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卷八《礼仪志》云：“开皇初，定礼制，凶服不入公门，期丧已下不解官，齐丧心丧已上，虽有夺情，不吊，不贺、不预宴。”可见，父卒，母未改醮而丧，子须为母服齐礼三年。在此三年中，必须解官守丧，纵有夺情，亦不可迁官和预庆喜宴。三年的丧期，依郑玄的说法是二十七个月，王肃的说法是二十五个月。郑善果母逝世的时间，史书并无明文记载。即使郑母在善果于大业三年拜光禄卿之后，即告逝世，而善果起复后，即拜大理卿，其就任新职的时间，最早也当在大业五年以后。因此在大业四年整年中，郑善果似不可能任大理卿。[⑨]玄奘自然也极不可能由郑善果剃度为僧，而与此事有关的六十九岁说，也就不可能成立。
根据学者的考证，郑善果于大业十一年(615年)因为“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可知，郑善果为大理卿，应在大业十一年前。又根据《隋书》、《通鉴》等书考证，郑善果于大业九年十月至东都审问杨玄感党羽，诛杀三万余人，而《隋书·炀帝本纪》明载，大业九年十二月甲申车裂玄感弟朝请大夫积善及党羽十余人。由此可知，郑善果审判此事，必然延续至大业十年初。由此可见，玄奘在洛阳可能在此一阶段遇到郑善果而批准剃度。
现存的几种早期史料中，各文献完全相同者之中有一条是：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当时的年龄是年满二十，而虚数已经为二十一岁。这一记载符合佛教制度中的满二十方才允许受具足戒的规定，以此下推，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圆寂时的岁数应为六十三。《塔铭》载，玄奘年十三出家于洛阳。《慈恩传》又载：受度时，大理卿郑善果奇之。如前所考辨，大业五年(609年)后，郑善果方有可能在东都，是时法师十三岁，这也与六十三岁说相合。
总之，在目前文献中仔细考辨，以暂定玄奘生于隋仁寿二年(602年)、卒于唐麟德元年(664年)、享年六十三岁较为妥切。
三、玄奘出家的因缘
关于玄奘幼年时期的事迹，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较详，而其它文献参差互见。下文的叙述以之为主，引其文不再标记。
依照文献记载，玄奘法师的俗姓陈，名为袆。其先祖为“汉大丘长仲弓之后。本居颍川，后徙河南，子孙因之为缑氏人焉。”[⑩]高祖陈湛，曾经做过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山)曾为魏征东将军、上党太守，封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曾为齐国子博士，转司业，又转礼部侍郎。其父陈惠，“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长八尺，美眉明目，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时人方之郭有道。郡举孝廉，拜陈留令。又迁江陵，后隋运将衰，遂息缨冤之心，结薜萝之志，识者高之。”又根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父惠，拜江陵令，解缨而退，即大业年也。”可知，陈惠于大业年辞官归故里，具体时间不详，但不会晚于玄奘八岁那年。
玄奘的母亲为广平宋氏，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育有四子一女，玄奘法师为其第四子。关于其母的情况，《古今译经图纪》卷四有一句话说及玄奘“鸠车之龄落彩”，根据学者考证，此“鸠车之龄”指五岁，“落彩”是说“居母忧”。[11]也就是玄奘五岁丧母的意思。
僧传说：“法师粤自褓辰，夙标温嶷，迨于二十日，更表贞淳，机智有殊，聪敏绝异。”这些描写文学性很强，不可拘泥，但他确实卓尔不群，聪慧异常。这可从以后的发展得到证实。在玄奘年少的时候，其父就教以儒家、道家典义。《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四有一句话说玄奘“竹马之齿通玄”，根据学者考证，“竹马之齿”是指七岁。[12]“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召宗人语之。皆贺曰：“此公之扬焉也。””可见，其父及其族人早就感到此儿将来必成大器。
关于玄奘父亲的卒年，几种重要的玄奘传记都只字未提。而现存的玄奘于显庆二年(657年)改葬父母时上唐高宗的表文中说：“玄奘不天夙种，荼蓼兼复，时逢隋乱，殡掩仓卒，日月不居，已经四十余载。”当今学者对此解读不一。有学者将此事系于大业七年(611年)，其理由是：在玄奘十一岁前后，其兄长捷法师携其至洛阳净土寺，“若其父尚在，必不致有此。”[13]有学者不同意此解，其理由有三：第一，大业七年，隋乱初起，尚未波及东都附近，则似未必至于殡掩仓卒之境。第二，因由显庆二年(657年)回溯至大业七年(611年)，已经四十七年，与五十年接近，不应该说成四十余。第三，玄奘法师出家之年，如在其父卒后，则慧立《慈恩传》中应有提及。其父卒年在出家之后，则传内略之，尚较可信。[14]两种不同解释的差别，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其出家动机的认定。
关于玄奘出家的原因，现存文献语焉不详。《行状》说：法师“爰以宿植，早厌樊笼，驿思玄门，翅神觉道，大业之际”而出家。《慈恩传》卷一说：“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诵习经业。”这两种记载，都将玄奘出家的动机解释为对佛法的崇信。对比之下，道宣的记载则颇为微妙：“兄素出家，即长捷法师也。容貌堂堂，仪局瓌秀，讲释经义，联班群伍，住东都净土寺。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论。”此中的“少罹穷酷”耐人寻味，似乎暗示玄奘少年时期生活颇显困顿，其兄由此才携其住于佛寺。对于此问题，现存的有限资料无法判定，姑且从疑。
不管出于何种情形，十一、二岁时，玄奘在其二兄长捷法师的带领下，住于东都洛阳的净土寺。他跟随其兄在净土寺做了一两年“行者”。“俄而有勅，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玄奘出家为沙弥的经过就是如此，当时他年十三。依照享年六十三岁推算，此年即为隋大业十年(614年)。
四、玄奘法师的早期行历
出家之后，玄奘与兄长捷法师同住于洛阳净土寺。“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美问芳声，从兹发矣。”玄奘刚出家为沙弥，就有机会学习《大涅槃经》和《摄大乘论》，这为他以后研习佛法精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业年间的东都，佛教法事极盛。隋炀帝于东都建立四大道场，召天下著名僧尼居于此。如《慈恩传》卷一记载：“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此中所说的四大师即慧景、智脱、道基、宝暹。智脱卒于大业三年(607年)，其余三位高僧后来都先后成为玄奘的老师。由此导引，洛阳的义学僧人极多，讲说经论，探究经义，蔚然成风。《续高僧传·玄奘传》有记载：“时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每恒听受，昏明思择。僧徒异其欣奉，美其风素，爱敬之至，师友参荣，大众重其学功，弘开役务。时年十五，与兄住净土寺。”从这一段叙述看，玄奘剃度为沙弥之后，经常至慧日道场听高僧宣讲《大涅槃经》和《摄大乘论》。而至十五岁时方才常住净土寺，“由是专门受业，声望逾远。”如果依照玄奘享年六十三岁推算，大业十二年(616年)玄奘十五岁。
然而，隋末战乱，洛阳成为混战中心，大业十三年前后，很多僧人逃离了洛阳。在隋炀帝于扬州被杀后，王世充在此地建立“郑国”，同时，僧人已经不能自由出入洛阳了。玄奘法师对其兄说：“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于是，玄奘与其兄一起来到长安，此即武德元年(618年)。唐王朝是在此年五月正式立国的，因此，玄奘兄弟到长安不会早于本年五月。
关于玄奘此年在长安的活动，《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稍详些：“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由此可知，玄奘与其兄是跟随道基法师一起离开洛阳至长安的。到达长安后，住于庄严寺。此寺是隋文帝修建的，原名禅定寺，武德元年(618年)刚刚改名。
《慈恩传》说：“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而隋末，大批僧人前往蜀地，玄奘法师对其兄说：“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于是二人相随，与经子午谷入汉川，“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需注意，此引文中的“道场”应该是指隋炀帝在洛阳建的“四道场”，如果联系前文所说的玄奘曾经至慧日道场听讲经论的话，引文中所说的“相见悲喜”就更易于理解。因此，此中的“景法师”即慧景，空法师也是“四道场”僧人之一。
在前往成都的路旅，玄奘法师仍然向空法师和景法师请教，到达成都时，已经将《摄论》、《毗昙》各研习一遍。
当时的成都，俨然一个新的弘法中心，在战乱的背景下，此地大师云集，各种经论都有宣讲弘扬者。如《慈恩传》记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一节 玄奘早期行历》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