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材料出发，学者对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做了仔细研究，提出了数种不同看法。
以贞观元年(627年)为玄奘出发的时间，近代以来的首倡者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和《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二文中，集中论证此说。梁文发表后，陈垣即著文反驳之，仍主贞观三年之说。其后刘汝霖、罗香林诸氏先后撰文讨论，均拥护梁说。中外学者如曾了若、冯承钧、沙畹、前嵨信次等都使用贞观元年说。而贞观三年说，除陈垣、陈思外，石万寿在《玄奘西游时间的探讨》一文综合讨论诸说，在此基础上力主大多数史籍所记载的贞观三年说没有任何失误。本著赞成贞观三年的说法，其理由则主要认同陈垣、石万寿的考证。
综合上述诸家诸文的论述，争论的要点有四：第一，玄奘出关是否借“霜俭”之便利。第二，玄奘会见的是叶护可汗还是肆叶护。第三，玄奘见到凉州都督李大亮之事。第四，玄奘日程的推算问题。下文依据石万寿先生的述评考辨，对上述四点作些说明，至于其余的枝节性争论则从略。
1．西行的时机
梁启超认为，玄奘出游本冒禁越境。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霜俭饥荒，掺在饥民队伍中得以西行。唐代禁止人民自由旅行。若欲旅行，须持“公文”。无者称“私度关”，凡私度关者的处罚，《唐律》“卫禁律私度关”条规定：“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疏议》卷八说：“水陆等关，两处各有关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卷，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这是对于国内关津而言的。对于边境关塞越度者的处罚，同卷“缘边城戍”条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疏议》规定：“缘边关塞，以隔华夷，其有越度此关者，得徒二年。”私度边关远较内地关隘惩罚更重。
梁启超以为《续高僧传·玄奘传》所说的“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就是证据。而《旧唐书·太宗本纪》也有相应记载：“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诸州霜害秋稼。”但在贞观三年(629年)，则无“霜俭”之事。陈垣针对上述论点而提出两点异议：第一，玄奘的出关，非因霜俭。倘因霜俭，出关时何迭被留难。于阗上表与洛阳谒帝时，何以都称违法和私行？第二，《新唐书·五行志》称：“三年，北边霜杀稼。”魏征疏称“贞观之初，频年霜旱。”可见，贞观三年也有霜灾。
依照上述叙述可知，玄奘欲西游，必须先获得“公文”。玄奘西游之前曾经上书唐太宗，求取“公文”，但未能获得批准。如此情形下，如果没有特殊事由，如霜俭等，玄奘何得自长安行抵凉州，又何能在凉州讲经？因此，陈垣说玄奘出行并非必然由于霜俭的推论，不大可能成立。现在的关键就是贞观三年有无“霜俭”之事。
陈垣先生引用《新唐书·天文志》的记载来证明贞观三年也有霜害。然而，石万寿先生指出，此次霜害发生在北边，即唐之北疆，贞观初突厥未平前，约在今长城沿线，若有霜灾，边民可能流亡，长安人民则不致随丰逐粮。石先生则另行寻找关于贞观三年“霜俭”的证据。
关于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霜俭”的记载如下：
第一，《通鉴》卷六三○“贞观四年”一条，该条有文：“元年，关中饥，斗米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故里。”
第二，《新唐书》卷三十《五行志》：“贞观元年夏，山东大旱。二年春旱。三年春夏旱，四年春旱。自太上皇传位至此，而比年水旱。”此次允人民自由离乡的原因，是缘于水旱灾。
第三，贞观元年七月或以前的灾荒，唯六月一次。《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元年：“六月，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此年再无无饥荒的记载，八月以后则有霜旱等灾。然山东偏在东方，其旱灾不致使关陇人民随丰逐粮。
第四，贞观三年七月以前的饥荒。《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三年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又说：“六月戊寅，以旱虑囚。”《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三年：“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
生活于贞观时代的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密州茂胜寺释明净传》载：“贞观三年，从去冬至来夏，六月回然无雨，天子下诏释李两门，岳渎诸庙，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是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无赖。”此次旱灾以六月时最严重，其地点即在玄奘所在的关中地区。贤君名相对此亦无可奈何。唯遣使慰抚百姓，祈雨于名山大川，岳渎诸庙。允许人民离乡的诏令，当在此时发出，法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于八月一日早上离长安西游。
如此可见，尽管贞观元年确实曾经有过“霜俭”，但在贞观三年也有“霜俭”的情况下，不能因此记载而轻易否定大多数史籍记载的可靠性。
2．叶护可汗
笼罩在玄奘出行时间上的迷雾之一就是玄奘在碎叶城会见的究竟是统叶护可汗还是肆可汗。
梁启超成立贞观元年首途说的证据之一是，玄奘曾在碎叶城晤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他举的证据：第一，《新唐书·薛延陀传》说：“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弒。”第二，《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载：“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婚，太宗诏曰：“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婚为？””若贞观三年才出发西行，玄奘则不可能见到叶护。
罗香林《〈旧唐书·玄奘传〉讲疏》[⑦]一文，也力主贞观元年说，对于梁启超此说作了补充：玄奘西行，曾得高昌王函介，在碎叶城见及西突厥之统叶护可汗，而大得其助，乃能通行各国。而此统叶护可汗，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七下《薛延陀传》，谓其殁于贞观二年，《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唐纪九》，则记统叶护于贞观二年十二月被其伯父所杀。若玄奘果于贞观三年八月始出发西行，则无从见及统叶护可汗。
关于此问题，陈垣等人也承认叶护可汗被杀于贞观元年。陈垣引《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所载，证明统叶护可汗卒于贞观元年。《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贞观元年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来献万钉、玄钿、金带、马五千匹。……颉利可汗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为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西突厥传》与《通典》相同。《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太宗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帝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使赉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至而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
统叶护可汗来请婚，……帝乃许婚，诏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可汗喜，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会东突厥岁犯边，西道梗涩。又颉利遣使谓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统叶护病之，未克婚……其诸父莫贺咄杀之，帝欲斋玉帛焚祭，其国会乱，不果至。
新唐书此则未载年月，但载太宗吊祭统叶护事。此据《册府元龟》所载，时为贞观元年。《新》、《旧唐书·突厥传》所载和二《唐书·薛延陀传》所载不同。
对于上述材料，石万寿先生的解读最全面：西突厥国势强盛，弥近中国，为中国北方之大患。薛延陀尚臣属于突厥，距中国又远，中国人对此二国的记载，自以《突厥传》最为可信。且《通典》作于唐宪宗时，《太平寰宇记》成于宋太宗时，《册府元龟》成于宋真宗，而《册府元龟》据杨家骆氏的考证，唐代部分系摘自实录。三书所载，均与《突厥传》相同，亦可确定《突厥传》较《薛延陀传》可信。陈垣所说，确实可以成立。
关于玄奘于碎叶会见的叶护可汗问题，梁启超以为见的是“统叶护可汗”，时间在首途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陈垣以为见的是“肆叶护可汗”而非统叶护。然而对是否能见肆叶护，陈垣之文未作论证，而后来拥护其说者分别作了补充，尤以石万寿先生的考证最为周详。在此引证其文以见其实。
关于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的政治情形，《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记载：
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屈咄俟利毗可汗。初，统叶护令伯父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立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避莫贺咄之难，亡在康居。泥熟遂引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肆叶护即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都睦可汗及莫贺咄可汗二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莫贺咄大败，遁于金山，寻为咄陆可汗所害，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旧唐书》与《通典》同。《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记载：
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遣使来献。俟毗可汗初分统突厥为小可汗，即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辞不受。会统叶护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乱，亡在康居，泥熟迎立之，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毗可汗分主其国，拏斗不解。……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虽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击俟毗。俟毗走金山，为泥熟所杀，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由此可见，统叶护死后，突厥政情是：俟毗可汗篡位后不久，弩失毕部拥立肆叶护可汗，与之…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二节 玄奘西行的历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