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玄奘西行的曆程

　　玄奘不外艱險，長途跋涉，孤身前往天竺求取佛教經典，曆時十余年，行程五萬余裏，廣學諸說而卓有所成，成爲譽滿五印的佛學大師。玄奘西行及其成果，對中國佛教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本節在吸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先對玄奘西行的動機和出發時間作些分析考證，然後則對玄奘西行以及歸國的基本曆程作一簡要敘述。

　　一、玄奘西行的動機

　　關于玄奘西行動機的研究和猜測，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作爲全面敘述唯識宗形成和發展曆史的著作，對此問題也必須做出說明敘述。

　　學術界對此問題一致的切入角度，是當時佛教發展的現狀。玄奘出家和早期活動的時期恰恰是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轉益多師固然很好，但從中發現佛教界對同一經典所顯露出來的巨大的诠釋差異，確實會令人萌生去聖地探求真意的強烈沖動。而不同學派之間，對于佛教經典各取所需，精彩紛呈固然好，但歧義百出不能統一的局面，對于佛教的發展確實是明顯的隱患，作爲弘法之雄傑，玄奘自然有結束這一局面以統一佛學教義的強烈使命感。[①]

　　玄奘出家後西行前的十余年間，于國內學習主要有叁大重點：一是《大般涅槃經》，闡述“佛性真常”及“闡提有性”思想的經典；二是以《攝大乘論》爲代表的建構唯識思想體系的論典；叁是小乘佛教的經典。第一類重點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類重點放在心識差別，討論“惑業”與“果報”的關聯性。而他所接觸的部派論典，以“有部”、“經部”爲主。這些部派，彼此間在諸如“叁世有”與“現在有”等等衆多問題上，觀點常是南轅北轍；它們更與大乘法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見解差異。特別是，除這些學派之外，隋代已經出現了後世稱之爲宗派的天臺宗、叁論宗以及境遇曲折的叁階教。玄奘博學多師，但卻未曾拜訪天臺宗和叁論宗的宗師。這是今人大惑不解的地方。

　　學術界注意到，玄奘在國內求法的十余年間，似乎未曾學習叁論典籍，也不曾接觸到天臺思想。“這並非他個人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排斥著叁論與天臺，或于大小乘之有宗學派情有獨鍾，而應是反映了其時北方佛教義學方面偏重有宗的傳宏狀況。他受到的是有部、經部與瑜伽行派的思想熏習；嚴格的毗昙訓練，成就了他日後一貫的論師風格——慎思明辨，于不同學說之間，缜密分析其來龍去脈與異同關鍵，而不認同大而無當的，玄學式的融攝風格。他也多少修學過一些基本禅法，臨危之際或是繁忙之中，都依然不忘至誠懇到以禮拜念誦觀音菩薩，但不崇尚天馬行空式的玄思冥悟。所以玄奘此時遊學之旅的所學所思，反映的其實正是中國北方佛教質樸無華而以精嚴見長的義學風貌。”[②]

　　玄奘思想上存在的上述困惑，古代史籍也有敘述。如《行狀》所說：“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谒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經典內容“隱顯有異，莫知適從”，這就是玄奘當時內心的困惑。此困惑在佛教義學上的焦點就是：“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共之宗，析爲南北二道。紛纭诤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③]他深知這與譯經不全以及譯經者的學派師承不同有關，因此而發大願西行求取佛典。對玄奘這樣立志高遠的僧人來說，將願行轉化爲實際的行動是必然的歸結。

　　玄奘西行求法的動機是求取佛典。對此，玄奘的弟子們習慣直接將其具體化爲求取《瑜伽師地論》。《行狀》、《慈恩傳》都說：玄奘“誓遊西方，以問所惑，辨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這一想法，在天竺巡遊時，有所表現。如《慈恩傳》記載，玄奘至屈支國後，當地人對玄奘說：“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玄奘回答說：“此有《瑜伽論》不？”毱多說：“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玄奘回答說：“《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在坑乎？”玄奘于天竺尋訪《瑜伽師地論》，回國之後終將此巨著翻譯成漢語，引入中土。

　　學術界一直認爲，玄奘西行的另外一大動機是西行至天竺求法的先行者的示範，特別是東晉僧人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國記》，更直接激發了玄奘求取佛教經典的決心。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體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據統計，漢代東來譯經僧人十人，其中，來自天竺的僅僅四人，六人來自西域；叁國魏、吳兩國共有外國譯經僧人十人，來自西域的七人，僅有叁人來自天竺；西晉時外來譯經僧五人，來自天竺的僅有一人。[④]可見，早期佛教之傳入，是經由西域這一中介進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爲骨幹的，因而許多佛教經典並非直接從梵語譯出，而是由古代中亞地區的所謂“胡語”轉折譯出的。這樣的一再轉譯，再加之譯人的不谙漢文，使得譯出的經典難于滿足中土弘傳佛法的現實需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佛教信仰的逐漸深入人心，作爲佛教發源地和佛學最發達的地區，天竺成爲了佛教徒向往的聖地。因此，躬身前往天竺瞻禮聖迹、求學訪師便成爲中土僧人的重要願行。上述兩方面的結合，便引發了持續近千年的西行求取佛法的運動。

　　現在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晉時期的朱士行。據《出叁藏記集》卷十叁載：

　　初，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領，辄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士行常于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至陳留倉垣水南寺。[⑤] 此中，甘露五年即260年，經本送達內地的時間爲西晉武帝太康叁年(282年)。朱士行弟子送回的經本，于西晉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永安元年(304年)四月二日，由竺法寂、竺叔蘭譯出，名爲《放光般若經》。朱士行則留居于阗，于八十歲時圓寂。朱士行雖然未能抵達天竺，但是，他令弟子送回的經本卻對中國佛教産生了很大影響，他的行爲鼓舞了後世僧人的西行勇氣。

　　朱士行之後，又有竺法護、康法朗、于法蘭、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慧叡、支法領、法淨[⑥]等七次十人西行，但確實可考的唯有慧叡到達過南天竺，而其它僧人或僅抵達西域而返，或僅達交趾。此後，便有法顯橫空出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拖著年邁之軀，西行西域，抵達天竺，並且最終從風險更大的海路歸國。

　　法顯之西行，便是其中最有成效，對中國佛教影響最爲深遠的西行活動之一。法顯大致是在371年至383年之間的某一年到達長安的。法顯在長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宏願，並且結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後秦弘始元年(399年)，法顯從長安出發西行求法，至東晉義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達長廣郡(即今山東省崂山縣北)，曆時十五個年頭。七月底或八月初，法顯南下至建康，在寶雲等人的協助下，開始翻譯經律。在建康，法顯並且將其西行經曆寫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佛國記》。

　　法顯的成功，首先自然是其帶回的經律譯出後對中國佛教所産生的影響，其次，其對求法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所起的推動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法顯西行以及所撰寫的西行遊記，大大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在當時就産生了巨大的反響。如釋昙無竭(法勇)招集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發迹北土，遠適西方。”從陸路至中天竺，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廣州，選擇的道路與法顯大致相同。這並非偶然，而是模仿法顯所成。《高僧傳》卷叁《昙無竭傳》明確說，昙無竭“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志”，于是發願西行，同行二十五人，歸來者僅僅五人而已。昙無竭一行從中土出發之時，與法顯返回建康僅有七年間隔，而此時《佛國記》已經寫出，並且開始流傳。由此可見，法顯西行之事迹，確實有立竿見影之感召力。

　　法顯之後，西行求法者便越來越多，至隋唐達到了頂峰。玄奘就是在法顯大師西行事迹的鼓舞感召之下，毅然西行的。慧立《慈恩傳》卷一所記玄奘大師自道西行之志曰：“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能高迹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自當繼之。”玄奘于是陳表西行，在未能獲准的情況下，冒險出發西行，經曆艱難險阻，終于大功告成。

　　二、玄奘西行首年考辨

　　記載玄奘西遊起程年月的史料較多，基本的原始資料有《續高僧傳》、《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廣弘明集》、《太宗聖教序》等。

　　《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會貞觀叁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逐豐四出，幸因斯際，經往姑藏，漸至敦煌。”《慈恩傳》、《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貞觀叁年秋八月……遂即行矣。”《大唐西域記·敬播序》記載：“以貞觀叁年，杖錫遵路。”《大唐西域記·辯機贊》：“以貞觀叁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于阗上表》：“遂以貞觀叁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釋迦方志》：“沙門玄奘以貞觀叁年，自吊形影，西尋教迹。”《法苑珠林》：“故以貞觀叁年季春叁月，吊影單身，西尋聖迹。”《廣弘明集》：“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可見，《廣弘明集》記載爲“貞觀元年”，其余皆爲“貞觀叁年”。此外，除《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于阗上表》和《大唐西域記贊》分別載爲“叁年秋八月”、“叁年四月”和“叁年仲秋朔旦”，其余均無月份。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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