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于光严寺，春秋七十一。

　　志超一生时讲《摄论》、《维摩诘经》、《起信论》等，“并详而后说，深致适机”。志超弟子众多，“自隋唐两代，亲度出家者，近一千人，范师遗训，在所闻见。”道宣说：“传者昔预末筵，蒙诸惠诰。既亲承其绩，故即而叙焉。”由此可知，道宣在年轻时曾经听闻志超讲经，但未提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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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惠禅师可能是指惠晓。《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智敫以太建十四年(582年)至建业，“乃遇栖玄寺晓禅师，赐与昙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续高僧传·保恭传》记载：保恭“受具已后，随惠晓禅师综习定业，深明观行，频蒙印可。”保恭圆寂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推算可知，保恭随惠晓禅师习禅定是在陈天嘉三年(562年)。昙迁是在隋立国不久就北上的。上述三处所说的“晓禅师”很大可能是同一僧人。

　　[②] 从南北朝以及隋朝寺院管理制度来说，此寺属于私建寺院，因此，无正式寺额，道宣的写法很准确。

　　[③]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正藏》第49卷，第359页下。

　　[④] 《续高僧传·真谛传》原文是：“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覩其兴，以为太息耳。”即验往隔，今统敷扬有宗，传者以为神用不同，妄生异执。惟识不识其识，不无慨然。”真谛话语之后的数句，是道宣面对玄奘弟子对真谛的批评所发的感慨。《续高僧传·昙迁传》文字为：“故《真谛传》云：“不久有大国，不近不远，大根性人，能弘斯论。”求今望古，岂非斯人乎？”目前并无充分的根据说明，此授记是道宣落定在昙迁身上呢，还是昙迁生前就有此说，因此，不能完全肯定昙迁所传《摄论》在当时就存在“合法性”危机。

　　[⑤] 参见日本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第384—385页，佛光出版社。并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35—3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675页中。

　　[⑦]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卷，第536页中。

　　[⑧]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页上。

　　[⑨] 《释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卷，第809页下。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页上。

　　[11]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说：“又以法流东渐，三被诛残，虽后鸠拾，不无纰紊。琬欲澄一文义，该贯后贤，乃集达解名德三十余人，亲面综括，披寻词理，经延岁序，方乃究竟。即写净本，以为法宝正则，故方隅道俗，欲写藏经，皆就传本以为揩准。”(《大正藏》第55卷，第281页中。)

　　[12] 如《续高僧传·昙迁传》所记载，昙迁随驾。

　　[13] 也有学者列入善慧。《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善慧传》记载：释善慧(587—635年)，“博通群籍，统括文义，逮于《九章》、律历，七曜盈虚，皆吞若胸中，抵掌符会。乃深惟世务，终坠泥涂，遂解褐抽簪，创归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诵《法华经》，听收《摄论》。时遭寇荡，兵食交侵。而慧抱饥自励，奉法无殆。洗秽护净，弥隆恒日。但以边邑寡学，文字纰谬，至于音诂，众议纷然。虽复俗语时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访明悟，还同昔疑。乃以大业末龄，负锡西入，屡逢群盗……孟冬十月，初达京师。值沙门吉藏正讲《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从此文所叙述来看，善慧只是可能听过靖嵩或者其弟子宣讲《摄论》，但并无登堂入室，不能算作摄论师，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靖嵩弟子。兹于正文不论列。

　　[14] 参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51—54页的考证。

　　[15] 《摄论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36页上；《敦煌宝藏》第15册，第527页下。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第50卷，第446页下。

　　[17]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大正藏》第55卷，第1176页下。

　　[18] 《东域传灯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156页下。

　　[19] 《诸宗章疏录》卷二，《大日本佛教全书》《书籍目录》第一，第34页。

　　[20] 日本胜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识说の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74年，第790-795页。

　　[21] 参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48—49页的考证。

　　[22] 见《全唐文》卷二〇一。碑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23] 参见唐许敬宗撰《瑜伽师地论后序》，《大正藏》第30卷，第283页上—284页上。

　　[24] 《说一切有部发智大毗婆沙论》卷一，《大正藏》第27卷，第4页下—第5页上。

　　[25] 关于这一翻译活动，资料载记有两点分歧。一是阿地瞿多来华的时间，二是其刚至长安后的住寺。对于前者，也有资料记载为永徽二年(651年)正月。对于后者，也有在资料记载为慈门寺。

　　[2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页上。

　　[27] 日严寺是晋王杨广所建，位于大兴城东南隅的青龙坊，是隋代极负盛名的佛寺。关于该寺的存留时间，人们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长安志》为准，盖因此书乃参考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而成。《长安志》记载：“青龙坊……西南隅废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仁寿元年，施营第材木所造，因广召名僧以居之。贞观六年废。”上述记载日严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废弃都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略考如下。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智炬传》载：“开皇十九年，(智炬)更移关壤，敕住京都之日严寺，供由晋国，教问隆繁，置以华房，朋以名德。一期俊杰，并是四海搜扬。”又同书《慧頵传》：“开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师。于时晋王开信，盛延大德，同至日严(寺)。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这两则记载都说明日严寺建于仁寿元年之前。另在《续高僧传》的《彦琮传》里也有线索可寻。“至(开皇)十二年，敕召入京。后掌翻译，住大兴善寺，厚供频仍。……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材造日严寺，降礼延请，求使住之。”查此次彦琮奉敕入京的原因，应是入大兴善寺国立译馆的阇那崛多译场，担任重勘梵本，整理文义的工作。所以，估计日严寺的建造应在开皇十二年(592)之后。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中，《达摩笈多传》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历代三宝纪》书成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可见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彦琮已隶名于日严寺。综合以上的考察，日严寺的建造应当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年至十七年之间。以上考证参见王亚荣《日严寺考日严寺考──兼论隋代南方佛教义学的北传》一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1999年7月出版。

　　[28] 一些现代佛教史著作，或笼统地说成武德初年，或说为武德元年(618年)，或说为武德二年，或为武德三年，不甚统一。禅师保恭于隋代为禅定寺(道场)主，后来“避官于蓝田悟真寺”。“武德二年，下勅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严。及举十德，统摄僧尼，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清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既位斯任，诸无与对，遂居大德之右。”(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页上。)保恭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庄严寺。可见，最迟在武德三年朝廷即敕命了“十大德”。

　　[29] 《佛祖统纪》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9卷，第274页下。

　　[30] “宗”疑应作“僧”字。

　　[3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7页上。

　　[32] 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三，《大正藏》第51卷，第163页下。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