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年(641年)叁月十一日卒于光嚴寺，春秋七十一。
志超一生時講《攝論》、《維摩诘經》、《起信論》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志超弟子衆多，“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道宣說：“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惠诰。既親承其績，故即而敘焉。”由此可知，道宣在年輕時曾經聽聞志超講經，但未提及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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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惠禅師可能是指惠曉。《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智敫以太建十四年(582年)至建業，“乃遇棲玄寺曉禅師，賜與昙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續高僧傳·保恭傳》記載：保恭“受具已後，隨惠曉禅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保恭圓寂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推算可知，保恭隨惠曉禅師習禅定是在陳天嘉叁年(562年)。昙遷是在隋立國不久就北上的。上述叁處所說的“曉禅師”很大可能是同一僧人。
[②] 從南北朝以及隋朝寺院管理製度來說，此寺屬于私建寺院，因此，無正式寺額，道宣的寫法很准確。
[③]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叁十九，《大正藏》第49卷，第359頁下。
[④] 《續高僧傳·真谛傳》原文是：“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即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真谛話語之後的數句，是道宣面對玄奘弟子對真谛的批評所發的感慨。《續高僧傳·昙遷傳》文字爲：“故《真谛傳》雲：“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目前並無充分的根據說明，此授記是道宣落定在昙遷身上呢，還是昙遷生前就有此說，因此，不能完全肯定昙遷所傳《攝論》在當時就存在“合法性”危機。
[⑤] 參見日本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第384—385頁，佛光出版社。並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35—39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675頁中。
[⑦]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四，《大正藏》第50卷，第536頁中。
[⑧]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頁上。
[⑨] 《釋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卷，第809頁下。
[⑩]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頁上。
[11] 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說：“又以法流東漸，叁被誅殘，雖後鸠拾，不無纰紊。琬欲澄一文義，該貫後賢，乃集達解名德叁十余人，親面綜括，披尋詞理，經延歲序，方乃究竟。即寫淨本，以爲法寶正則，故方隅道俗，欲寫藏經，皆就傳本以爲揩准。”(《大正藏》第55卷，第281頁中。)
[12] 如《續高僧傳·昙遷傳》所記載，昙遷隨駕。
[13] 也有學者列入善慧。《續高僧傳》卷二十八《善慧傳》記載：釋善慧(587—635年)，“博通群籍，統括文義，逮于《九章》、律曆，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抵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收《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饑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恒日。但以邊邑寡學，文字纰謬，至于音诂，衆議紛然。雖複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群盜……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從此文所敘述來看，善慧只是可能聽過靖嵩或者其弟子宣講《攝論》，但並無登堂入室，不能算作攝論師，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靖嵩弟子。茲于正文不論列。
[14] 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51—54頁的考證。
[15] 《攝論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36頁上；《敦煌寶藏》第15冊，第527頁下。
[1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50卷，第446頁下。
[17]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叁，《大正藏》第55卷，第1176頁下。
[18] 《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156頁下。
[19] 《諸宗章疏錄》卷二，《大日本佛教全書》《書籍目錄》第一，第34頁。
[20] 日本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識說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4年，第790-795頁。
[21] 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48—49頁的考證。
[22] 見《全唐文》卷二〇一。碑石現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23] 參見唐許敬宗撰《瑜伽師地論後序》，《大正藏》第30卷，第283頁上—284頁上。
[24] 《說一切有部發智大毗婆沙論》卷一，《大正藏》第27卷，第4頁下—第5頁上。
[25] 關于這一翻譯活動，資料載記有兩點分歧。一是阿地瞿多來華的時間，二是其剛至長安後的住寺。對于前者，也有資料記載爲永徽二年(651年)正月。對于後者，也有在資料記載爲慈門寺。
[2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頁上。
[27] 日嚴寺是晉王楊廣所建，位于大興城東南隅的青龍坊，是隋代極負盛名的佛寺。關于該寺的存留時間，人們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長安志》爲准，蓋因此書乃參考唐代韋述《兩京新記》而成。《長安志》記載：“青龍坊……西南隅廢日嚴寺。隋炀帝爲晉王，仁壽元年，施營第材木所造，因廣召名僧以居之。貞觀六年廢。”上述記載日嚴寺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廢棄都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略考如下。據唐釋道宣《續高僧傳‧智炬傳》載：“開皇十九年，(智炬)更移關壤，敕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名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又同書《慧頵傳》：“開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師。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寺)。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這兩則記載都說明日嚴寺建于仁壽元年之前。另在《續高僧傳》的《彥琮傳》裏也有線索可尋。“至(開皇)十二年，敕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寺，厚供頻仍。……炀帝時爲晉王，于京師曲池施營第材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查此次彥琮奉敕入京的原因，應是入大興善寺國立譯館的阇那崛多譯場，擔任重勘梵本，整理文義的工作。所以，估計日嚴寺的建造應在開皇十二年(592)之後。隋翻經學士費長房的《曆代叁寶紀》中，《達摩笈多傳》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曆代叁寶紀》書成于開皇十七年(597年)，可見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彥琮已隸名于日嚴寺。綜合以上的考察，日嚴寺的建造應當在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年至十七年之間。以上考證參見王亞榮《日嚴寺考日嚴寺考──兼論隋代南方佛教義學的北傳》一文，載《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出版。
[28] 一些現代佛教史著作，或籠統地說成武德初年，或說爲武德元年(618年)，或說爲武德二年，或爲武德叁年，不甚統一。禅師保恭于隋代爲禅定寺(道場)主，後來“避官于藍田悟真寺”。“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禅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辇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禅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統，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頁上。)保恭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可見，最遲在武德叁年朝廷即敕命了“十大德”。
[29] 《佛祖統紀》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9卷，第274頁下。
[30] “宗”疑應作“僧”字。
[3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7頁上。
[32]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卷叁，《大正藏》第51卷，第163頁下。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