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条下，记玄奘翻《大般若经》时，曾经对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一语，依《塔铭》六十九岁推算，正与《慈恩传》符合。

　　对于梁启超上述几点，当代学者反驳者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第一，《慈恩传》并非最早最可信。几种玄奘传记中，先写成的是《行状》，其后则是《续高僧传·玄奘传》，此后才是《慈恩传》。因此，与其说诸家所记大多取材于慧立的传记，倒不如说慈恩传抄自《行状》、《续高僧传》等书。第二，梁启超说，《续高僧传》所云“行年六十三(五)，必卒玉华”一词，似抄自《慈恩传》。而石万寿先生考证的结论是：“上列三段，词句含义大体相同，可能是同一来源，也就是传抄自最早撰成的文献。按：撰成时间最早，作者参与玄奘治丧事谊最深的史料为《行状》，极可能是《续僧传》、《慈恩传》所载都来自行状，而非《行状》误载《慈恩传》。”[④]第三，对于《行状》中所举年岁自相矛盾的现象，几乎是所有玄奘相关资料的共同现象。第四，梁启超以《慈恩传》显庆元年条下有“年六十五岁”一语，推算到麟德元年，正好为六十九岁，认为《塔铭》可信。查《慈恩传》所载“年六十五”一语，系玄奘翻译《大般若经》时所说的，而译《大般若经》的时间，是在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日之间，《慈恩传》的“年六十五”一语，在显庆五年到龙朔三年间，每一年都有可能，并没有指明是在那一年，实不可以以显庆五年作为推算的依据。

　　对于梁启超的观点，后来主要有郭元兴《试论玄奘法师出生西行的年代问题》、罗香林《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玄奘法师年代考》和释东初《玄奘大师生平年代考》等五篇论文加以补充论证。但上述疑点并未消除。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个细节，即玄奘出家为沙弥时的“恒度”的主持者郑善果的官职变化，与此说不符。正如杨廷福所说：“即以六十九岁来对勘《传》、《状》、《碑》、《录》、《表》中的年岁记载，就没有一处相合。”[⑤]因此，此说采纳者不多。

　　六十五岁说，初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后来《开元录》、《贞元录》沿袭其说。现代学者陈思《唐玄奘三藏法师年谱》、呂澂《玄奘法师略传》等先后采用此说，而杨廷福在其论文和《玄奘年谱》中的考辨较为详细，影响也很大，大陆一些论述玄奘的书籍，一度直接标注此说而不加甄别。

　　呂澂撰《玄奘法师略传》对玄奘寂年岁数，并没有专文论述，仅于附注中，注明采用六十五岁说的理由是：“关于奘师的年岁，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等数说，现依显庆四年(六五九年)奘师表启自称“行年六十”一语，暂定为六十五岁。”此中所引的文献是《重请入山表》。此表中，玄奘说：“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此中的“行年六十”一词，呂澂先生即解释为年六十岁。由此下推至麟德元年，正得六十五岁。此表为玄奘自述的年代，按道理应是最为可信的资料。但如有学者指出的，“奘师所上表启中的年岁，常自相矛盾”。如显庆二年(657年)上《请入少林寺译经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念慈遄速，则生涯可知。”再如龙朔三年(66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坊州宜君县玉华寺沙门玄奘所上的《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则云：“玄奘获归中国，十有九年，翻译梵文千三百余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劳疹屡婴，恐先朝露，庆酬天造，是以力此里弊，光烛缠宵，祇奉诏恩，夙夜翻译，以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译《大般若经》，至今龙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绝笔，合成六百卷。”以上两表，加上吕先生所引用的一表，三表的年代分别是显庆二年(657年)、龙朔二年(662年)、显庆四年(659年)，表中自称的年岁，则分别是“六十之年，飒焉已至”、“再垂七十”、“行年六十”。这三个年岁，除“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一词，可以解释为至少超过五十五，伸缩性较大外，“行年六十”和“年垂七十”二词，在字面上的解释，至少相差五岁以上，但二表中另有“自奉诏翻译一十九年”和“获归中国十有九年”二词，依字面上的解释，二表的时间相差四年，与上表的年代相符，与表启中的年岁不符。由此观之，表启中自称的年岁，自相矛盾之处仍多，并不是最可信的资料。呂澂先生由表中的“行年六十”一词，推定为六十五岁之说，似难于成立。[⑥]

　　杨廷福确认六十五岁说，主要的根据是“《行状》较后出，系据《续传》与《慈恩传》而成。”[⑦]道宣撰《续高僧传》的时间，最初的完成时间是贞观十九年(645年)，此后他又补充新撰若干篇，曾经单独流通，后于流通过程中被合并，因此而成今日习见之面貌。根据学者研究，道宣写僧传的下限时间为德麟二年(655年)。而《行状》的作者为冥祥，从《行状》的叙述看，似乎参与了玄奘治丧事宜。且有学者认为，行状中所提及最后日期，系玄奘圆寂后的六十日，并未提玄奘葬仪等事。而“奘师的葬期，据《慈恩传》卷十所载，是在麟德元年四月十五日，为寂后的七十天。《行状》未载葬所，实为当时的通例。因此，行状似应作于奘师寂后的第六十天，即安葬奘师于浐东之日以前。”[⑧]由此可见，杨廷福先生以此作论据来成立六十五岁说是有困难的。

　　力主六十三岁说的，最初是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此后刘汝霖《唐玄奘法师年谱》、曾了若《玄奘法师年谱》、释印顺《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释隆根《唐僧玄奘大师生平之研究》等以及石万寿《玄奘享年问题的商榷》、《玄奘寂年岁数新证》两篇论文，都主张此说。

　　陈垣先生在1924年10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19号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反驳了梁启超的六十九岁说，认为六十三岁说可信，其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诸家记玄奘的年岁，皆自相矛盾，《慈恩传》亦不例外，“盖诸师撰传时，各据所闻，并未预先制为年表月表，而后系以事实，故有此误。”第二，刘轲在玄奘寂后的一百七十余年撰塔铭，“为避免矛盾计，芟夷武德贞观时一切年岁，独标法师寂年为六十九。溯其所根据，盖即根据本传显庆五年条下之六十五岁，而推算麟德元年为六十九也，然何解于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岁之说耶﹖如是孤证，殊不足据。”第三，“《旧唐书·玄奘传》谓：法师显庆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谬，梁任公谓显庆于六年，亦非！显庆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龙朔。”第四，“今校本于法师寂年，特取六十三岁，至为审慎。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唯能统一，校者即根据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陈垣提出上述四条论证来支持六十三岁说的成立，但没有作详尽解说。1930年9月、1931年年1月出版的《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第2卷第1期，发表了刘汝霖《唐玄奘年谱》，也力主六十三岁说。1961年印顺法师撰《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批驳罗香林《旧唐书玄奘传讲疏》、《玄奘法师年代考》所持的六十九岁之说，力主六十三岁说。此后的石万寿先生先于1971年4月发表《玄奘享年问题的商榷》一文，后于1997年发表《玄奘寂年岁数新证》，全面评述诸说，完善了六十三岁之说。著者认为，与其它诸说相比，这一推定最为成熟、妥当，本著采取此说来论定玄奘三藏的行历。下文选择最重要的几个理由来说明之。

　　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玄奘十三岁时，郑善果批准剃度其为沙弥之事，对于确定玄奘的生年具有重要作用。在此需要略作综述。

　　《塔铭》记载玄奘六十九岁圆寂，十三岁出家，《慈恩传》所载略同。而玄奘圆寂于麟德元年(664年)。依照六十九岁说，十三岁应为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也就是玄奘在大业四年，由大理卿郑善果剃度出家。从学术界考证的结论看，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郑善果任大理卿的时间，史书并未明载。而经过学者考证，郑善果于此年不可能任此官职。《旧唐书》卷六十二《郑善果传》云：“郑善果，父诚，大众初讨尉迟迥，力战遇害。善果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诏令袭其官爵。大业中，累转鲁郡太守。事亲至孝，所至有政绩，百姓怀之。及朝京师，炀帝以其居官俭约，莅政严明，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再迁大理卿。”《新唐书》卷一百《郑善果传》云：“郑善果，父诚，讨尉迟迥战死。善果方九岁，以死事，子袭爵。大业中，转鲁郡太守，善果母崔贤，明晓政治，故善果所至有绩，号称清吏。尝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再迁大理卿。”《隋书》卷八十及《北史》卷九十一《郑善果传》则云：“郑善果，转鲁郡太守，号称清吏。炀帝遣御史大夫张衡劳之，考为天下最，征授光禄卿。其母卒后，善果为大理卿。”由此三则史料可知，郑善果任鲁郡太守，与樊子盖被考为天下第一后，调任光禄卿，母卒服丧起复时，始转任大理卿。唯转任三职的时间，史书并未明载。郑善果调任光禄卿的原因，是和樊子盖共同被考为天下第一以后。关于樊子盖被考为第一的时间，《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记载：“炀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北史》卷七十六《樊子盖传》说：“炀帝即位，转凉州刺史，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禄大夫。”这两则史料，均明载樊子盖在大业三年(607年)，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蒙炀帝召见。除此次以外，各史书均无樊子盖再一次以武威太守的身份，被召见的记录。由此可知，樊子盖与郑善果二人，以善政被召见的时间，是大业三年，郑善果由鲁郡太守转任光禄卿的时间，不会早于大业三年。至于郑善果改任大理卿的时间，是在其母崔氏逝世、善果服丧期满起复以后。服丧的时期，《隋书》…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一节 玄奘早期行历》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