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唯识宗的创立
玄奘西行求法归来，通过翻译经典和传授学徒等方面的工作，将当时印度唯识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土，最终创立了以佛教义学见长的法相唯识宗。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为中国佛教培养了一代精通唯识、因明学说的高僧，特别是其高徒窥基继承光大其学说，留学僧人圆测将玄奘之学传播到新罗国，对于唯识学说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说玄奘是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把法相宗的主要经典都翻译成汉语并作了初步的宣传；说窥基是法相宗的实际创始人，是因为窥基在玄奘所奠定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宗派的理论影响。公正地说，法相唯识宗是玄奘、窥基两代高僧共同努力创立的。
第一节 玄奘与唯识宗的创立
依照现今学术界、佛教界的普遍认识，玄奘西行的时候，中国佛教已经处于学派佛教与宗派佛教交替发展的时期。玄奘先后礼拜了十二位老师，但其中并不包括被认定为佛教宗派的天台宗僧人，也没有礼拜三论宗的祖师吉藏为师。玄奘西行的动机之一就是出于消弭学派佛教差别诠释所带来的混乱。回国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经典的翻译活动，在其弟子们的继续努力下，终于创立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
玄奘在国外之时，中土佛教界存在和发生的争论，在其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历史上传说，道宣甚至包括法藏都曾经参与过玄奘译场[①]，但因故退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南北朝时期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所传承的唯识之学玄奘传回国内的护法系唯识之学，在若干问题上有重大差别。玄奘将这种差别彰显出来并且极力证明自己所传播的学说才是瑜伽行派的“正义”。这一排外性的学说体系的强化本身就是建立宗派的方法。这是玄奘为法相唯识宗立宗所奠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玄奘以自己所具有的个人魅力和良好的政教关系以及精进的努力，为法相唯识宗的成立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尽管现在的学术界倾向于认定，法相唯识宗是玄奘与窥基共同创立的，但这主要是由于玄奘在其有限的生命存在中未曾有时间进行创立宗派的“宗派活动”。但玄奘大师在成立唯识宗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玄奘的政治影响
玄奘回国之后，得到了两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的尊敬和大力支持。高宗时期已经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武后，也对玄奘很尊重。可以说，玄奘回国之后，得到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朝廷重臣的崇信。借助于这一良好的政教关系，玄奘不但能够顺畅地翻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而且为其推崇的学说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对于佛教的态度，颇为复杂。从其个人经验来说，他小时患病因祈福求佛而痊愈；身为秦王讨伐窦建德时，据说曾经在夜雨中看见观音菩萨“金身毕露”，当即“拜首顿瞻”，并禀告高祖在荥阳广武山建观音寺。[②]在自己即位之后，唐太宗也屡屡表现出对于佛教的热心。贞观三年(629年)，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还将其父母昔日的旧宅——长安通义坊的统义宫舍为尼寺，命名为“兴圣寺”。他自树其意图说：“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靖言因果，思凭冥福”[③]，想藉此为其母荐福。同样情形，他又于贞观十五年五月十四日以“皇帝菩萨戒弟子”身份为其母祈福，“发愿文”说：“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弘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用其功德奉为先灵。”[④]第二年五月，他又为其母“追福”，其诏书曰：“欲报靡因，惟凭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诚有感，冀销过往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⑤]于贞观三年闰十一月，唐太宗下令在自己征战过的七个战场设立佛寺，“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台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昭福寺。”[⑥]他还下令为自己亲手所杀之人，大作佛事活动，其诏曰：“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⑦]从这些事例来看，似乎太宗对于佛教是有几分信仰的。然而从其自述以及对于佛教的某些限制来看，又不尽然。
唐太宗上台后，未实行高祖的毁法诏令，但是对于弘法的限制仍然很严厉。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令执行武德年间的规定：京师留寺四所，僧人千名；各州留寺一所，僧人三十名。“贞观元年，勅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挍佛法，清肃非滥。”[⑧]贞观三年，唐太宗又下令“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⑨]道宣有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⑩]可见，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整顿，特别是剔出私度僧人令其还俗，执法甚为严厉。因此，尽管在特定情形下，太宗于这一时期也下过诏书准许度僧尼，但总体上仍然坚持了高祖时期的控制佛教发展的政策。这固然与太宗佛教信仰较为平淡有关系，更多的则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依据汤用彤的研究，“综计太宗一生，并未诚心奖挹佛法。”[11]他曾经于贞观二年(628年)对大臣说：梁武帝好释老，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贞观二十年下诏书贬斥信佛的大臣、梁武帝之后代萧瑀：“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敝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在释门，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佛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13]可见，唐太宗是充分借鉴前朝佞佛误国的教训而确立自己对待佛教的态度的，加之在三教关系的政治格局之中，佛教处于劣势，儒教为教化根本，唐王朝又标榜自己为李耳之后裔，因此，对于佛教保持一定距离而“非意所尊”。然而太宗也并未采纳傅奕、秦世英等流辈的毁佛动议，对于唐初佛教的发展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明君，唐太宗能从宗教的社会功能着眼，从政治利益出发，表现了他成熟、老练的政治家风范，也体现了大唐包容兼蓄的多元文化博大气象。
在太宗朝，佛教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玄奘从天竺归来以及此后的译经活动。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14]唐太宗晚年对于佛教态度的改变是和他与玄奘的交往有重要的关联。因此，从二者之间关系的演变中可以窥见唐太宗晚年对于佛教之态度的转变轨迹。
从玄奘与太宗初次接触的情形看，太宗仍然对于佛教并不很热忱。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至长安。二月初，玄奘至洛阳宫见太宗。此时太宗“军事忙迫，闻法师至，令引入朝，期暂相见。”贞观十九年元月底，玄奘才到洛阳宫见驾。大约太宗当时正忙于军事，初次会面只是礼貌性的。直到七天以后，第二次会面时，他们才作深谈。在这次诏见中，太宗所注重的仍在政事，不在佛教。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责备玄奘西行为何不报，然后详问玄奘西游时沿途所历诸国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俗等事，玄奘既耳闻目见，记忆无遗，酬对皆有条理。太宗惊叹于玄奘的“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顿有收归己用之意，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固辞得免。太宗谈兴未尽，而大军出征在即，欲带玄奘随师出征，别更叙谈。玄奘亦坚辞得免。最后，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初不应允，说：“法师唐梵俱赡，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同意，但于译经地点，不同意玄奘所提远离京师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在这次诏见中，玄奘还接受了太宗下达的一个政治任务，即将西行所历笔录成书，以供太宗披览，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从这一过程看，太宗并不像此前各代最高统治者对待佛典翻译那样重视，朝廷为玄奘所提供的条件远不能与前秦、后秦甚至隋朝译场相比拟。
唐太宗晚年有三件大事对其打击很大：其一，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储君之争更加白热化。其二，征辽多年仍然以失败告终。其三，在征辽等一系列事变中，太宗患重病，身体日益虚弱。早在玄奘返国的两年以前，储君之争，相当紧张。原来的皇太子承乾，和魏王泰争宠，“各树朋党，遂成亹隙”。[15]争夺的结果，使渔人得利——晋王李治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他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晋王的被立为太子，颇富于戏剧性。两《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绩，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16]“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太宗濒于精神崩溃，”[17]因此才导演了这样一出好笑之剧，以图早日结束纷争。然而，不久，太宗又悔于立晋王为太子，又想以另一皇子李恪作太子，遭到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反对，祇好作罢。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也就是玄奘归国的前两年。这些事件虽改变了太宗的心态，然并未直接导致他对于佛教态度的转变。转变的机缘其实在于玄奘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改变的“临界点”产生在贞观二十二年。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十三日，玄奘上表，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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