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为新译经作序，为太宗所拒绝。后经玄奘固请，太宗虽应允，却迟迟不见下文。可见此时太宗仍然对于佛教没有十分明确的信仰。至贞观二十二年夏，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华宫召见玄奘。太宗爱慕玄奘的学业仪韵，一直想逼劝归俗，共谋朝政。在洛阳宫召见之时，太宗曾提及此事，为玄奘所谢绝。这次太宗又旧事重提，玄奘以“七义奏对”，广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请求太宗勿夺其守戒缁门、阐扬遗法之志。太宗听后大悦，对玄奘说：“既欲敷扬妙道，亦不违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自从这一次谈话之后，玄奘与太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亲密的阶段。太宗需要一位有才能、善言辞、经验丰富而又不卷入朝中是非的人，和他闲谈解闷。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身心疲惫，极需一位宗教人士以减轻他的各种心理压力。玄奘正好是太宗所需要的人物。所以在这次会见中，他又问玄奘最近所译的经论。此后，太宗亲自阅读了《瑜伽师地论》，深深感到佛经是“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太宗一生忙于军事政治，虽然常和僧、道来往，但多限于公务，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佛经。这一次因为三藏法师的推荐，读了一部佛教经典，不禁对重臣们叹道：“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太宗遂敕令有司书写《瑜伽师地论》九部，颁赐九州岛，展转流通。经玄奘重启，太宗很快撰成《大唐三藏圣教序》置于经首，太子李治亦制《述圣记》附于经后。太宗与太子的这两篇序文，对新译佛经的弘传影响之巨大，正如彦悰所说：“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18]
从这一事件之后，太宗才真正对于佛教有了了解和信赖。因为这一深刻印象，太宗才下令秘书省，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分发于雍、洛、并、兖、相、杨、凉、荆、益等九州岛。这是唐朝政府官方写经流通规模最大的一次。他又读了玄奘所进的《菩萨藏经》，甚为赞赏，敕令皇太子为作后序。又赐纳袈裟一领，剃刀一口给玄奘。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师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问：“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对以“度僧为最”。[19]太宗即下诏，京城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又在北阙紫微殿西，别建一所，号为弘法院，留玄奘日间闲谈，晚上在弘法院译经。二个月以后，慈恩寺修成，太宗才以盛大典礼，送法师入住新寺。冬日以后，太宗又在次年四月，驾幸翠微宫，并召皇太子及玄奘陪从。公务以外的时间，主要是和法师闲谈。太宗所问的题目，包括“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芳故迹。”玄奘引经据典，一一回答。“帝深信纳。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20]一个多月以后，太宗去世。
关于太宗晚年向佛，时人早有恰切的分析。慧立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写道：“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旋旆已来，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堑五乘，遂将息平复。”除此之外，“太宗相信因果之说，对他晚年渐近佛教有很大的关系。”[21]太宗早年曾对傅奕说道：“佛法报应显然，屡有征验。”[22]后来在他亲笔所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也有“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托”[23]等语。可见太宗对佛家因果报应的理论，是很清楚而且有几分相信的。太宗在与佛教保持一定距离的时期，既未听信反佛之士的蛊惑，反而屡有战地建寺和为母祈福等等举措，如果没有一定的感性基础，这些事情不大可能连续发生。因此，太宗早年对于佛教的态度并非毫无信向，而是有几分好感保藏在心中。
玄奘大师与高宗的情谊，可分两阶段考察：一、当太子时期，即从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大师归国时，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止；二、高宗即位起(649年)到玄奘圆寂(664年)时止。
高宗是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兄长承乾和濮王泰，因为争夺太子地位，双方各树朋党，互相倾轧，以致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时太子被废为庶人，不久太宗发觉濮王泰亦凶险难立，于是立“仁孝”之名的晋王李治为太子。晋王李治亲历兄长的废立，故当太子时小心谨慎，侍奉太宗战战兢兢的，对于他的老师更是礼敬有加，因而得到太宗的欢心以及当时朝臣的赞誉。在当太子阶段，他与玄奘的交往记载不多，但据两唐书所载，他侍奉太宗周到，甚至寸步不离，太宗与玄奘的对话，乃至对玄奘的赏识、护持，他均知之甚详。《慈恩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八月，太宗为玄奘撰《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凡七百八十一字，并命上官仪对群僚读之，敕贯众经之首。皇太子接踵其后亦作《述圣记》一文，此后又为玄奘所上《菩萨藏经》作序。这次的文字因缘，奠定太子与玄奘间的交情。除此之外，被认为是太子对玄奘最大护持的是慈恩寺的落成与礼请玄奘任住持，慈恩寺位于长安晋昌坊，原为净觉伽蓝，太子在写完《述圣记》一文后，为追念生母文德皇后而请太宗准予设立。此寺成为玄奘译经的重要场合，也成为日后窥基弘法的大本营。
高宗在位期间，虽然在唐代帝王中，其名望不如开创朝代的高祖，也不如太宗的雄才大略，经纬家邦，甚至连他的孙子玄宗也比他有名。事实上，高宗本身的文治武功相当可观，对内曾缔造与贞观之治齐名的永徽之治，对外平定西突厥、灭百济与高丽，显示出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可惜的是高宗自显庆元年(656年)开始，因患风眩之症不能视事，政治便委托武后代决，造成武后擅权，乃至在高宗崩后，武后废中宗、睿宗而自立。
欲考察高宗在这段期间对玄奘法师的情谊，可分政治上的立场及私人信仰方面来叙述。在政治立场方面，唐代自高祖开始的宗教政策，即是“亦将有以利吾家”的倾向，也就是宗教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于政局的安定，在此前提下，道教似乎比佛教更吃香，《唐会要》卷五十谓：
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与吾语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年。”高祖甚异之，乃立庙于其地。
这是高祖受禅后，制造神话，与老子攀上关系，用以装点门面，并藉此对抗社会上所尊敬的世家大族。武德七年(624年)十月，高祖幸终南山谒老子庙；武德八年(625)，又造太和宫于终南山。高祖的这些作法，对后代子孙来说就是“祖先之法”，不得轻易变更，影响所及，唐代的三教排名次序，武后即位后，曾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官之前，其它时间，都是先道后释。高宗即位后，虽然追随太宗的脚步，继续礼遇护持玄奘大师，也对道宣、怀素二律师礼敬有加，也曾经兴建不少寺院，如永徽二年(651年)废玉华宫为佛寺，永徽六年在昭陵侧立佛寺，以为太宗追福。龙朔三年(663年)为文德皇后立资圣寺，若以如实如法的观点看，高宗的造寺动机，仍然脱离不了弘扬名教(孝道)，布施祈福的层次，因此在玄奘圆寂后，因政策的需要，转而扶植道教，为老君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亲谒亳州老子庙。
在私人信仰方面，《续高僧传》载沙门玄琬在贞观初年为长孙皇后及诸王受菩萨戒，法常法师于贞观八年(634)为太子承乾受菩萨戒，高宗是否也跟着受戒不得而知。如以他日后的作为看来，高宗的信仰层次始终在“亦将有以利吾身”中，对于义学研究似乎兴趣不高，其所撰的《述圣记》实为应酬文字，对于佛理未有阐发。相反的，高宗对于道士炼丹以求长生相当有兴趣，自显庆(645－660年)年间开始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后因道士叶法善之谏而罢之。不久，复命胡僧卢伽阿逸多合长年药，药成，将服之，为朝臣郝处俊所阻。又命道士刘道合炼丹，丹成上之。不久，道合死，弟子将开棺改葬，其尸唯体空皮，而背上开坼，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24]开耀元年(681年)终因服食丹药，药性发作，身体不适，而令太子监国。二年后，高宗驾崩。高宗之崩，是否因饵药之故，史无明文，不得而知。在唐代帝王中，因服药而受伤害者为数颇多，其中太宗、宪宗、武宗、宣宗甚至因此而丧生。高宗在位时，有玄奘大师、道宣律师等人宣扬正法，为何最后会选择服食丹药，而受到药害呢？高宗在显庆年间因道士叶法善的劝告，而罢去炼丹之士，直到玄奘圆寂后才再度找人炼丹，不能因此而认为玄奘未尽劝告之责。
从上述各点，可知在政治上的需要，李唐皇室以抬高道教地位为主要政策，高宗对于玄奘大师的礼敬护持，还是遵循太宗的路子，且与太宗晚年相比，也嫌不够真诚。
再从玄奘大师的立场看他与高宗的情谊，冉云华教授在《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一文中，已指出玄奘对政治的敏感度与警觉性很高。高宗在位时，玄奘虽仍保持与帝王的正常交流，但不卷入宫廷政治中，而专心致力于翻译事业，从这点也可解释为何对高宗初年的立(武)后事件，始终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此外，玄奘也晓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故他竭力寻求高宗对自己译经事业的赞助，如永徽二年(652年)奏请在慈恩寺西院建塔以安置经像舍利，经高宗许可后，玄奘亲负则箦畚，担运砖石，基塔之日，并命名为“大雁塔”。显庆元年(656年)请薛元超、李义府转请高…
《第五章 唯识宗的创立 第一节 玄奘与唯识宗的创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