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條下，記玄奘翻《大般若經》時，曾經對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五，必當卒命于此伽藍”一語，依《塔銘》六十九歲推算，正與《慈恩傳》符合。

　　對于梁啓超上述幾點，當代學者反駁者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是：第一，《慈恩傳》並非最早最可信。幾種玄奘傳記中，先寫成的是《行狀》，其後則是《續高僧傳·玄奘傳》，此後才是《慈恩傳》。因此，與其說諸家所記大多取材于慧立的傳記，倒不如說慈恩傳抄自《行狀》、《續高僧傳》等書。第二，梁啓超說，《續高僧傳》所雲“行年六十叁(五)，必卒玉華”一詞，似抄自《慈恩傳》。而石萬壽先生考證的結論是：“上列叁段，詞句含義大體相同，可能是同一來源，也就是傳抄自最早撰成的文獻。按：撰成時間最早，作者參與玄奘治喪事誼最深的史料爲《行狀》，極可能是《續僧傳》、《慈恩傳》所載都來自行狀，而非《行狀》誤載《慈恩傳》。”[④]第叁，對于《行狀》中所舉年歲自相矛盾的現象，幾乎是所有玄奘相關資料的共同現象。第四，梁啓超以《慈恩傳》顯慶元年條下有“年六十五歲”一語，推算到麟德元年，正好爲六十九歲，認爲《塔銘》可信。查《慈恩傳》所載“年六十五”一語，系玄奘翻譯《大般若經》時所說的，而譯《大般若經》的時間，是在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至龍朔叁年正月二十日之間，《慈恩傳》的“年六十五”一語，在顯慶五年到龍朔叁年間，每一年都有可能，並沒有指明是在那一年，實不可以以顯慶五年作爲推算的依據。

　　對于梁啓超的觀點，後來主要有郭元興《試論玄奘法師出生西行的年代問題》、羅香林《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玄奘法師年代考》和釋東初《玄奘大師生平年代考》等五篇論文加以補充論證。但上述疑點並未消除。另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細節，即玄奘出家爲沙彌時的“恒度”的主持者鄭善果的官職變化，與此說不符。正如楊廷福所說：“即以六十九歲來對勘《傳》、《狀》、《碑》、《錄》、《表》中的年歲記載，就沒有一處相合。”[⑤]因此，此說采納者不多。

　　六十五歲說，初見于道宣《續高僧傳》，後來《開元錄》、《貞元錄》沿襲其說。現代學者陳思《唐玄奘叁藏法師年譜》、呂澂《玄奘法師略傳》等先後采用此說，而楊廷福在其論文和《玄奘年譜》中的考辨較爲詳細，影響也很大，大陸一些論述玄奘的書籍，一度直接標注此說而不加甄別。

　　呂澂撰《玄奘法師略傳》對玄奘寂年歲數，並沒有專文論述，僅于附注中，注明采用六十五歲說的理由是：“關于奘師的年歲，有六十叁、六十五、六十九等數說，現依顯慶四年(六五九年)奘師表啓自稱“行年六十”一語，暫定爲六十五歲。”此中所引的文獻是《重請入山表》。此表中，玄奘說：“自奉诏翻譯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盡，行年六十，又嬰風疹。”此中的“行年六十”一詞，呂澂先生即解釋爲年六十歲。由此下推至麟德元年，正得六十五歲。此表爲玄奘自述的年代，按道理應是最爲可信的資料。但如有學者指出的，“奘師所上表啓中的年歲，常自相矛盾”。如顯慶二年(657年)上《請入少林寺譯經表》雲：“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念慈遄速，則生涯可知。”再如龍朔叁年(663年)十一月二十叁日坊州宜君縣玉華寺沙門玄奘所上的《請禦製大般若經序表》則雲：“玄奘獲歸中國，十有九年，翻譯梵文千叁百余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勞疹屢嬰，恐先朝露，慶酬天造，是以力此裏弊，光燭纏宵，祇奉诏恩，夙夜翻譯，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譯《大般若經》，至今龍朔叁年十月二十叁日絕筆，合成六百卷。”以上兩表，加上呂先生所引用的一表，叁表的年代分別是顯慶二年(657年)、龍朔二年(662年)、顯慶四年(659年)，表中自稱的年歲，則分別是“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再垂七十”、“行年六十”。這叁個年歲，除“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一詞，可以解釋爲至少超過五十五，伸縮性較大外，“行年六十”和“年垂七十”二詞，在字面上的解釋，至少相差五歲以上，但二表中另有“自奉诏翻譯一十九年”和“獲歸中國十有九年”二詞，依字面上的解釋，二表的時間相差四年，與上表的年代相符，與表啓中的年歲不符。由此觀之，表啓中自稱的年歲，自相矛盾之處仍多，並不是最可信的資料。呂澂先生由表中的“行年六十”一詞，推定爲六十五歲之說，似難于成立。[⑥]

　　楊廷福確認六十五歲說，主要的根據是“《行狀》較後出，系據《續傳》與《慈恩傳》而成。”[⑦]道宣撰《續高僧傳》的時間，最初的完成時間是貞觀十九年(645年)，此後他又補充新撰若幹篇，曾經單獨流通，後于流通過程中被合並，因此而成今日習見之面貌。根據學者研究，道宣寫僧傳的下限時間爲德麟二年(655年)。而《行狀》的作者爲冥祥，從《行狀》的敘述看，似乎參與了玄奘治喪事宜。且有學者認爲，行狀中所提及最後日期，系玄奘圓寂後的六十日，並未提玄奘葬儀等事。而“奘師的葬期，據《慈恩傳》卷十所載，是在麟德元年四月十五日，爲寂後的七十天。《行狀》未載葬所，實爲當時的通例。因此，行狀似應作于奘師寂後的第六十天，即安葬奘師于浐東之日以前。”[⑧]由此可見，楊廷福先生以此作論據來成立六十五歲說是有困難的。

　　力主六十叁歲說的，最初是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此後劉汝霖《唐玄奘法師年譜》、曾了若《玄奘法師年譜》、釋印順《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釋隆根《唐僧玄奘大師生平之研究》等以及石萬壽《玄奘享年問題的商榷》、《玄奘寂年歲數新證》兩篇論文，都主張此說。

　　陳垣先生在1924年10月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19號發表《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反駁了梁啓超的六十九歲說，認爲六十叁歲說可信，其理由有以下四點：第一，諸家記玄奘的年歲，皆自相矛盾，《慈恩傳》亦不例外，“蓋諸師撰傳時，各據所聞，並未預先製爲年表月表，而後系以事實，故有此誤。”第二，劉轲在玄奘寂後的一百七十余年撰塔銘，“爲避免矛盾計，芟夷武德貞觀時一切年歲，獨標法師寂年爲六十九。溯其所根據，蓋即根據本傳顯慶五年條下之六十五歲，而推算麟德元年爲六十九也，然何解于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之說耶﹖如是孤證，殊不足據。”第叁，“《舊唐書·玄奘傳》謂：法師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謬，梁任公謂顯慶于六年，亦非！顯慶六年叁月朔，始改元龍朔。”第四，“今校本于法師寂年，特取六十叁歲，至爲審慎。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年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麟德元年寂之說，唯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說，推算爲六十叁，而又與行狀合也。”陳垣提出上述四條論證來支持六十叁歲說的成立，但沒有作詳盡解說。1930年9月、1931年年1月出版的《女師大學術季刊》第1卷第3期、第2卷第1期，發表了劉汝霖《唐玄奘年譜》，也力主六十叁歲說。1961年印順法師撰《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批駁羅香林《舊唐書玄奘傳講疏》、《玄奘法師年代考》所持的六十九歲之說，力主六十叁歲說。此後的石萬壽先生先于1971年4月發表《玄奘享年問題的商榷》一文，後于1997年發表《玄奘寂年歲數新證》，全面評述諸說，完善了六十叁歲之說。著者認爲，與其它諸說相比，這一推定最爲成熟、妥當，本著采取此說來論定玄奘叁藏的行曆。下文選擇最重要的幾個理由來說明之。

　　在現有的文獻記載中，玄奘十叁歲時，鄭善果批准剃度其爲沙彌之事，對于確定玄奘的生年具有重要作用。在此需要略作綜述。

　　《塔銘》記載玄奘六十九歲圓寂，十叁歲出家，《慈恩傳》所載略同。而玄奘圓寂于麟德元年(664年)。依照六十九歲說，十叁歲應爲隋炀帝大業四年(608年)，也就是玄奘在大業四年，由大理卿鄭善果剃度出家。從學術界考證的結論看，這是不可能的。

　　關于鄭善果任大理卿的時間，史書並未明載。而經過學者考證，鄭善果于此年不可能任此官職。《舊唐書》卷六十二《鄭善果傳》雲：“鄭善果，父誠，大衆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诏令襲其官爵。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事親至孝，所至有政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炀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再遷大理卿。”《新唐書》卷一百《鄭善果傳》雲：“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大業中，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故善果所至有績，號稱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再遷大理卿。”《隋書》卷八十及《北史》卷九十一《鄭善果傳》則雲：“鄭善果，轉魯郡太守，號稱清吏。炀帝遣禦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征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由此叁則史料可知，鄭善果任魯郡太守，與樊子蓋被考爲天下第一後，調任光祿卿，母卒服喪起複時，始轉任大理卿。唯轉任叁職的時間，史書並未明載。鄭善果調任光祿卿的原因，是和樊子蓋共同被考爲天下第一以後。關于樊子蓋被考爲第一的時間，《隋書》卷六十叁《樊子蓋傳》記載：“炀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叁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北史》卷七十六《樊子蓋傳》說：“炀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叁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這兩則史料，均明載樊子蓋在大業叁年(607年)，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蒙炀帝召見。除此次以外，各史書均無樊子蓋再一次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被召見的記錄。由此可知，樊子蓋與鄭善果二人，以善政被召見的時間，是大業叁年，鄭善果由魯郡太守轉任光祿卿的時間，不會早于大業叁年。至于鄭善果改任大理卿的時間，是在其母崔氏逝世、善果服喪期滿起複以後。服喪的時期，《隋書》…

《第叁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譯活動 第一節 玄奘早期行曆》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