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准许援以往成例，由朝廷简派大员监阅、襄理译事，又请高宗撰写慈恩寺碑文，均得到高宗的许可，玄奘为此率徒众诣朝奉表陈谢。玄奘晚年鉴于朝廷实施的宗教政策，有部分规定对“僧事僧治”的僧团自主权伤害很大，如《慈恩传》卷九记载，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下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边远官人不闲勅意，事无大小，动行枷杖，亏辱为甚。”玄奘法师“每忧之。因疾委顿，虑更不见天颜。乃附人陈：“前二事，于国非便。玄奘命垂旦夕，恐不获后言，谨附启闻。伏枕惶惧。””高宗勅遣回答说：“道教清虚，释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为法末人浇，多违制律。权依俗法，以申惩诫，冀在止恶劝善，非是以人轻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条，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此事经过玄奘劝谏，总算废止。
总而言之，玄奘在高宗朝严守分际，不干涉私人信仰，不过问宫廷与政局是非，专心致力于译经事业。在此基础上，他也争取高宗对佛教及个人译经事业的护持。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周政权的建立者，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密切而复杂。然玄奘生前，武则天尚为皇后，玄奘与宫廷发生联系都应算在高宗名下。但也有几件事情可看出武后对玄奘的态度。
显庆元年(656年)十月，武后有孕在身，产期将届，遂皈依三宝，请垂加祐。玄奘启：“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当然，新皇子诞生之后的出家，仅是仪式上的剃度，建立法缘而已，并非真正的出家，这点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同意。十一月一日，武后施与玄奘衲袈裟一领，并杂物等数十件。十二月五日，武后生男满月，高宗敕玄奘进宫为皇子剃度受戒。这位皇子因出生时佛光满室，赐号“佛光王”，此就是以后的中宗李显。次年(657年)，高宗、武后到洛阳，并将洛阳升格为东都，这次的洛阳之行，玄奘奉命陪同，并在翠微宫继续译经。是年夏天，又陪高宗、武后避暑于明德宫，住飞华殿译经，后还积翠宫继续译经。高宗、武后之所以命玄奘陪同到洛阳，主要还是传统帝王观念，将学问僧侣视作文学侍从之事，玄奘无奈地出入宫掖，陪从京洛，尘俗牵累，妨碍译事。更有甚者，原本在前一年已“旧疾复发，几将不济”的玄奘，因此而在此年十一月时病倒。也许由于这两次的大病，显庆三年(658年)二月返回长安后，高宗、武后就不再要求玄奘陪同巡幸各地。显庆四年，高宗、武后移居东都，玄奘才得以摆脱陪伴人主的大任，而专心于译经大业。
总体言之，在武则天封后之后，特别是在其大权在握之后，高宗召见玄奘，玄奘于朝廷发生的关联，都应该与武后相关。如《慈恩传》里一再叙述玄奘与高宗、武后的交往以及所受的礼遇。对于这些礼遇。一方面有利于传播玄奘所学，开拓玄奘创立宗派的空间，另一方面，陪伴君王耗费精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耽误译经大业。玄奘后期到玉华宫方才摆脱这些政治应酬，专心致力于翻译。这也是高宗、武后体谅玄奘迫切的心情方才应允的。
二、玄奘的师承及其创造
在玄奘回国译经之时，产生于隋代的天台、三论宗甚至三阶教都处于活跃期。道宣也在长安研习律本，逐渐形成了南山律的传承体系。作为一位佛教大师，玄奘归国之后具有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佛教界是无与伦比的，借此形势，创立一个独立的宗派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尽管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证玄奘内心是否持有明确的“宗派意识”，但他的翻译以及翻译中的宣讲经论活动，都无疑灌注了他在印度所学以及对于佛法的抉择与诠释。
玄奘去印度十七年，除去中途往来的两三年以外，游学时间长达十四年。一般以为，玄奘正式修学是在那烂陀寺戒贤门下的五年，以及最后在杖林山胜军处的两年，因为从这两位大师那里他学到了梦寐以求的瑜伽行派学说。戒贤是被当时人看作护法的嫡传，而胜军又是从安慧受学的。在唐人著述中，就时常拿胜军的名字和难陀并举，现存的安慧著书所说又很多与唐人所知道的难陀学说相混同，大概胜军这一家是继承难陀、安慧两系的，自然和戒贤立说有异了。[25]胜军擅长《唯识决择论》，玄奘当然认真地跟随胜军学习过。到了那烂陀寺，戒贤就让玄奘给大众解说。可见玄奘兼收并蓄了胜军和戒贤的学说。
此外，在大乘佛学中与瑜伽行派对峙的《中论》和《百论》学说，玄奘也先后在北印度及那烂陀寺反复学习了好多遍。对于小乘的学说，如“有部”的《杂心》、《婆沙》、《俱舍》各论，玄奘在国内就研究有素，而于入印途中，经过“有部”流行的各地，他都充分利用机会学习。对于“有部”以外的“大众”、“正量”、“经部”等派的学说，玄奘也旁搜博探，备闻无遗。
尽管玄奘在印度广博研习大乘佛教各派经论以及小乘各部学说，但他很明确地以瑜伽行派护法系为核心统摄佛教教义。“他对大乘佛学的看法是以为龙树、无著的两家前后没有异辙的。这显然依着护法的议论，通过了无著学说去理解龙树，也就是将无著学看做龙树以后推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经过了中间分歧而重新得着辨证的统一。”[26]
关于玄奘在印度融合“空”、“有”两宗的事实，以呂澂先生的考证最为翔实。在游学初期，玄奘于鹫岭北听到了《广百论释》的解说，就觉得很有契合而随闻随译。如玄奘译护法《大乘广百论释论》卷十载文：“三藏法师，于鹫岭北得闻此论，随听随翻，自庆成功，而说颂曰：“圣天护法依智悲，为挫群邪制斯论。四句百非皆殄灭，其犹劫火燎纤毫。故我殉命访真宗，欣遇随闻随译讫。愿此速与诸舍识，俱升无上佛菩提。””此论释在永徽初年玄奘又翻译了一次，大概是润饰旧稿而成，并非彻底的重译。在此论释的最后一品有一大段对中观家的辩论，解释有关二谛的疑难，代表了护法对于空宗的反驳。
相传清辨与护法由于见解不同，而想与护法面决是非，但护法避而不见。但在《广百论释》中，护法对与清辨的歧见做了书面响应。中观与瑜伽行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二谛”的解释不同。中观家是用“一重二谛”来作权衡的，以为瑜伽说“俗谛”是“无”而“真谛”是“有”，中观却说的是“俗有真无”，二者根本不同。而瑜伽行派则以为“二谛”也有层次，到了“见道”阶段以后，在实证中间的“俗谛”是方便、施设，随顺真实的，也就是真实的具体显现。由这样的理解来做沟通中观、瑜伽学说，就可以见出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后来，玄奘在那烂陀寺依据护法的这一看法，著述《会宗论》，破斥师子光对瑜伽行派的指责，融汇中观、唯识。
与融汇大乘佛教不同，玄奘对待小乘学说，特别是对于当时得势的“正量部”，加以激烈批评，作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评破此部学者般若毱多(智护)的异说，而阐明了唯识的真义。此论虽然不传，但其核心“真唯识量”，传说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没有人能改动一字，是佛教史上的佳话。
至于他以独到的见解对印度佛学作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他学成将返之时(约当641年)，连续用梵文写出了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这些论著都曾传诵一时发生了影响，《续高僧传·玄奘传》、《慈恩传》、《古今译经图记》等备载其事，稍后的《开元释敎录》卷八还据以作了扼要的叙述：
初，那烂陀寺大德师子光等立《中》、《百》论宗，破《瑜伽》等义。奘曰：“圣人作论终不相违，但学有向背耳。”因造《会宗论》三千颂，融会《瑜伽》、《中》、《百》之旨。先有南印度王灌顶师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论》七百颂。奘申大乘义破之，名《制恶见论》，千六百颂。诸师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寇也，何敌当之！”又东印度拘摩罗王因奘通化，初开信门，请问诸佛何所功德。奘赞如来三身利物，因作《三身论》三百颂以赠之。王曰：“未曾有也！”顶戴归依。——斯之三论，义府幽奥，五印度境盛传流布。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旣曰经笥，亦称法将，小乘学徒号奘为“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众号“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传徽号，敬其人而议嘉名。
的确，玄奘三论所发挥的思想，对于当时印度佛学的阐扬有其重要意义，而玄奘最后获得很大的荣誉也是与“三论”的写作分不开的。可惜这三部论都没有翻译流传，仅仅留下了一些零星资料，它们的主要内容如何，现在只能作简单的推论了。
玄奘去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统一佛学的途径。他回国之后，自然将这一意图贯彻到翻译活动中去了。从这一角度观之，玄奘的翻译就是他展现自己所学以及宏愿的过程。因此，他的翻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创立宗派过程。正如呂澂先生所总结的，“慈恩宗学说的特色，首先在于所用资料的完备和精确，这不能不归功于玄奘的翻译。”
玄奘在去印度之前，就怀疑旧传的《俱舍》、《地论》、《摄论》等所说的理分宗途，敎有隐显，使人莫知所适，其中一定有错误。所以他回国来的翻译先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到永徽元年(650年)的六年间，他从瑜伽学的“一本十支”论书穷源尽委地介绍了地论、摄论说的真相。这期最重要的一大部译籍就是《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不过玄奘所理解的瑜伽学说是经过唯识一阶段发展了的。尤其是到了戒贤以后，导入了“法界”范畴，发挥了“转依”精义，要用大乘来涵盖小乘，就不只是原来那样简单的大小次第的看法了。这些见解具体表现在《佛地经论》里面，此论卽以戒贤的注解为依据[27]。他译完了《瑜伽师地论》以后，随即翻出《佛地经论》，无异是替瑜伽学说做了一个总结。这样的翻译顺序，体现了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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