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相抗。以后肆叶护势力日大，终逼使俟毗可汗走死金山。弩失毕部的位置，据沙畹的考证是在热海之西。冯承钧于此附注：“莫贺咄杀统叶护而自立，国人不附，弩失毕立肆叶护可汗，则莫贺咄仅主东方五部。”碎叶城在热海之西数百里，据此注，碎叶城应在弩失毕范围内。而弩失毕拥立肆叶护后，该城的主人即为肆叶护。

　　莫贺咄则退居热海以东五部。玄奘自高昌行抵碎叶城的路线，据《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的记载及今人的考证，在葱岭以东的一段行程，是经阿耆尼、屈支、跋录迦，都在天山南麓。由跋录迦国越天山至碎叶城的一段路程，《慈恩传》卷二：“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度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七日之后，方始出山。……至一清池，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城。”所经路线，今在弩失毕部范围之内。由碎叶城至突厥南境铁门关，所经过西域诸小国，如“奴赤建、石、康、何、东安、中安、火寻、史等昭武九姓诸国”皆在弩失毕部之南，国小力微，臣属弩失毕部。统叶护可汗于元年被杀，贞观元年、二年间，肆叶护是否已立，因史料缺乏，不敢揣测。贞观四年时的情况，《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为泥熟设所杀。”

　　从这些材料出发，石万寿先生不赞成陈垣先生所说的在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突厥的说法，但他强调：在春夏之间，肆叶护虽不一定可能一统西突厥，但可控制弩失毕五部。玄奘所经既是弩失毕部，于贞观元年出发，则不一定能见统叶护可汗。于贞观三年出发，则定可见肆叶护可汗于碎叶，且能安然出西突厥境。这一结论，从目前的史料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

　　3．李大亮

　　陈垣先生在反驳梁启超的推断时，提出了凉州都督李大亮任职时间问题。这是梁启超未曾注意到的问题。

　　陈垣考证的结论是：贞观元年(627年)凉州都督有三易，先为长乐王幼良，次为宇文士及，三为李大亮。李大亮此职在九月十二日发表，就职最早须在十月。若元年说成立，玄奘至凉州为九月，不能见李大亮。

　　关于长乐王被杀及替代者之事，《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记载：“贞观元年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九月辛酉，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为殿中监。”《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元年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有罪伏诛。……八月，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宇文士及罢。”《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记载：

　　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患，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土服其威患，征为殿中监。

　　《新唐书》卷一百《宇文士及传》则记载：“王即位，拜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数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耀边鄙，每出入盛陈兵卫，或告其反，讯无状，召为殿中监。”同书卷六十一宰相表：“贞观元年八月，士及检校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士及罢为殿中监。是欲立威边鄙，招小人进谗，被召还京。”

　　从上述材料可知，贞观元年四月，长乐王幼良被诛杀，同年八月，宇文士及接任凉州都督，而九月被人进谗言而召回长安。继任者则为李大亮。

　　关于李大亮续任凉督的时间，《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元年转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寻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新唐书》卷九十九《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初，徙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召授太府卿，复出凉州都督。”将这些记载与前述宇文士及被召回的时间联系起来则可知，李大亮任凉州都督的时间是在贞观元年九月之后。如此则引出了李大亮到达凉州的具体时间问题。如其到达的时间过晚，则可证实，玄奘如贞观元年出行，则不大可能于凉州见到李大亮。

　　关于李大亮至凉州的具体时间，石万寿先生依据由长安出发至凉州需要耗费的时间来论说，颇具说服力。唐时任命一新任地方首长时，新官须先向吏部取告身后，招集幕僚，再加上应酬，至少花费十几日，才走马上任。此种情形常见于唐人笔记小说中。凉州至长安的距离，《通典》卷一七四“武威郡条”记载：“武威郡，……去西京二千二十里。”武威郡即凉州。每日的行程，据唐令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行程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如是，长安至凉州，乘马须二十九日，步行须四十日，乘车须六十七日。宇文士及被征召的时间是九月十二日。而李大亮如果当时在京师，按寻常迁官之例，在京师的准备加上乘马赴任的时间，须达四十余日，抵达凉州的时间，已在十月月底。

　　玄奘如果于八月一日由长安出发步行抵凉州，约在九月十日，以后在凉州讲经一月多，约在十月月半即离开凉州赴瓜州。可见，即便以保守的时间区间计算，玄奘与李大亮也不可能相见。由这一方面的论据证明，玄奘贞观元年出发之说是不可信的。

　　4．西行行程的推算

　　梁启超考订玄奘首途西游的时间为贞观元年(626年)八月的一条依据是玄奘行程的推算问题。他认为，玄奘在《于阗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之语。表文作于贞观十八年(644年)春夏之交。贞观三年八月至十八年四月并不能推算出历时十七年的结论。他又依据《慈恩传》所载，玄奘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详细计算的结果，玄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的时间，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若出游果在贞观三年，则所记皆成虚构。

　　刘汝霖发表《唐玄奘年谱》一文[⑧]又以玄奘以贞观十四年见戒日王推算。由此上推，则贞观十三、十二两年，在杖林山从胜军学，十二年之上半与十一年之下半，在钵伐多罗国。若从元年之说，则贞观四年至那烂陀寺，居此五年之久，至贞观九年，又至伊烂那国居一年，自伊烂那至钵伐多罗国，中间相隔一载有余，正为游南印度之时。若从三年之说，则至伊烂那之岁，当下移二年，是与至钵伐多罗国之年相接，而此三万里之路程，岂可一飞而至？

　　对于上述二人的推算，石万寿先生作了有力的反驳。

　　石先生指出，梁启超的第一个论点是基于玄奘在于阗上表中“今已十七年”一语而成立。而《于阗表》的原文是：

　　玄奘……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一个年代，即贞观三年四月，和一个时间，即周游十七载，二者均出于玄奘之手，照理说都是可信的一手资料。梁启超引用此表时，认为“周游十七载”一语是截至贞观十八年春夏间，由此上推十七载，则贞观三年误。

　　实际上，如果贞观三年出游和周游十七载二说既相互矛盾，必须求证于其它史料。贞观三年出发说，各书相同的记载甚多，如《行状》：“贞观三年将欲西行。”《续传》、《开元录》：“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径往姑臧，渐至敦煌。”《慈恩传》、《塔铭》：“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敬播《大唐西域记序》：“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辩机《大唐西域记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条：“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竺八河备经历览。”

　　周游十七载说，亦有类似记载。如唐太宗《大唐圣教序》》》》：“玄奘法师……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高宗《述圣记》：“玄奘法师……间道往返十有七载。”除二文外，在与玄奘同时的著作中，并无类似记载。但二文的“十七载”，是西游时间的总合，即截至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时，并非如梁氏特别指明是截至贞观十八年归至于阗时。由此可知，梁氏此证的史料基础仅建立在《于阗表》上，而《于阗表》本身即发生矛盾。梁启超于此矛盾中，采用毫无旁证的归至于阗时十七载说，而否定同表中与众书一致的贞观三年出游说，其逻辑令人生疑。

　　梁启超的第二点理由，是累计《慈恩传》所载玄奘在印度各地停留的岁月和所费的时间，认为至少须十六年半，非满十七年不够分配。梁先生的计算法，是将《慈恩传》中的年月按足数算，如二年即满二年。《慈恩传》载玄奘入那烂陀寺以前，在各地停留的情形如下：

　　在高昌国停一月。

　　在屈支国淹停六十余日。

　　在活国淹留月余。

　　在缚喝国停月余。

　　在迦湿弥罗国留学，首尾二年。

　　在磔迦国停一月。

　　在至那仆底国停十四月(梁启超以为十四月应作四月)。

　　在阇烂达那国停四月。

　　在窣禄勤那国停一冬半春。

　　在秣底补罗国停半春一夏。

　　在羯若鞠阇国停三月。

　　就此淹留的岁月，按梁氏的算法，即达四年又三个月。同书又载玄奘抵那烂陀后，答戒贤问在路行程时说“三年”，以梁氏所计少一年三个月以上。可见书中所载的岁月并非按足数算，系按虚数算，如二年即两个年头。由此可知，梁氏以足数算出十六年半的岁月，实不足采信。若由虚数算出，法师在印度停留的岁月，不过十四年多些，以十五年即够分配，不需要特为此提前二年而新创元年西游说。更何况从贞观三年到十九年中有闰月之年，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尚有三、六、九、十二、十四、十七共六年呢！

　　综合上述三点，再加上陈垣有关肆叶护和李大亮两个论证，当可证明旧说贞观三年出游较梁氏新创贞观元年西游说更可信。

　　三、西行西域

　　贞观三年(629年)，玄奘偕秦州僧孝达，同至秦州(又名天水)。停一宿，结伴去兰州。次日起程赴凉州(在今甘肃)，停留月余，探询西域路径，并为道俗讲《涅槃》、《摄论》、《…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二节 玄奘西行的历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