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统一中土唯识学于一系的意旨。

　　另外，玄奘俱舍学说与毗昙学所反映的问题，也通过翻译给以根源性的解决。这是从永徽二年(651年)到显庆四年(659年)共九年翻译的着力处。此期大部译本是《俱舍论》和《大毗婆沙论》等有关论典，译本的数量在四百卷以上。然而，玄奘所学的俱舍学说，也是经过后世所发展了的。他翻译《俱舍》的同时就译出敌对的《顺正理论》及《显宗论》，这说明了俱舍学说在“正理”、“显宗”的评破下应该有多少订正的。当时作论者世亲因转入大乘无意于此，便把这工作留给西印度学人讲究《俱舍论》的德慧师弟去做。玄奘门下的新旧两系神泰、普光和法宝等对于《俱舍》的解释会发生种种分歧的意见，就导源于玄奘的传译与真谛的系统有所差别。

　　玄奘译场的“宗派化”倾向，也反映在其弟子与执守先前所学的助译僧之间的此消彼长。玄奘第一期译场参与者大多是各地各学派的义学高僧，后来这批人逐渐淡出，而由年轻的完全接受玄奘教诲的弟子代替。神昉、嘉尚、普光、窥基等奘门四哲的出现，标志着玄奘的着眼点已经发生的转移，窥基的入场，更加强化了这一做法。以《成唯识论》的翻译为肇端，于短短的五、六年间，就以《成唯识论》为中心，吸取了护法《广百论释》和戒贤等《佛地经论》的精华，而又贯穿着《辨中边论》所说的“中道”精神，形成了严密的教义体系。呂澂先生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这时候，玄奘的翻译因学说而来的变动原本的地方最多，如《大般若经》的翻译也深深地染上“唯识说”的色彩。

　　玄奘忙于翻译，无暇自己著述，因此，他的思想资料大多散见于其弟子的各种著述之中。譬如《瑜伽论记》卷十九就记载有玄奘对于“三性”的解释：“且如奘法师出《三性义章》，最明为好。彼立三性以三门分别：一、情事理门。二、尘识理门。三、染净通门。”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三类境”，更是玄奘在印度有关经论基础上的重大创造。——这两大内容在后面专门论述此宗教义的章节中再作论述。而应该强调的是，现今的唯识宗研究，并未完全将涉及玄奘口义的文献作一全面普查，遑论研究了。这应该是以后学术界努力的方向。

　　三、玄奘的著述

　　玄奘大师的著述几乎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甚至文献中也仅有几部著述著录。他在印度撰述的三部论典，尽管未曾流传下来，但无论对中国佛教还是对于印度佛教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去印度求法的高僧中，能穷究精微并发抒创见，给予印度佛学以一定影响并且在印度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古来仅仅玄奘法师一人而已。[28]

　　1．《会宗论》

　　《会宗论》是玄奘奉命撰写的以和会中观与瑜伽行两派争端的作品。

　　印度大乘佛学的显著分裂，是由淸辨所引起。他在所著《中观心论释思择焰论》第五品(《入决择瑜伽师真实品》)里指名道姓地痛驳瑜伽宗义。当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时，寺中早已形成了两派对峙。玄奘师事的戒贤是瑜伽行派护法的嫡传，而持反对议论的师子光则属于中观派淸辨一系。他们各趋极端的见解，在那烂陀寺似已无人再作调和之想了。

　　玄奘到此寺，与师子光当面辩论。《慈恩传》卷四说：

　　时大德师子光先已为四众讲《中》、《百》论，述其旨破《瑜伽》义。法师妙闲《中》、《百》，又善《瑜伽》，以为圣人立敎，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愍其局狭，数往征诘，复不能酬答，由是学徒渐散而宗附法师。

　　辩论几次，师子光哑口无言，徒众离散。但这次辩论仍然是从不同处着眼的，玄奘接着还作了会通，写成《会宗论》。《慈恩传》在前段引文之后又说：

　　法师又以《中》、《百》论旨，唯破遍计所执，不言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师子光不能善悟，见论称“一切无所得”，谓《瑜伽》所立圆成实等亦皆须遣，所以每形于言。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师子光惭赧，遂出往菩提寺。

　　据此，好像玄奘简单地应用“三性”的观点就和会了两派，这显然是说得不够全面的。因为《瑜伽》的三性理论，淸辨早在他的著作里反复驳斥了。瑜伽宗徒如护法等也曾作过辩解，但并未得着定论。玄奘与空宗辩论，自然需要提出新的论证才能取胜。很遗憾，文献阙载。呂澂先生指出，可从护法的《广百论释》里得到启示，可谓的论。

　　护法《广百论释》最后一品《敎诫弟子品》有一大段涉及“三性”的辩难，依圆测所传，它正是淸辨和瑜伽宗徒的对论。圆测说，对于“三无性”的解释，“西方诸师分成两释：一者清辨，其遣三性，以立为空。即说空理，以为无相。具如《掌珍》。二者护法，但遣所执，以为无相。如《深密》等三无性中。清辨、护法，皆依三种无自性，亦以为无相。由斯真谛、慈恩三藏各依一宗。真谛三藏，如其次第，具遣三性，立三无性。……真谛大同清辨，而差别者，清辨菩萨立而无当，真谛师意存三无性，非安立谛。二、慈恩三藏，但遣所执，不遣二性，情有理无，理有情无，二义别故。又三无性，如其次第，即说三性，为三无性。故《三十唯识》言，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具如《成唯识》、《深密经》等。是故清辨、护法二菩萨，各依自宗，以释此经。”

　　关于《广百论释》卷十对“三性”的论述，圆测分为三师：“一、瑜伽学徒立依他有。二、清辨菩萨说依他空。三、护法菩萨双破两执。故彼《论》中云，第一瑜伽学徒，以理标宗云：分别所执法体是无，因缘所生法体是有。由斯感果，轮回三有。或修加行，证三菩提。……第二，清辨释此经云：名是遍计所执，义是依他起性。名于其义非有故无，义随世间非无故有。”对于护法的见解，圆测记载说：“双破空有两执，建立中道。依他起性，非空非有。故彼复云：如是等类，随见不同，分隔圣言，合成多分，互兴诤论，各执一边。既不能除恶见尘垢，讵能契当诸佛世尊所说大乘清净妙旨？未会真理，随已执情，自是非他，深可怖畏。应舍执著空有两边，领悟大乘不二中道。”由此可见，护法会通中观、瑜伽行派的方法是重新解释“中道”。

　　对护法的这一看法，玄奘大为欣喜。他在鹫岭北初次听讲此论时，卽大感兴趣，随听随译，还自庆成功，作了两个偈颂。《大乘广百论释论》卷十结尾说：

　　三藏法师于鹫岭北得闻此论，随听随翻，自庆成功，而说颂曰：“圣天护法依智悲，为挫群邪制斯论。四句百非皆殄灭，其犹劫火燎纤毫。故我殉命访真宗，欣遇随闻随译讫。愿此速与诸舍识，俱升无上佛菩提。”

　　这几乎是，表示他不顾生命的危险来到印度求法，就以得闻护法之说而感到满足。因此，他在调和两派的论著中，很可能以此来作指导。作为护法嫡传弟子的戒贤，对玄奘大加赞赏，在自然不过了。

　　唐靖迈在《古今译经图纪》卷四附有玄奘小传，谈到此论时就说：玄奘“并造《会中论》，融会瑜伽、中观之微旨，以静大乘之纠纷。”靖迈将论名写作《会中》，不一定就是笔误，可能依据他的所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中道”理论来作会通的。

　　《会宗论》在那烂陀寺流行之后，一时间曾平息了中观、瑜伽之争，但并非说两派从此就再没有争论了。据义净所传，玄奘离开了那烂陀近三十年，他那番议论的影响依然存在，大家仍认为两派立说各据一意不必互相是非。所以义净在所撰《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中说：“瑜伽则真有俗无，以三性为本；中观则中无俗有，实二谛为先。……。旣识分纲，理无和杂，各准圣智，诚难乖竞。”可见，中观学与瑜伽行派的会通并非易事。但这一争论在中土的表现却是另外的形态。单就隋唐佛学来说，以为二者可以会通的观点占据上风。在某种程度上，玄奘创立的唯识宗自然走的是会通之路，而其后起的华严宗更是以圆融的方法来会通中观和唯识。

　　2．《制恶见论》

　　玄奘撰写《制恶见论》的目的是受命与小乘佛教学者辩论，由此也成就了玄奘在印度的最大传奇，千古传颂。

　　关于《制恶见论》的写作与传播经过，《续高僧传·玄奘传》、《行状》、《慈恩传》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且大同小异。今引《行状》文字给以说明。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记述说：“先有南印度王灌顶师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义，造《破大乘论》七百颂。时戒日王因讨贼行次，乌茶国小乘师等，保重此论，取以示王，并请与大乘击论。王许，遂作书与那烂陀寺，差四大德善大小宗及外道经者，可诣行所拟共小乘外道论义。正法藏乃差海惠、智觉、师子光及法师为四人，应王之命。未发问，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法师遣取立论，唤外道共论，往复三四番。婆罗门点无所说。先有契，屈者斩首相谢。外道请依先约。法师曰：“我沙门释子，当不害昆虫，况杀人乎？”外道欢喜，请终身给侍。闻者无不称庆。”这一段文字叙述了此事的原委。先有小乘正量部学者、南印度摩腊婆国王师般若毱多，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东印的乌荼国小乘信徒卽用其大乘信众挑战。当时中印度的统治者戒日王恰好带军队路过，乌茶国的小乘学者请求戒日王派大乘师前来辩论。戒日王于是请那烂陀寺派遣四位大德来乌荼辩论。海惠、智觉、师子光及玄奘法师入选。在要成行时，恰有顺世外道向佛教学者挑战，玄奘应命与外道辩论，折服外道。此位外道自愿侍奉玄奘。于是，玄奘与其一起准备前往乌荼国，“乃访得彼论披寻，数处有疑。谓所伏婆罗门曰：“汝会听此义不？”答曰：“会听，我于时善。”法师遣说一遍，备得其旨。遂寻其谬，即申大乘义破之，为一千六百颂，名《制恶见论》。将呈戒贤及德众，咸悉称善曰：“以此穷窍，何歒不已？”法师善得彼宗，乃放所伏婆罗门，随意所之。”这就是《制恶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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