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宗准許援以往成例，由朝廷簡派大員監閱、襄理譯事，又請高宗撰寫慈恩寺碑文，均得到高宗的許可，玄奘爲此率徒衆詣朝奉表陳謝。玄奘晚年鑒于朝廷實施的宗教政策，有部分規定對“僧事僧治”的僧團自主權傷害很大，如《慈恩傳》卷九記載，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下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閑勅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爲甚。”玄奘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天顔。乃附人陳：“前二事，于國非便。玄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枕惶懼。””高宗勅遣回答說：“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叁界之所遵仰。比爲法末人澆，多違製律。權依俗法，以申懲誡，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製條，更別推科，恐爲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製。”此事經過玄奘勸谏，總算廢止。
總而言之，玄奘在高宗朝嚴守分際，不幹涉私人信仰，不過問宮廷與政局是非，專心致力于譯經事業。在此基礎上，他也爭取高宗對佛教及個人譯經事業的護持。
作爲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周政權的建立者，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密切而複雜。然玄奘生前，武則天尚爲皇後，玄奘與宮廷發生聯系都應算在高宗名下。但也有幾件事情可看出武後對玄奘的態度。
顯慶元年(656年)十月，武後有孕在身，産期將屆，遂皈依叁寶，請垂加祐。玄奘啓：“聖體必安和無苦，然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聽出家。”當然，新皇子誕生之後的出家，僅是儀式上的剃度，建立法緣而已，並非真正的出家，這點得到高宗與武後的同意。十一月一日，武後施與玄奘衲袈裟一領，並雜物等數十件。十二月五日，武後生男滿月，高宗敕玄奘進宮爲皇子剃度受戒。這位皇子因出生時佛光滿室，賜號“佛光王”，此就是以後的中宗李顯。次年(657年)，高宗、武後到洛陽，並將洛陽升格爲東都，這次的洛陽之行，玄奘奉命陪同，並在翠微宮繼續譯經。是年夏天，又陪高宗、武後避暑于明德宮，住飛華殿譯經，後還積翠宮繼續譯經。高宗、武後之所以命玄奘陪同到洛陽，主要還是傳統帝王觀念，將學問僧侶視作文學侍從之事，玄奘無奈地出入宮掖，陪從京洛，塵俗牽累，妨礙譯事。更有甚者，原本在前一年已“舊疾複發，幾將不濟”的玄奘，因此而在此年十一月時病倒。也許由于這兩次的大病，顯慶叁年(658年)二月返回長安後，高宗、武後就不再要求玄奘陪同巡幸各地。顯慶四年，高宗、武後移居東都，玄奘才得以擺脫陪伴人主的大任，而專心于譯經大業。
總體言之，在武則天封後之後，特別是在其大權在握之後，高宗召見玄奘，玄奘于朝廷發生的關聯，都應該與武後相關。如《慈恩傳》裏一再敘述玄奘與高宗、武後的交往以及所受的禮遇。對于這些禮遇。一方面有利于傳播玄奘所學，開拓玄奘創立宗派的空間，另一方面，陪伴君王耗費精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耽誤譯經大業。玄奘後期到玉華宮方才擺脫這些政治應酬，專心致力于翻譯。這也是高宗、武後體諒玄奘迫切的心情方才應允的。
二、玄奘的師承及其創造
在玄奘回國譯經之時，産生于隋代的天臺、叁論宗甚至叁階教都處于活躍期。道宣也在長安研習律本，逐漸形成了南山律的傳承體系。作爲一位佛教大師，玄奘歸國之後具有的社會地位在當時的佛教界是無與倫比的，借此形勢，創立一個獨立的宗派應該是沒有什麼困難的。盡管現在還不能完全確證玄奘內心是否持有明確的“宗派意識”，但他的翻譯以及翻譯中的宣講經論活動，都無疑灌注了他在印度所學以及對于佛法的抉擇與诠釋。
玄奘去印度十七年，除去中途往來的兩叁年以外，遊學時間長達十四年。一般以爲，玄奘正式修學是在那爛陀寺戒賢門下的五年，以及最後在杖林山勝軍處的兩年，因爲從這兩位大師那裏他學到了夢寐以求的瑜伽行派學說。戒賢是被當時人看作護法的嫡傳，而勝軍又是從安慧受學的。在唐人著述中，就時常拿勝軍的名字和難陀並舉，現存的安慧著書所說又很多與唐人所知道的難陀學說相混同，大概勝軍這一家是繼承難陀、安慧兩系的，自然和戒賢立說有異了。[25]勝軍擅長《唯識決擇論》，玄奘當然認真地跟隨勝軍學習過。到了那爛陀寺，戒賢就讓玄奘給大衆解說。可見玄奘兼收並蓄了勝軍和戒賢的學說。
此外，在大乘佛學中與瑜伽行派對峙的《中論》和《百論》學說，玄奘也先後在北印度及那爛陀寺反複學習了好多遍。對于小乘的學說，如“有部”的《雜心》、《婆沙》、《俱舍》各論，玄奘在國內就研究有素，而于入印途中，經過“有部”流行的各地，他都充分利用機會學習。對于“有部”以外的“大衆”、“正量”、“經部”等派的學說，玄奘也旁搜博探，備聞無遺。
盡管玄奘在印度廣博研習大乘佛教各派經論以及小乘各部學說，但他很明確地以瑜伽行派護法系爲核心統攝佛教教義。“他對大乘佛學的看法是以爲龍樹、無著的兩家前後沒有異轍的。這顯然依著護法的議論，通過了無著學說去理解龍樹，也就是將無著學看做龍樹以後推進一步的發展，或者說經過了中間分歧而重新得著辨證的統一。”[26]
關于玄奘在印度融合“空”、“有”兩宗的事實，以呂澂先生的考證最爲翔實。在遊學初期，玄奘于鹫嶺北聽到了《廣百論釋》的解說，就覺得很有契合而隨聞隨譯。如玄奘譯護法《大乘廣百論釋論》卷十載文：“叁藏法師，于鹫嶺北得聞此論，隨聽隨翻，自慶成功，而說頌曰：“聖天護法依智悲，爲挫群邪製斯論。四句百非皆殄滅，其猶劫火燎纖毫。故我殉命訪真宗，欣遇隨聞隨譯訖。願此速與諸舍識，俱升無上佛菩提。””此論釋在永徽初年玄奘又翻譯了一次，大概是潤飾舊稿而成，並非徹底的重譯。在此論釋的最後一品有一大段對中觀家的辯論，解釋有關二谛的疑難，代表了護法對于空宗的反駁。
相傳清辨與護法由于見解不同，而想與護法面決是非，但護法避而不見。但在《廣百論釋》中，護法對與清辨的歧見做了書面響應。中觀與瑜伽行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對“二谛”的解釋不同。中觀家是用“一重二谛”來作權衡的，以爲瑜伽說“俗谛”是“無”而“真谛”是“有”，中觀卻說的是“俗有真無”，二者根本不同。而瑜伽行派則以爲“二谛”也有層次，到了“見道”階段以後，在實證中間的“俗谛”是方便、施設，隨順真實的，也就是真實的具體顯現。由這樣的理解來做溝通中觀、瑜伽學說，就可以見出二者是殊途同歸的。後來，玄奘在那爛陀寺依據護法的這一看法，著述《會宗論》，破斥師子光對瑜伽行派的指責，融彙中觀、唯識。
與融彙大乘佛教不同，玄奘對待小乘學說，特別是對于當時得勢的“正量部”，加以激烈批評，作了《製惡見論》一千六百頌，評破此部學者般若毱多(智護)的異說，而闡明了唯識的真義。此論雖然不傳，但其核心“真唯識量”，傳說在十八日無遮大會上沒有人能改動一字，是佛教史上的佳話。
至于他以獨到的見解對印度佛學作出的貢獻，則主要在于他學成將返之時(約當641年)，連續用梵文寫出了叁部論著——《會宗論》、《製惡見論》和《叁身論》。這些論著都曾傳誦一時發生了影響，《續高僧傳·玄奘傳》、《慈恩傳》、《古今譯經圖記》等備載其事，稍後的《開元釋敎錄》卷八還據以作了扼要的敘述：
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叁千頌，融會《瑜伽》、《中》、《百》之旨。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奘申大乘義破之，名《製惡見論》，千六百頌。諸師鹹曰：“斯論窮天下之勍寇也，何敵當之！”又東印度拘摩羅王因奘通化，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贊如來叁身利物，因作《叁身論》叁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斯之叁論，義府幽奧，五印度境盛傳流布。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叁冬，聲馳萬裏。印度學人鹹仰盛德，旣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奘爲“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號“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
的確，玄奘叁論所發揮的思想，對于當時印度佛學的闡揚有其重要意義，而玄奘最後獲得很大的榮譽也是與“叁論”的寫作分不開的。可惜這叁部論都沒有翻譯流傳，僅僅留下了一些零星資料，它們的主要內容如何，現在只能作簡單的推論了。
玄奘去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求統一佛學的途徑。他回國之後，自然將這一意圖貫徹到翻譯活動中去了。從這一角度觀之，玄奘的翻譯就是他展現自己所學以及宏願的過程。因此，他的翻譯實際上也可以看作創立宗派過程。正如呂澂先生所總結的，“慈恩宗學說的特色，首先在于所用資料的完備和精確，這不能不歸功于玄奘的翻譯。”
玄奘在去印度之前，就懷疑舊傳的《俱舍》、《地論》、《攝論》等所說的理分宗途，敎有隱顯，使人莫知所適，其中一定有錯誤。所以他回國來的翻譯先後根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貞觀十九年(645年)到永徽元年(650年)的六年間，他從瑜伽學的“一本十支”論書窮源盡委地介紹了地論、攝論說的真相。這期最重要的一大部譯籍就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不過玄奘所理解的瑜伽學說是經過唯識一階段發展了的。尤其是到了戒賢以後，導入了“法界”範疇，發揮了“轉依”精義，要用大乘來涵蓋小乘，就不只是原來那樣簡單的大小次第的看法了。這些見解具體表現在《佛地經論》裏面，此論卽以戒賢的注解爲依據[27]。他譯完了《瑜伽師地論》以後，隨即翻出《佛地經論》，無異是替瑜伽學說做了一個總結。這樣的翻譯順序，體現了玄奘…
《第五章 唯識宗的創立 第一節 玄奘與唯識宗的創立》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