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十五日完成。一百卷中，辩机担任证文的量最大。

　　关于《大唐西域记》的撰写，《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见《内典录》，贞观二十年奉勅于弘福寺翻经院撰，沙门辩机承旨缀缉，秋七月绝笔。”辩机所撰《大唐西域记·记赞》说：“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虽遇匠石，朽木难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润，徒饱食而终日，诚面墙而卒岁。幸藉时来，属斯嘉会，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学非博古，文无丽藻，磨钝励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记，伦次其文。尚书给笔札而撰录焉，浅智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辞，尚无刊落。昔司马子长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书，仍父子继业。或名而不字，或县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详备哉！……”此文文笔优美，堪称美文。然揣摸文意，谦逊的语言外表下，似乎透露出辩机自己所花费的心血和巧思是巨大的这样的意思。

　　与富有才华的辩机下落不明相似，宗哲也是奘门之奇才却被历史尘埃湮没的高僧。

　　释宗哲，西河平遥(即山西省平遥县)人，生卒年不详。《宋高僧传》卷四《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传》对其评价颇高，但记事简略。

　　僧传说他“稚岁而有奇相，聪颕天资。既寻师范，砥节饰躬”，聪颖而遵守规范。“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凡几周星，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从文中说“请益无替，凡几周星”，似乎是暗示跟随玄奘时间不长。但却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与隋慧布媲美。“后因讲唱，厥义日新，时谓之为“法江”。哲曰：“为吾谢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太原矣。””从其如此自负看，应该是洞悉玄奘所弘扬的唯识学的。

　　从赞宁作传的标题可知，宗哲常住于太原崇福寺。宗哲感于学者不达其意，“乃著《义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羡。”赞宁特别是传文中举例说明，宗哲的水平实际上超越了窥基的高足慧沼。赞宁说：

　　其如说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师言：“三点三目，强分上下。胜劣配属，太成巧诬。”哲云：“三事俱得。”然无名师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号之“得意”，岂虚也乎！沼师所以成余师之说也。

　　宗哲讲说不缀，有“法江”之誉，赞宁以为他的见识有过于后来号为嫡传的淄州慧沼，不负“得意”之号，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声望。

　　四、慧立、彦悰

　　作为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具有共同的特点，除参与翻译佛教经典之外，都长于撰文，慧立、彦悰先后相继撰成玄奘传记性在著述《慈恩传》十卷，而彦悰还编有《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等著述。

　　关于慧立，目前所知不多。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中有一简单介绍，智升略作补充成《开元释教录》卷九中的小传，《宋高僧传》沿袭照抄，无新内容。

　　释慧立(615—？)，本名子立，唐高宗改为慧立，也写作惠立。俗姓赵氏，天水(今属甘肃省)人。远祖因官徙寓新平，故为豳州(今陕西省彬县东北)人。“祖礼，周太中大夫、平东将军、上柱国、龙门侯。父毅，隋秘书郎司隶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业略记》三卷，并藏秘阁，董狐直笔公有之矣。立即司隶第三子也。幼锺荼毒，有叔照法师，携接慈育。”[12]由此记载可知，慧立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赵毅曾经为隋朝刺史，慧立排行第三，但幼年时父母亡故，由其叔父照法师抚育照顾。年十五岁，即贞观三年(629年)出家，住于豳州昭仁寺。此寺即昔日太宗破薛举的战场。道宣说：慧立“拥以公贯，无由远学。生知特达，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谋猷慧解，乃假借经史，内外披寻，自强不息，通镜今古。”而智升说慧立“识敏才俊，神清道远，习林远之高风，有肇融之识量，声誉闻彻”，在唐初很有名望。

　　至于慧立参与玄奘译场的时间，道宣记载说：慧立“一坐北荒二十余载，声荣藉甚，曜逸京[自/本]。慈恩译经，通访岩穴，以文辩腾誉，致此征延。永徽元年，举以申省，依追参译。”这里说，慧立在豳州昭仁寺二十余年，由于隶属于“公贯”，未能游学，至永徽元年(650年)进入玄奘译场。但慧立自己撰写、彦悰修订的《慈恩传》则记载，贞观十九(645年)，征召慧立为玄奘译场“缀文大德”，入住长安弘福寺。从写作时间上说，道宣之文早些，而后者又是当事人自叙。二者究竟何者准确，难于取舍。

　　慧立先隶属弘福寺，后来入慈恩寺寺籍，其后又补为西明寺都维那。慧立就任西明寺都维那的缘由是，显庆三年(658年)六月参加佛道论辩，得到唐高宗的赏识，七月，“勅鸿胪卿韦庆俭补充西明寺都维那，性不习諠，诣阙辞退，所司抑之，不为通表。因理僧务，不坠彝伦。”其后，慧立又被授为洛阳太原寺主。看来，慧立也有丰富的管理才能，历任长安、洛阳大寺的“三纲”之一。从现有资料看，慧立是第一批进入玄奘译场的最年轻的助译僧。

　　现存文献中，署慧立法号的译籍不多，如《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永徽元年五月五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沙门慧立笔受。”而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开始翻译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也列有“西明寺沙门慧立缀文”的署名。

　　在玄奘门下弟子中，慧立的突出表现有三点：一是与吕才就因明问题的辩论。二是高宗时期，慧立被召入宫内，与道士辩论，大得高宗赞赏。三是写成叙述玄奘法师事迹的长篇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五卷初稿。关于前两个问题，在后文叙述。而《慈恩传》的完成又与彦悰有关。

　　释彦悰，《宋高僧传》卷四《彦悰传》记载得很简略。贞观末年，彦悰“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赞宁所写传记对其评价不高：“然其才不迨光、宝，遍长缀习学耳。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辞笔之能殊超流辈。”慧立所撰《慈恩传》五卷，写定之后，埋入穴中。慧立病中，“亟命门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数年，流散他所，搜购乃获。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亏。重更伸明。曰笺述是也。”本传内容，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五卷述玄奘出生、出家学历、西游行程及各地参学经过，后五卷述玄奘回国以后和宫廷来往关系，译经事业以至最后在玉华宫示寂等。本传的撰述者慧立和彦悰，都曾参加译场，亲近玄奘多年，所述事迹大都得之亲自见闻，故本传可称为玄奘传记的基本资料。其前五卷述玄奘西游经历，与《大唐西域记》互为经纬，可见出当时西域和印度各国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为近代研究西域和印度的史学、考古学者所重视。其间还记述印度诸论师遗事及重要论书造作因缘，尤为有关印度佛学的宝贵资料。其后五卷记述玄奘回国以后之事，此部分有关玄奘和宫廷关系的事特详，对历年所译诸经论反多漏略，这是一缺点。然于此可以见唐太宗、高宗时期的长安社会风气、宗教生活之一斑，也是了解当时帝都情况颇为重要的资料。

　　本传所依据的资料，最主要的是玄奘制作的表启和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回国以后，太宗和高宗都对他给予特别的崇敬，他从主持译场以来，对于朝廷也时有表启之作。本传的后五卷，主要是以所辑玄奘表启为中心而写成的，资料价值很高。

　　关于慧立的卒年，从现存资料中可略作推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二中在《大般涅槃经荼毗分》二卷下有一批注：

　　右唐麟德年中南天竺僧，若那跋陀，共唐国僧会宁，于日南波陵国译。仪凤年初，交州都督梁难敌附经入京。至三年，大慈恩寺主僧灵会，于东宫三司受启所陈闻，请乞施行。三司牒报，逐利益行用，长安西太原寺僧慧立作序。至天册万岁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勅编行。

　　确定慧立卒年的线索有两个：一是上引的这一条，即撰写《大般涅槃经荼毗分》译后序的时间，即仪风三年(678年)。二是彦悰完成《慈恩传》的时间，即垂拱二年(686年)。这两个时间就是慧立圆寂的上限和下限，此即慧立可能在678年至686年中的某一年圆寂。至于彦悰的生卒年，不易考知。

　　五、新罗神昉、顺璟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神昉、顺璟是新罗来唐僧人，并且是玄奘的入门弟子。但从顺璟来唐的时间来看，是在玄奘圆寂之后，有文献说其是玄奘弟子，应属于“私淑”之类。

　　根据古来的记载，神昉和嘉尚列名奘门四哲之中。而汤用彤先生则认为：“此自译《成唯识论》时事。后世误传玄奘弟子中，以昉、尚、光、基并称。实则圆测、神泰等地位，或出神昉、嘉尚之上。”[13]汤先生并认定神昉与三阶教有关。而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跟随玄奘的译经僧人并非就是奘门弟子。特别是第一批受敕进入译场的僧人大多都是当时德高望重且在义学方面有深厚修养的僧人，但这些僧人并不必然就是玄奘弟子。如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房玄龄受命选择“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二十三人分别充当玄奘的助译僧，最后真正成为玄奘弟子者，为数不会很多。可以肯定者有：法海寺沙门神昉、蒱州普救寺沙门神泰、会昌寺沙门辩机、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而有文献证实，至玄奘圆寂时，神昉仍然跟随于玄奘身边。从这一角度看，神昉地位之高也是其来有自的。

　　关于神昉的资料，可知者不多。现代学者受《释门自镜录》记载的影响很大。此书记载说：

　　慈悲寺僧神昉，少小已来，听学《十轮经》，精勤苦行，特异常人，著粪扫衣，六时礼忏，乞食为业。每讲《十轮经》，常说众生不合读诵大乘经，读诵者堕地狱。毕至命终时，生身被地狱火烧，傍身有黑烟气。于时济法寺僧思简，亲见此事。信知，断学般若必有恶征，见身立验。

　　这一记载出自唐代怀信自己的见闻，文中并记录了见证者是济法寺僧…

《第五章 唯识宗的创立 第三节 奘门弟子及其贡献》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