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唯識宗的創立

　　玄奘西行求法歸來，通過翻譯經典和傳授學徒等方面的工作，將當時印度唯識學的最新成果介紹到中土，最終創立了以佛教義學見長的法相唯識宗。玄奘在翻譯佛典的過程中，爲中國佛教培養了一代精通唯識、因明學說的高僧，特別是其高徒窺基繼承光大其學說，留學僧人圓測將玄奘之學傳播到新羅國，對于唯識學說廣泛傳播産生了深遠影響。說玄奘是法相唯識宗的創始人，是由于他把法相宗的主要經典都翻譯成漢語並作了初步的宣傳；說窺基是法相宗的實際創始人，是因爲窺基在玄奘所奠定的基礎上，擴大了這一宗派的理論影響。公正地說，法相唯識宗是玄奘、窺基兩代高僧共同努力創立的。

　　第一節　玄奘與唯識宗的創立

　　依照現今學術界、佛教界的普遍認識，玄奘西行的時候，中國佛教已經處于學派佛教與宗派佛教交替發展的時期。玄奘先後禮拜了十二位老師，但其中並不包括被認定爲佛教宗派的天臺宗僧人，也沒有禮拜叁論宗的祖師吉藏爲師。玄奘西行的動機之一就是出于消弭學派佛教差別诠釋所帶來的混亂。回國之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經典的翻譯活動，在其弟子們的繼續努力下，終于創立了一個新的佛教宗派。

　　玄奘在國外之時，中土佛教界存在和發生的爭論，在其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來了。曆史上傳說，道宣甚至包括法藏都曾經參與過玄奘譯場[①]，但因故退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南北朝時期地論學派、攝論學派所傳承的唯識之學玄奘傳回國內的護法系唯識之學，在若幹問題上有重大差別。玄奘將這種差別彰顯出來並且極力證明自己所傳播的學說才是瑜伽行派的“正義”。這一排外性的學說體系的強化本身就是建立宗派的方法。這是玄奘爲法相唯識宗立宗所奠定的基礎。另一方面，玄奘以自己所具有的個人魅力和良好的政教關系以及精進的努力，爲法相唯識宗的成立建立了一個廣闊的平臺。盡管現在的學術界傾向于認定，法相唯識宗是玄奘與窺基共同創立的，但這主要是由于玄奘在其有限的生命存在中未曾有時間進行創立宗派的“宗派活動”。但玄奘大師在成立唯識宗上的卓越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一、玄奘的政治影響

　　玄奘回國之後，得到了兩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的尊敬和大力支持。高宗時期已經掌握朝廷實際權力的武後，也對玄奘很尊重。可以說，玄奘回國之後，得到唐王朝最高統治者以及朝廷重臣的崇信。借助于這一良好的政教關系，玄奘不但能夠順暢地翻譯出大量的佛教經典，而且爲其推崇的學說的傳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是中國曆史上最有作爲的皇帝之一。他對于佛教的態度，頗爲複雜。從其個人經驗來說，他小時患病因祈福求佛而痊愈；身爲秦王討伐窦建德時，據說曾經在夜雨中看見觀音菩薩“金身畢露”，當即“拜首頓瞻”，並禀告高祖在荥陽廣武山建觀音寺。[②]在自己即位之後，唐太宗也屢屢表現出對于佛教的熱心。貞觀叁年(629年)，爲太武皇帝造龍田寺，還將其父母昔日的舊宅——長安通義坊的統義宮舍爲尼寺，命名爲“興聖寺”。他自樹其意圖說：“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③]，想藉此爲其母薦福。同樣情形，他又于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以“皇帝菩薩戒弟子”身份爲其母祈福，“發願文”說：“惟以丹誠歸依叁寶，謹于弘福道場奉施齋供，並施淨財以充檀舍，用其功德奉爲先靈。”[④]第二年五月，他又爲其母“追福”，其诏書曰：“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敬以絹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⑤]于貞觀叁年閏十一月，唐太宗下令在自己征戰過的七個戰場設立佛寺，“破薛舉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臺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覺寺。破窦建德于鄭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闼于洺州，立昭福寺。”[⑥]他還下令爲自己親手所殺之人，大作佛事活動，其诏曰：“今宜爲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忏；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舍。冀叁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⑦]從這些事例來看，似乎太宗對于佛教是有幾分信仰的。然而從其自述以及對于佛教的某些限製來看，又不盡然。

　　唐太宗上臺後，未實行高祖的毀法诏令，但是對于弘法的限製仍然很嚴厲。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令執行武德年間的規定：京師留寺四所，僧人千名；各州留寺一所，僧人叁十名。“貞觀元年，勅遣治書侍禦史杜正倫，檢挍佛法，清肅非濫。”[⑧]貞觀叁年，唐太宗又下令“大括義甯私度，不出者斬。聞此鹹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⑨]道宣有記載：“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⑩]可見，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于佛教的整頓，特別是剔出私度僧人令其還俗，執法甚爲嚴厲。因此，盡管在特定情形下，太宗于這一時期也下過诏書准許度僧尼，但總體上仍然堅持了高祖時期的控製佛教發展的政策。這固然與太宗佛教信仰較爲平淡有關系，更多的則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

　　依據湯用彤的研究，“綜計太宗一生，並未誠心獎挹佛法。”[11]他曾經于貞觀二年(628年)對大臣說：梁武帝好釋老，足爲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禮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12]貞觀二十年下诏書貶斥信佛的大臣、梁武帝之後代蕭瑀：“至于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敝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窮心在釋門，簡文銳意于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廟。及乎叁淮佛浪，五嶺騰煙，假余息于熊蹯，引殘魂于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征，何其缪也!”[13]可見，唐太宗是充分借鑒前朝佞佛誤國的教訓而確立自己對待佛教的態度的，加之在叁教關系的政治格局之中，佛教處于劣勢，儒教爲教化根本，唐王朝又標榜自己爲李耳之後裔，因此，對于佛教保持一定距離而“非意所尊”。然而太宗也並未采納傅奕、秦世英等流輩的毀佛動議，對于唐初佛教的發展也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作爲曆史上不多見的明君，唐太宗能從宗教的社會功能著眼，從政治利益出發，表現了他成熟、老練的政治家風範，也體現了大唐包容兼蓄的多元文化博大氣象。

　　在太宗朝，佛教最重大的事件無疑是玄奘從天竺歸來以及此後的譯經活動。正如湯用彤先生所說：“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師，或較前信佛。”[14]唐太宗晚年對于佛教態度的改變是和他與玄奘的交往有重要的關聯。因此，從二者之間關系的演變中可以窺見唐太宗晚年對于佛教之態度的轉變軌迹。

　　從玄奘與太宗初次接觸的情形看，太宗仍然對于佛教並不很熱忱。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至長安。二月初，玄奘至洛陽宮見太宗。此時太宗“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見。”貞觀十九年元月底，玄奘才到洛陽宮見駕。大約太宗當時正忙于軍事，初次會面只是禮貌性的。直到七天以後，第二次會面時，他們才作深談。在這次诏見中，太宗所注重的仍在政事，不在佛教。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責備玄奘西行爲何不報，然後詳問玄奘西遊時沿途所曆諸國的山川形勢、氣候物産風俗等事，玄奘既耳聞目見，記憶無遺，酬對皆有條理。太宗驚歎于玄奘的“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頓有收歸己用之意，勸玄奘還俗輔政。玄奘固辭得免。太宗談興未盡，而大軍出征在即，欲帶玄奘隨師出征，別更敘談。玄奘亦堅辭得免。最後，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譯經的請求，太宗初不應允，說：“法師唐梵俱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經玄奘固請，太宗雖同意，但于譯經地點，不同意玄奘所提遠離京師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在這次诏見中，玄奘還接受了太宗下達的一個政治任務，即將西行所曆筆錄成書，以供太宗披覽，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記》。從這一過程看，太宗並不像此前各代最高統治者對待佛典翻譯那樣重視，朝廷爲玄奘所提供的條件遠不能與前秦、後秦甚至隋朝譯場相比擬。

　　唐太宗晚年有叁件大事對其打擊很大：其一，貞觀十年(636年)長孫皇後去世之後，儲君之爭更加白熱化。其二，征遼多年仍然以失敗告終。其叁，在征遼等一系列事變中，太宗患重病，身體日益虛弱。早在玄奘返國的兩年以前，儲君之爭，相當緊張。原來的皇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爭寵，“各樹朋黨，遂成亹隙”。[15]爭奪的結果，使漁人得利——晉王李治成爲王位的繼承人，他就是後來的唐高宗。晉王的被立爲太子，頗富于戲劇性。兩《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說：“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決。禦兩儀殿，群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績，曰：“我叁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诏，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16]“這種家事的煩惱使得太宗瀕于精神崩潰，”[17]因此才導演了這樣一出好笑之劇，以圖早日結束紛爭。然而，不久，太宗又悔于立晉王爲太子，又想以另一皇子李恪作太子，遭到長孫無忌等大臣的反對，祇好作罷。這一連串事件發生于貞觀十七年(643年)。也就是玄奘歸國的前兩年。這些事件雖改變了太宗的心態，然並未直接導致他對于佛教態度的轉變。轉變的機緣其實在于玄奘潛移默化的影響。此改變的“臨界點”産生在貞觀二十二年。

　　貞觀二十年(646年)七月十叁日，玄奘上表，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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