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常圆寂于长安普光寺，春秋七十九。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阳之原。道宣特意叙述了法常葬礼的情形，“京寺僧侣，门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车，前后威仪四十余里，信心士女执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数万。卿相傧从，佥以荣之。”法常在佛教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法常弘扬的重点，道宣概括说：“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讲，未之欣悟。遂依众请，专弘此论。陶冶理味，精贯匈怀。依时赴讲，全无读诵，才有余暇，课业行道。六时自励，片无违缺。”可见，他是以《摄论》为核心的。法常著《摄论义疏》八卷、《摄论玄章》五卷，也著有《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的疏记。
法常弟子，目前所知者不多。弟子德逊为其立碑于普光寺门，宗正卿李百药撰文。
法常曾经是玄奘法师的老师，玄奘曾经于武德八年(625年)向其学习《摄论》。
4．静琳
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唯识学传播中，静琳是一位重要人物。从学业上说，他学识渊博，精通《地论》和《摄论》。从影响上说，他是华严宗祖师智俨的老师。但现存史籍中，静琳的师承不明确，因此，将其列入此标题下叙述。
释静琳(565—640年)，俗姓张氏，本族南阳，后居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幼龄背世，清附缁门。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静琳传》记载，他七岁投僧出家。“遭周灭法，且附俗缘。年在弱冠，希期无怠。会隋氏启运，即投昙猛法师，乃以二事相摄，经于五年，犹事沙弥，未敢受具。庆蒙开法，欲广见闻。辞其本师，南游樊邓。便于彼部，奉进大戒。”静琳幼年出家为沙弥，但遇到周武帝灭佛而被迫还俗。隋王朝建立后，他又跟从昙猛法师，事奉五年而未曾受具足戒。其后，离开京师，南下襄樊，于其地受戒为比丘。“既爰初受法，未晓清规，远赴青齐，听于律禁。后发前至，为诸听先。”受具足戒之后，又前往青州学习戒律。“又于觉法师所听受《十地》，回趾邺都，炬法师所采听《华严》、《楞伽》、《思益》，皆通贯精理，妙思英拔。”在青州觉法师处，静琳学习了《十地经论》。此后，他又前往邺城学习《华严经》、《楞伽经》、《思意经》等。
静琳法师“又至蒲晋，有沙门道逊、道顺者，声名大德也。留讲《十地经》于凉燠。虽复听徒欣泰，而志逾烦梗。”在道逊、道顺法师的邀请下，他于蒲州宣讲《十地经》。但他又觉得，“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贵虚通，而今耽著弥固，此不可也。”于是，他舍弃讲业，专习禅门。“初学不净念处等法，又嫌其琐小烦稽人虑，乃学大乘诸无得观，离念唯识，弥所开宗。每习一解，陶练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后习，而弊食麁衣，情欲斯绝，后入白鹿山，山粮罕继，便试以却粒之法，孤放穷岩，又经累载。山中业定，昏睡惑心，乃临峭绝悬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树，才得胜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于中系念动逾宵日，怖死既重，专深弘观。后闻泰岳特多灵异，便往寻之。既达彼山，夜见火炬周环，高曜峯岩，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见五六尼众匡坐论道。琳初通讯问，共议唯识等理，未尽言间，忽然不见，惆怅久悟，法诚尔也。”这一段话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静琳法师修习禅定的过程。从引文推知，静琳修习禅定的时间之长、类型之多，是少见的，特别是他, 对于唯识观的修行，体现了唯识禅观的独特内容。
后来，静琳入关中，“遇昙迁禅师讲开《摄论》，一闻如旧，慧不新闻。”从《摄论》的传承来说，有当代学者将静琳法师列入昙迁法系，但是，仔细体会这一句叙述，可以推知，静琳确实是听讲过昙迁大师宣讲《摄论》，但“慧不新闻”，表明他在此前已经很了解《摄论》的含义，因此，本著不认为静琳属于昙迁法系。
仁寿四年(604年)，静琳奉勅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神德寺。静琳即于此住，“居静课业，行解之盛，名布京师。”大业三年(607年)，有沙门还原等，延请静琳法师重回长安。静琳法师在明轮、妙象诸寺，宣讲弘扬《摄论》，听讲者很多。“寻即降勅，召入道场。既达东都，禅门更拥，齐王[日*东]情深理定，每就谘欵，请至本第，从奉归戒。”洛阳的高官崇信者蜂拥而至。在洛阳，高阳道雄、道体以及赵郡道献、明则等，前来跟从静琳法师，“咸承理味，酌以华实。襄阳洪哲，德高楚望，风力俊骇，闻琳声穆时彦”，也前来相从。
大业十三年(617年)，静琳以为“象教东渐，法网虽严，至于僧仪正度，犹未光阐，欲遍游阎浮，备殚灵迹”，“具表闻帝，当蒙恩诏，令使巡方。并给使人传国书信，行达襄土，方趣海南，属寇贼交侵，中国背叛，途路梗涩，还返南阳。义宁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总持，如常弘演，光阴既积，学者成林。”静琳南下至襄阳，后还南阳。大概在李渊已经掌握隋王朝大权之后，他又受召进入长安，住大总持寺。武德三年(620年)，正平公李安远经过朝廷批准，建造弘法寺，召静琳住此寺。于此寺，他“乃削繁就简，惟敷《中论》为宗，余则《维摩》、《起信》，权机屡展。”可见，在唐初，静琳以弘扬《中论》、《维摩诘经》、《起信论》为要务。此外，他“久以徒侣义学，爰缺律宗，乃躬请智首律师敷弘《四分》，一举十遍，身令众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辇称最。”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十月二十六日圆寂于弘法寺，春秋七十六。
静琳法师弟子很多。《续高僧传·静琳传》说，在其圆寂时即有弟子四十余人，“奉跪慈颜，无由钦仰”。其它时期的弟子，现可知者有洛阳时期从学的道雄、道体、道献、明则等。特别是，华严宗二祖智俨，在武德五年(622年)之后，“于琳法师所，广学征心，索隐探微，時稱得意。”[32]此处的“琳法师”就是指静琳法师。
5．道愻、道谦、普明
道愻、道谦、普明三位僧人，至少有三个特点：其一，从血缘上说，三位僧人是兄弟。其二，从地缘上说，弘法的主要地点在蒲州仁寿寺。其三，从弘法内容上说，都很广博然都精通《摄论》。
释道愻(556—630年？)，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也。根据《续高僧传·道愻传》记载：他“虽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摄论》，为栖神之宅也。与弟道谦发蒙相化，俱趣昙延法师。”由昙延度为弟子，“晚住蒲州仁寿寺，聚徒御化，树业当衢”。贞观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开讲《涅槃经》时圆寂，春秋七十五。
道愻弟释道谦(561—627年)，根据《续高僧传·道愻传》记载：“学行之美，少劣于兄，而讲解《十地》，有闻关表。”住于蒲州仁寿寺，“以仁寿住寺既滨关路，每因此嚣尘，地接京都，亟劳人事，乃顾言幽遁，历观山水，谷号王城，因而栖处。时复登高临远，摛体风云，具引名篇，高调清逸，道俗宾会。又聚山门谈谑引心，未曾虚老。”贞观元年(627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有弟子道基传其学，道愻与道谦弟子为其造释迦砖塔一躯，勒碑树德，沙门行友为文。
释普明(574—659年)，姓卫氏，蒲州安邑(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东)人。根据《续高僧传·普明传》记载：“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愻法师。愻道会晋川，备如别传。又以明付廷兴寺沙门童真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为己任，性聪敏，解冠侪流，讲听相仍，无法不学，周游肆席，曾无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经论满抱。”十八岁时，普明宣讲《胜鬘经》、《起信论》。受具足戒之后，他专师《涅槃经》、《四分律》、《摄论》。年二十四岁，讲《涅槃经》，三十岁讲解《摄论》，“凡所造言，宾主兼善，使夫妙义积散，出言传旨，声流远近。”大业六年(610年)，受召住大禅定道场。《续高僧传》卷二十《普明传》说：“止十八夏，名预上班，学功所位，四事既备，不阙二严。”这是说，在其受具足戒十八年之后，获得朝廷征召至京城，假定其二十岁受具足戒，由此可推知其生年为573年。
武德元年(618年)，“桑梓倾音，欣其道洽，以事闻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寿寺，镇长弘道，无憩寒暄，昼谈夜坐，语默依教，心神爽迅，应对云雨。”唐初，普明从长安回到故乡，住于仁寿寺直至圆寂。
根据僧传记载，普明显庆四年(659年)圆寂于蒲州仁寿寺，春秋八十六。普明一生，讲《涅槃》八十余遍，《摄论》、《胜鬘》诸经论等，遍数难纪。有弟子义淹继承其学。
6．志超
志超弘法的特色在于戒律、禅修与义解并重，而唐道宣曾经听其讲经说法。
释志超(571—641年)，俗姓田，同州冯翊(即陕西省大荔县)人，后迁居榆次(今属山西省)。年二十有七，投并州开化寺慧瓒禅师。根据《续高僧传·智超传》记载：“瓒亲阅验，其情守节，度令受具。自进戒品，专修行仪，即往定州寻采律藏，括其精要，删其繁杂。五夏不满，三教备圆，乃返故乡，依岩综习。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引英秀，创立禅林，晓夕勤修，定慧双启，四仪托于戒节，二行凭于法依，学观诜诜，无威而肃，致使闻风，不远而至。”李渊建义太原，志超率徒侣至晋阳，住于凝定寺，禅学数百，清肃成规，道俗钦承，贵贱恭仰。
及至李渊军占领长安，义宁二年(618年)，志超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得到了李渊的礼遇，李渊在太极殿接见志超。左仆射魏国公裴寂，在其宅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为时不久，志超曾经至蓝田山化感寺，与沙门灵润、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武德五年(622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自强诲人，无倦请益。“又于汾州介休县治立光严寺，殿宇房廊，躬亲缔构，赫然宏壮，有类神宫。故行深者岩居，道浅者城隐，师资肃穆，竞业其诚。”经营此寺居功甚伟。
以贞观十五…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