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宗爲新譯經作序，爲太宗所拒絕。後經玄奘固請，太宗雖應允，卻遲遲不見下文。可見此時太宗仍然對于佛教沒有十分明確的信仰。至貞觀二十二年夏，太宗對佛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華宮召見玄奘。太宗愛慕玄奘的學業儀韻，一直想逼勸歸俗，共謀朝政。在洛陽宮召見之時，太宗曾提及此事，爲玄奘所謝絕。這次太宗又舊事重提，玄奘以“七義奏對”，廣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請求太宗勿奪其守戒缁門、闡揚遺法之志。太宗聽後大悅，對玄奘說：“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自從這一次談話之後，玄奘與太宗的關系進入了一個親密的階段。太宗需要一位有才能、善言辭、經驗豐富而又不卷入朝中是非的人，和他閑談解悶。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的一系列事變中，身心疲憊，極需一位宗教人士以減輕他的各種心理壓力。玄奘正好是太宗所需要的人物。所以在這次會見中，他又問玄奘最近所譯的經論。此後，太宗親自閱讀了《瑜伽師地論》，深深感到佛經是“瞻天望海，莫測高深”。太宗一生忙于軍事政治，雖然常和僧、道來往，但多限于公務，可能從來沒有讀過佛經。這一次因爲叁藏法師的推薦，讀了一部佛教經典，不禁對重臣們歎道：“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叁教齊致，此妄談也。”太宗遂敕令有司書寫《瑜伽師地論》九部，頒賜九州島，展轉流通。經玄奘重啓，太宗很快撰成《大唐叁藏聖教序》置于經首，太子李治亦製《述聖記》附于經後。太宗與太子的這兩篇序文，對新譯佛經的弘傳影響之巨大，正如彥悰所說：“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浃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18]
從這一事件之後，太宗才真正對于佛教有了了解和信賴。因爲這一深刻印象，太宗才下令秘書省，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分發于雍、洛、並、兖、相、楊、涼、荊、益等九州島。這是唐朝政府官方寫經流通規模最大的一次。他又讀了玄奘所進的《菩薩藏經》，甚爲贊賞，敕令皇太子爲作後序。又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給玄奘。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師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玄奘對以“度僧爲最”。[19]太宗即下诏，京城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又在北阙紫微殿西，別建一所，號爲弘法院，留玄奘日間閑談，晚上在弘法院譯經。二個月以後，慈恩寺修成，太宗才以盛大典禮，送法師入住新寺。冬日以後，太宗又在次年四月，駕幸翠微宮，並召皇太子及玄奘陪從。公務以外的時間，主要是和法師閑談。太宗所問的題目，包括“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玄奘引經據典，一一回答。“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20]一個多月以後，太宗去世。
關于太宗晚年向佛，時人早有恰切的分析。慧立在《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中寫道：“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東征罰，栉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複。”除此之外，“太宗相信因果之說，對他晚年漸近佛教有很大的關系。”[21]太宗早年曾對傅奕說道：“佛法報應顯然，屢有征驗。”[22]後來在他親筆所撰的《大唐叁藏聖教序》中，也有“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托”[23]等語。可見太宗對佛家因果報應的理論，是很清楚而且有幾分相信的。太宗在與佛教保持一定距離的時期，既未聽信反佛之士的蠱惑，反而屢有戰地建寺和爲母祈福等等舉措，如果沒有一定的感性基礎，這些事情不大可能連續發生。因此，太宗早年對于佛教的態度並非毫無信向，而是有幾分好感保藏在心中。
玄奘大師與高宗的情誼，可分兩階段考察：一、當太子時期，即從貞觀十九年(645年)玄奘大師歸國時，到貞觀二十叁年太宗駕崩止；二、高宗即位起(649年)到玄奘圓寂(664年)時止。
高宗是太宗與長孫皇後所生的第叁子，他的兩個兄長承乾和濮王泰，因爲爭奪太子地位，雙方各樹朋黨，互相傾軋，以致在貞觀十七年(643年)時太子被廢爲庶人，不久太宗發覺濮王泰亦凶險難立，于是立“仁孝”之名的晉王李治爲太子。晉王李治親曆兄長的廢立，故當太子時小心謹慎，侍奉太宗戰戰兢兢的，對于他的老師更是禮敬有加，因而得到太宗的歡心以及當時朝臣的贊譽。在當太子階段，他與玄奘的交往記載不多，但據兩唐書所載，他侍奉太宗周到，甚至寸步不離，太宗與玄奘的對話，乃至對玄奘的賞識、護持，他均知之甚詳。《慈恩傳》記載，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八月，太宗爲玄奘撰《大唐叁藏聖教序》一文，凡七百八十一字，並命上官儀對群僚讀之，敕貫衆經之首。皇太子接踵其後亦作《述聖記》一文，此後又爲玄奘所上《菩薩藏經》作序。這次的文字因緣，奠定太子與玄奘間的交情。除此之外，被認爲是太子對玄奘最大護持的是慈恩寺的落成與禮請玄奘任住持，慈恩寺位于長安晉昌坊，原爲淨覺伽藍，太子在寫完《述聖記》一文後，爲追念生母文德皇後而請太宗准予設立。此寺成爲玄奘譯經的重要場合，也成爲日後窺基弘法的大本營。
高宗在位期間，雖然在唐代帝王中，其名望不如開創朝代的高祖，也不如太宗的雄才大略，經緯家邦，甚至連他的孫子玄宗也比他有名。事實上，高宗本身的文治武功相當可觀，對內曾締造與貞觀之治齊名的永徽之治，對外平定西突厥、滅百濟與高麗，顯示出在位期間的文治武功。可惜的是高宗自顯慶元年(656年)開始，因患風眩之症不能視事，政治便委托武後代決，造成武後擅權，乃至在高宗崩後，武後廢中宗、睿宗而自立。
欲考察高宗在這段期間對玄奘法師的情誼，可分政治上的立場及私人信仰方面來敘述。在政治立場方面，唐代自高祖開始的宗教政策，即是“亦將有以利吾家”的傾向，也就是宗教政策的製定，必須有利于政局的安定，在此前提下，道教似乎比佛教更吃香，《唐會要》卷五十謂：
武德叁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與吾語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年。”高祖甚異之，乃立廟于其地。
這是高祖受禅後，製造神話，與老子攀上關系，用以裝點門面，並藉此對抗社會上所尊敬的世家大族。武德七年(624年)十月，高祖幸終南山谒老子廟；武德八年(625)，又造太和宮于終南山。高祖的這些作法，對後代子孫來說就是“祖先之法”，不得輕易變更，影響所及，唐代的叁教排名次序，武後即位後，曾以釋教開革命之階，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官之前，其它時間，都是先道後釋。高宗即位後，雖然追隨太宗的腳步，繼續禮遇護持玄奘大師，也對道宣、懷素二律師禮敬有加，也曾經興建不少寺院，如永徽二年(651年)廢玉華宮爲佛寺，永徽六年在昭陵側立佛寺，以爲太宗追福。龍朔叁年(663年)爲文德皇後立資聖寺，若以如實如法的觀點看，高宗的造寺動機，仍然脫離不了弘揚名教(孝道)，布施祈福的層次，因此在玄奘圓寂後，因政策的需要，轉而扶植道教，爲老君上尊號爲“太上玄元皇帝”，並親谒亳州老子廟。
在私人信仰方面，《續高僧傳》載沙門玄琬在貞觀初年爲長孫皇後及諸王受菩薩戒，法常法師于貞觀八年(634)爲太子承乾受菩薩戒，高宗是否也跟著受戒不得而知。如以他日後的作爲看來，高宗的信仰層次始終在“亦將有以利吾身”中，對于義學研究似乎興趣不高，其所撰的《述聖記》實爲應酬文字，對于佛理未有闡發。相反的，高宗對于道士煉丹以求長生相當有興趣，自顯慶(645－660年)年間開始廣征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黃白，後因道士葉法善之谏而罷之。不久，複命胡僧盧伽阿逸多合長年藥，藥成，將服之，爲朝臣郝處俊所阻。又命道士劉道合煉丹，丹成上之。不久，道合死，弟子將開棺改葬，其屍唯體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屍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24]開耀元年(681年)終因服食丹藥，藥性發作，身體不適，而令太子監國。二年後，高宗駕崩。高宗之崩，是否因餌藥之故，史無明文，不得而知。在唐代帝王中，因服藥而受傷害者爲數頗多，其中太宗、憲宗、武宗、宣宗甚至因此而喪生。高宗在位時，有玄奘大師、道宣律師等人宣揚正法，爲何最後會選擇服食丹藥，而受到藥害呢？高宗在顯慶年間因道士葉法善的勸告，而罷去煉丹之士，直到玄奘圓寂後才再度找人煉丹，不能因此而認爲玄奘未盡勸告之責。
從上述各點，可知在政治上的需要，李唐皇室以擡高道教地位爲主要政策，高宗對于玄奘大師的禮敬護持，還是遵循太宗的路子，且與太宗晚年相比，也嫌不夠真誠。
再從玄奘大師的立場看他與高宗的情誼，冉雲華教授在《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一文中，已指出玄奘對政治的敏感度與警覺性很高。高宗在位時，玄奘雖仍保持與帝王的正常交流，但不卷入宮廷政治中，而專心致力于翻譯事業，從這點也可解釋爲何對高宗初年的立(武)後事件，始終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此外，玄奘也曉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道理，故他竭力尋求高宗對自己譯經事業的贊助，如永徽二年(652年)奏請在慈恩寺西院建塔以安置經像舍利，經高宗許可後，玄奘親負則箦畚，擔運磚石，基塔之日，並命名爲“大雁塔”。顯慶元年(656年)請薛元超、李義府轉請高…
《第五章 唯識宗的創立 第一節 玄奘與唯識宗的創立》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