馔齋食，柴生火滅，複吹又熸，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這些記述，頗含些許貶義，由贊甯對于虛受對待當政者賜紫的態度的評論可體知，贊甯對虛受的作派頗有微詞。
“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谒見。王素向風，乃加優禮，言勞再叁。暨幹化中，于會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贊甯此文所講的兩件事可能是相承發生的。乾化元年(911年)，吳越王于會稽開元寺設壇度僧，任命虛受充任監壇選練。中唐之後，唐朝廷在京城設立監壇大德，而吳越此前未曾設立，虛受是第一個。贊甯認爲是一種恩寵。“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製賜，行人赍至營丘，時受講當《上生經疏序》，至若洪鍾。而虛受受，舍麈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爲虛受。小子識之。”及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迨海艦赍诰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肅之言。”
釋宗季(？—948年)，俗姓俞，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宋高僧傳》卷七《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記載：少年時，“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蘇而複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诎伏，鋒芒如也。”此中的《名數論》或指《百法明門論》或者指《集論》，都屬于唯識論典。宗季至衢州(今浙江省衢州市)學習此論，說明衢州此時尚有宣講此唯識經典的高僧。
學成之後，宗季法師“迨回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闾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詶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余年，出弟子七、八百人。”宗季在龍興寺開講《對法論》四十余年，一生“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這是說，截至贊甯寫此傳時，在越地仍然有宗季弟子在弘揚唯識宗經典。
宗季法師圓寂于後漢乾祐元年(948年)，撰有《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晖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猷鈔》、《阙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于世。
吳越佛教在五代時期獨樹一幟，比北方佛教更興盛。《宋高僧傳》又是出生于吳越的贊甯所寫，其涉及到唯識學的也就是這四位。由此可見，“唯識宗”的確是瀕臨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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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正藏》正文寫作“九”，加注說宋、元本作“七”。參照僧臘五十四以及傳文中的敘述，俗齡七十叁是正確的。
[②] 《大正藏》本文作“師”，批注說宋、本作“帥”，應該作“帥”。
[③] 宋贊甯《宋高僧傳》卷二十五《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大正藏》第50卷，第870頁中。
《第七章 唯識宗的興盛及其傳承 第六節 唐末五代的唯識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