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玄奘西行的历程

　　玄奘不外艰险，长途跋涉，孤身前往天竺求取佛教经典，历时十余年，行程五万余里，广学诸说而卓有所成，成为誉满五印的佛学大师。玄奘西行及其成果，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节在吸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对玄奘西行的动机和出发时间作些分析考证，然后则对玄奘西行以及归国的基本历程作一简要叙述。

　　一、玄奘西行的动机

　　关于玄奘西行动机的研究和猜测，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作为全面叙述唯识宗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著作，对此问题也必须做出说明叙述。

　　学术界对此问题一致的切入角度，是当时佛教发展的现状。玄奘出家和早期活动的时期恰恰是由繁荣的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过渡时期。转益多师固然很好，但从中发现佛教界对同一经典所显露出来的巨大的诠释差异，确实会令人萌生去圣地探求真意的强烈冲动。而不同学派之间，对于佛教经典各取所需，精彩纷呈固然好，但歧义百出不能统一的局面，对于佛教的发展确实是明显的隐患，作为弘法之雄杰，玄奘自然有结束这一局面以统一佛学教义的强烈使命感。[①]

　　玄奘出家后西行前的十余年间，于国内学习主要有三大重点：一是《大般涅槃经》，阐述“佛性真常”及“阐提有性”思想的经典；二是以《摄大乘论》为代表的建构唯识思想体系的论典；三是小乘佛教的经典。第一类重点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类重点放在心识差别，讨论“惑业”与“果报”的关联性。而他所接触的部派论典，以“有部”、“经部”为主。这些部派，彼此间在诸如“三世有”与“现在有”等等众多问题上，观点常是南辕北辙；它们更与大乘法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见解差异。特别是，除这些学派之外，隋代已经出现了后世称之为宗派的天台宗、三论宗以及境遇曲折的三阶教。玄奘博学多师，但却未曾拜访天台宗和三论宗的宗师。这是今人大惑不解的地方。

　　学术界注意到，玄奘在国内求法的十余年间，似乎未曾学习三论典籍，也不曾接触到天台思想。“这并非他个人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排斥着三论与天台，或于大小乘之有宗学派情有独钟，而应是反映了其时北方佛教义学方面偏重有宗的传宏状况。他受到的是有部、经部与瑜伽行派的思想熏习；严格的毗昙训练，成就了他日后一贯的论师风格——慎思明辨，于不同学说之间，缜密分析其来龙去脉与异同关键，而不认同大而无当的，玄学式的融摄风格。他也多少修学过一些基本禅法，临危之际或是繁忙之中，都依然不忘至诚恳到以礼拜念诵观音菩萨，但不崇尚天马行空式的玄思冥悟。所以玄奘此时游学之旅的所学所思，反映的其实正是中国北方佛教质朴无华而以精严见长的义学风貌。”[②]

　　玄奘思想上存在的上述困惑，古代史籍也有叙述。如《行状》所说：“自是学徒改观，誉满京邑。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经典内容“隐显有异，莫知适从”，这就是玄奘当时内心的困惑。此困惑在佛教义学上的焦点就是：“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共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③]他深知这与译经不全以及译经者的学派师承不同有关，因此而发大愿西行求取佛典。对玄奘这样立志高远的僧人来说，将愿行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是必然的归结。

　　玄奘西行求法的动机是求取佛典。对此，玄奘的弟子们习惯直接将其具体化为求取《瑜伽师地论》。《行状》、《慈恩传》都说：玄奘“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辨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这一想法，在天竺巡游时，有所表现。如《慈恩传》记载，玄奘至屈支国后，当地人对玄奘说：“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玄奘回答说：“此有《瑜伽论》不？”毱多说：“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玄奘回答说：“《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疎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在坑乎？”玄奘于天竺寻访《瑜伽师地论》，回国之后终将此巨著翻译成汉语，引入中土。

　　学术界一直认为，玄奘西行的另外一大动机是西行至天竺求法的先行者的示范，特别是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体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据统计，汉代东来译经僧人十人，其中，来自天竺的仅仅四人，六人来自西域；三国魏、吴两国共有外国译经僧人十人，来自西域的七人，仅有三人来自天竺；西晋时外来译经僧五人，来自天竺的仅有一人。[④]可见，早期佛教之传入，是经由西域这一中介进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为骨干的，因而许多佛教经典并非直接从梵语译出，而是由古代中亚地区的所谓“胡语”转折译出的。这样的一再转译，再加之译人的不谙汉文，使得译出的经典难于满足中土弘传佛法的现实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佛教信仰的逐渐深入人心，作为佛教发源地和佛学最发达的地区，天竺成为了佛教徒向往的圣地。因此，躬身前往天竺瞻礼圣迹、求学访师便成为中土僧人的重要愿行。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便引发了持续近千年的西行求取佛法的运动。

　　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晋时期的朱士行。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

　　初，天竺朔佛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至陈留仓垣水南寺。[⑤] 此中，甘露五年即260年，经本送达内地的时间为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弟子送回的经本，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永安元年(304年)四月二日，由竺法寂、竺叔兰译出，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则留居于阗，于八十岁时圆寂。朱士行虽然未能抵达天竺，但是，他令弟子送回的经本却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行为鼓舞了后世僧人的西行勇气。

　　朱士行之后，又有竺法护、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⑥]等七次十人西行，但确实可考的唯有慧叡到达过南天竺，而其它僧人或仅抵达西域而返，或仅达交趾。此后，便有法显横空出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拖着年迈之躯，西行西域，抵达天竺，并且最终从风险更大的海路归国。

　　法显之西行，便是其中最有成效，对中国佛教影响最为深远的西行活动之一。法显大致是在371年至383年之间的某一年到达长安的。法显在长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宏愿，并且结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佛国记》。

　　法显的成功，首先自然是其带回的经律译出后对中国佛教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其对求法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法显西行以及所撰写的西行游记，大大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释昙无竭(法勇)招集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发迹北土，远适西方。”从陆路至中天竺，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选择的道路与法显大致相同。这并非偶然，而是模仿法显所成。《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明确说，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志”，于是发愿西行，同行二十五人，归来者仅仅五人而已。昙无竭一行从中土出发之时，与法显返回建康仅有七年间隔，而此时《佛国记》已经写出，并且开始流传。由此可见，法显西行之事迹，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感召力。

　　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便越来越多，至隋唐达到了顶峰。玄奘就是在法显大师西行事迹的鼓舞感召之下，毅然西行的。慧立《慈恩传》卷一所记玄奘大师自道西行之志曰：“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羣生，岂能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玄奘于是陈表西行，在未能获准的情况下，冒险出发西行，经历艰难险阻，终于大功告成。

　　二、玄奘西行首年考辨

　　记载玄奘西游起程年月的史料较多，基本的原始资料有《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广弘明集》、《太宗圣教序》等。

　　《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经往姑藏，渐至敦煌。”《慈恩传》、《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贞观三年秋八月……遂即行矣。”《大唐西域记·敬播序》记载：“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大唐西域记·辩机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于阗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释迦方志》：“沙门玄奘以贞观三年，自吊形影，西寻教迹。”《法苑珠林》：“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广弘明集》：“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可见，《广弘明集》记载为“贞观元年”，其余皆为“贞观三年”。此外，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阗上表》和《大唐西域记赞》分别载为“三年秋八月”、“三年四月”和“三年仲秋朔旦”，其余均无月份。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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