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十五日完成。一百卷中，辯機擔任證文的量最大。
關于《大唐西域記》的撰寫，《開元釋教錄》卷八記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見《內典錄》，貞觀二十年奉勅于弘福寺翻經院撰，沙門辯機承旨綴緝，秋七月絕筆。”辯機所撰《大唐西域記·記贊》說：“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嶽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燕雀之資，廁鹓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筆劄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此文文筆優美，堪稱美文。然揣摸文意，謙遜的語言外表下，似乎透露出辯機自己所花費的心血和巧思是巨大的這樣的意思。
與富有才華的辯機下落不明相似，宗哲也是奘門之奇才卻被曆史塵埃湮沒的高僧。
釋宗哲，西河平遙(即山西省平遙縣)人，生卒年不詳。《宋高僧傳》卷四《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傳》對其評價頗高，但記事簡略。
僧傳說他“稚歲而有奇相，聰颕天資。既尋師範，砥節飾躬”，聰穎而遵守規範。“屬玄奘叁藏新翻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諸典，若指于掌。”從文中說“請益無替，凡幾周星”，似乎是暗示跟隨玄奘時間不長。但卻于奘門下號爲“得意哲”，與隋慧布媲美。“後因講唱，厥義日新，時謂之爲“法江”。哲曰：“爲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太原矣。””從其如此自負看，應該是洞悉玄奘所弘揚的唯識學的。
從贊甯作傳的標題可知，宗哲常住于太原崇福寺。宗哲感于學者不達其意，“乃著《義例》，寰海之內，莫不企羨。”贊甯特別是傳文中舉例說明，宗哲的水平實際上超越了窺基的高足慧沼。贊甯說：
其如說佛位叁事喻中，沼法師言：“叁點叁目，強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哲雲：“叁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沼師所以成余師之說也。
宗哲講說不綴，有“法江”之譽，贊甯以爲他的見識有過于後來號爲嫡傳的淄州慧沼，不負“得意”之號，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和聲望。
四、慧立、彥悰
作爲玄奘的弟子，慧立、彥悰具有共同的特點，除參與翻譯佛教經典之外，都長于撰文，慧立、彥悰先後相繼撰成玄奘傳記性在著述《慈恩傳》十卷，而彥悰還編有《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等著述。
關于慧立，目前所知不多。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中有一簡單介紹，智升略作補充成《開元釋教錄》卷九中的小傳，《宋高僧傳》沿襲照抄，無新內容。
釋慧立(615—？)，本名子立，唐高宗改爲慧立，也寫作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今屬甘肅省)人。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豳州(今陝西省彬縣東北)人。“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叁卷，並藏秘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叁子也。幼锺荼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12]由此記載可知，慧立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趙毅曾經爲隋朝刺史，慧立排行第叁，但幼年時父母亡故，由其叔父照法師撫育照顧。年十五歲，即貞觀叁年(629年)出家，住于豳州昭仁寺。此寺即昔日太宗破薛舉的戰場。道宣說：慧立“擁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乃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而智升說慧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遠，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在唐初很有名望。
至于慧立參與玄奘譯場的時間，道宣記載說：慧立“一坐北荒二十余載，聲榮藉甚，曜逸京[自/本]。慈恩譯經，通訪岩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征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這裏說，慧立在豳州昭仁寺二十余年，由于隸屬于“公貫”，未能遊學，至永徽元年(650年)進入玄奘譯場。但慧立自己撰寫、彥悰修訂的《慈恩傳》則記載，貞觀十九(645年)，征召慧立爲玄奘譯場“綴文大德”，入住長安弘福寺。從寫作時間上說，道宣之文早些，而後者又是當事人自敘。二者究竟何者准確，難于取舍。
慧立先隸屬弘福寺，後來入慈恩寺寺籍，其後又補爲西明寺都維那。慧立就任西明寺都維那的緣由是，顯慶叁年(658年)六月參加佛道論辯，得到唐高宗的賞識，七月，“勅鴻胪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詣阙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彜倫。”其後，慧立又被授爲洛陽太原寺主。看來，慧立也有豐富的管理才能，曆任長安、洛陽大寺的“叁綱”之一。從現有資料看，慧立是第一批進入玄奘譯場的最年輕的助譯僧。
現存文獻中，署慧立法號的譯籍不多，如《開元釋教錄》卷八記載：“《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永徽元年五月五日于大慈恩寺翻經院譯，沙門慧立筆受。”而顯慶元年(656年)七月開始翻譯的《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也列有“西明寺沙門慧立綴文”的署名。
在玄奘門下弟子中，慧立的突出表現有叁點：一是與呂才就因明問題的辯論。二是高宗時期，慧立被召入宮內，與道士辯論，大得高宗贊賞。叁是寫成敘述玄奘法師事迹的長篇傳記《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五卷初稿。關于前兩個問題，在後文敘述。而《慈恩傳》的完成又與彥悰有關。
釋彥悰，《宋高僧傳》卷四《彥悰傳》記載得很簡略。貞觀末年，彥悰“觀光上京，求法于叁藏法師之門。”贊甯所寫傳記對其評價不高：“然其才不迨光、寶，遍長綴習學耳。于玄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能殊超流輩。”慧立所撰《慈恩傳》五卷，寫定之後，埋入穴中。慧立病中，“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箋述是也。”本傳內容，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五卷述玄奘出生、出家學曆、西遊行程及各地參學經過，後五卷述玄奘回國以後和宮廷來往關系，譯經事業以至最後在玉華宮示寂等。本傳的撰述者慧立和彥悰，都曾參加譯場，親近玄奘多年，所述事迹大都得之親自見聞，故本傳可稱爲玄奘傳記的基本資料。其前五卷述玄奘西遊經曆，與《大唐西域記》互爲經緯，可見出當時西域和印度各國情況和相互間的關系，爲近代研究西域和印度的史學、考古學者所重視。其間還記述印度諸論師遺事及重要論書造作因緣，尤爲有關印度佛學的寶貴資料。其後五卷記述玄奘回國以後之事，此部分有關玄奘和宮廷關系的事特詳，對曆年所譯諸經論反多漏略，這是一缺點。然于此可以見唐太宗、高宗時期的長安社會風氣、宗教生活之一斑，也是了解當時帝都情況頗爲重要的資料。
本傳所依據的資料，最主要的是玄奘製作的表啓和貞觀二十年(646年)完成的《大唐西域記》。玄奘回國以後，太宗和高宗都對他給予特別的崇敬，他從主持譯場以來，對于朝廷也時有表啓之作。本傳的後五卷，主要是以所輯玄奘表啓爲中心而寫成的，資料價值很高。
關于慧立的卒年，從現存資料中可略作推測。《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卷二中在《大般涅槃經荼毗分》二卷下有一批注：
右唐麟德年中南天竺僧，若那跋陀，共唐國僧會甯，于日南波陵國譯。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附經入京。至叁年，大慈恩寺主僧靈會，于東宮叁司受啓所陳聞，請乞施行。叁司牒報，逐利益行用，長安西太原寺僧慧立作序。至天冊萬歲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勅編行。
確定慧立卒年的線索有兩個：一是上引的這一條，即撰寫《大般涅槃經荼毗分》譯後序的時間，即儀風叁年(678年)。二是彥悰完成《慈恩傳》的時間，即垂拱二年(686年)。這兩個時間就是慧立圓寂的上限和下限，此即慧立可能在678年至686年中的某一年圓寂。至于彥悰的生卒年，不易考知。
五、新羅神昉、順璟
根據一些資料記載，神昉、順璟是新羅來唐僧人，並且是玄奘的入門弟子。但從順璟來唐的時間來看，是在玄奘圓寂之後，有文獻說其是玄奘弟子，應屬于“私淑”之類。
根據古來的記載，神昉和嘉尚列名奘門四哲之中。而湯用彤先生則認爲：“此自譯《成唯識論》時事。後世誤傳玄奘弟子中，以昉、尚、光、基並稱。實則圓測、神泰等地位，或出神昉、嘉尚之上。”[13]湯先生並認定神昉與叁階教有關。而筆者認爲，這一看法並不符合事實。
跟隨玄奘的譯經僧人並非就是奘門弟子。特別是第一批受敕進入譯場的僧人大多都是當時德高望重且在義學方面有深厚修養的僧人，但這些僧人並不必然就是玄奘弟子。如貞觀十九年(645年)五月，房玄齡受命選擇“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二十叁人分別充當玄奘的助譯僧，最後真正成爲玄奘弟子者，爲數不會很多。可以肯定者有：法海寺沙門神昉、蒱州普救寺沙門神泰、會昌寺沙門辯機、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而有文獻證實，至玄奘圓寂時，神昉仍然跟隨于玄奘身邊。從這一角度看，神昉地位之高也是其來有自的。
關于神昉的資料，可知者不多。現代學者受《釋門自鏡錄》記載的影響很大。此書記載說：
慈悲寺僧神昉，少小已來，聽學《十輪經》，精勤苦行，特異常人，著糞掃衣，六時禮忏，乞食爲業。每講《十輪經》，常說衆生不合讀誦大乘經，讀誦者墮地獄。畢至命終時，生身被地獄火燒，傍身有黑煙氣。于時濟法寺僧思簡，親見此事。信知，斷學般若必有惡征，見身立驗。
這一記載出自唐代懷信自己的見聞，文中並記錄了見證者是濟法寺僧…
《第五章 唯識宗的創立 第叁節 奘門弟子及其貢獻》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