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疏》二卷。
出《大乘起信論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
梁紹泰二年(556年)末至永定元年(557年)二月，譯《求那摩底隨相論》一卷，出《隨相論中十六谛疏》一卷。
梁紹泰叁年(557年)至陳永定二年(558)，譯《無上依經》四卷，出《無上依經疏》四卷。
陳永定二年(558年)，譯《大空論》叁卷、《寶行王正論》一卷、《正論道理論》一卷、《中邊分別論》叁卷，出《中邊分別論疏》叁卷、《正論釋文》五卷。
陳永定叁年(559年)，譯《立世阿毗昙》十卷。
陳天嘉二年(561年)，譯《解節經》一卷，出《解節經疏》四卷。
陳天嘉叁年(562年)，譯《金剛經》一卷，出《金剛經疏》十卷。
陳天嘉四年(563年)，譯《大乘唯識論》一卷、《攝大乘論》叁卷、《廣義法門經》一卷，出《大乘唯識論義疏》二卷、《大乘唯識論注記》二卷、《攝大乘論釋》十五卷、《攝大乘論義疏》八卷。
陳天嘉五年(564年)，始譯《俱舍論》，始出《俱舍釋論》二十二卷、《俱舍論偈》、一卷《俱舍論疏》六十卷。
陳光大二年(568年)，譯《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論疏》五卷。
不知譯時的典籍如下：《寶行王正論》一卷、《佛性論》四卷、《叁無性論》二卷、《顯識論》一卷、《金剛般若論》一卷、《轉識論》一卷、《無相思塵論》一卷、《十八空論》一卷、《遺教論》一卷、《決定藏論》、《金七十論》叁十卷、《婆籔盤豆法師傳》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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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正藏》第49卷，第99頁上。
[②] 《大正藏》第32卷，第575頁。
[③] 《大正藏》第31卷，第112頁。
[④]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證藏》第50卷，第429頁下。
[⑤] 《南史》卷七十八。
[⑥] 關于“東土”是一個地名還是一個表示方向性的語詞，待考。筆者傾向于後者。
[⑦]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下。
[⑧]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頁上。
[⑨]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十二，《大正藏》第55卷，608頁下。
[⑩]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說：達摩笈多“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大正藏》第50卷，第435頁中。)
[11]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頁上。
[12] 唐遁倫《瑜伽論記》卷一《大正藏》第42卷，第311頁中。
[13]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十章之一節《真谛之年曆》說：太清叁年，“當仍在東土，後到富春。(時在本年，或明年。)”(第61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下—430頁上。
[15] 《大正藏》第32卷，第575頁上。
[16]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17]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18] 這一年以南朝言，有叁個年號：即紹泰二年九月，以梁敬帝名義改元太平。而至十月，陳霸先就被迫梁敬帝禅讓，改元爲永定。由于這些複雜情況，費長房所記有疏漏。
[19]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上。
[20]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21]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619頁。
[22]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23]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24]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545頁下。
[25]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頁上。
[2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上。現存的《續高僧傳·真谛傳》于此處有錯行：“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谛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疎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甯寄。”這是真谛在廣州時翻譯的，因此，僧宗、法准、僧忍等不是從晉安跟隨真谛叁藏的。
[27]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620頁。
[28]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上。
[29]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版。此書撰寫于1936年。
[30] 遊俠《真谛》，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二輯，第86頁，知識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31]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620頁。
[32] 章巽《真谛傳中之梁安郡——今泉州港作爲一個國際海港的最早記載》，載《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月。原文載《福建論壇》，1983年第4期。
[33] 廖大珂《梁安郡曆史與王氏家族》，《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4] 《大正藏》第9卷，第766頁中—下。
[3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上。
[3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下。
[37]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下。
[38]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頁上。
[39]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上。
[40]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中。
[41]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546頁上。
[42] 恒清法師《佛性思想》第146頁。
[43] 參見龔隽《佛性論釋譯》的歸納，佛光出版社1997年版。
[44] 唐法寶《俱舍論疏》卷一，《大正藏》第41卷，第458頁上。
[45] 唐法寶《俱舍論疏》卷一，《大正藏》第41卷，第459頁中
[46]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叁十一，《大正藏》第36卷，第236頁上。
[47] 隋法經《衆經目錄》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141頁中。
[48]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7頁下。
[49]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十二，《大正藏》第55卷，第608頁下。
[50] 參見武邑尚邦《佛性論研究》，百華苑，1977，第6頁。
[51] 蘇公望《真谛叁藏譯述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第107頁，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
[52] 筆者揣摩，這種可能性與下屬可能性出現的概率都是對半。經過較爲仔細的核對，筆者認定道宣的這, 部書並非精心之作，他其實是將僧祐《出叁藏記集》和隋代的叁種經錄雜糅在一起，但對于其中的不協調處並無甄別，特別是在主體部分基本照搬了費長房的記載，但卻基本上將法經“疑惑”、“疑僞”部分同時照搬過來，而其實費長房對法經所列“疑惑”、“疑僞”部分作了甄別處理，許多被法經列入“疑惑”、“疑僞”部分的經論，費長房都作了糾正。
[53]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十八，《大正藏》第55卷，第676頁下。
[54]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十，《大正藏》第55卷，第577頁上。
[55] 蘇公望《真谛叁藏譯述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第105頁。
[56] 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27—29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57] 蘇公望《真谛叁藏譯述考》，《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第105頁。
[58] 譯經師對梵文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譯經風格也是造成不同譯本的重要原因。比如玄奘譯《唯識叁十頌》，陳真谛譯爲《轉識論》，玄奘譯爲頌體，最接近梵本。真谛譯爲散體，把他自己的很多理解都加進去了，字數比玄奘譯本多很多。要想說明世親原典的內容及其真谛的理解，必須依靠梵本。
[59] 這一推理的唯一缺陷是隋代經錄著錄的《叁無性論》的卷數有誤，似乎不能涵蓋此叁論。但隋代叁部經錄的編寫者主要依據收集到的其它經錄，未能廣泛收集流通的經論抄本進行核對，而這些古經錄抄本在卷數方面發生傳抄錯誤的可能性比經論名稱更大，因此，對隋經錄有關卷數的記載不能太苛求准確。
[60] 附于《大乘唯識論》末尾，《大正藏》第31卷，第73頁下。
[61] 《大正藏》第24卷，第672頁下。
[62] 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第300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本文原爲《〈大乘起信論〉全譯·導讀》(巴蜀書社，1992年版)。
[63] 龔隽《〈大乘起信論〉與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31冊，第210頁，佛光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
[64] 杜繼文《〈大乘起信論〉述評》，《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第300頁。
[65] 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73頁下。
[66] 隋法經《衆經目錄》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143頁下。
[67] 《大正藏》第55卷，第575頁下。
[68] 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79頁下。
[69] 隋法經《衆經目錄》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149頁上。
[70] 上世紀二十年代起，凡是聲稱《起信論》爲中土撰述的日本學者一直以“有意作僞”來論說此序，較新的秉此觀點的有杜繼文先生和徐文明兄。如徐文明兄即在《梁譯〈大乘起信論序〉考證》一文中斷言：“然學者多以此序爲僞序，並非只由其是僞托智恺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僞證，其僞的目的就是爲了證明真谛確實譯過此論，爲此作者煞費苦心，有意篡改曆史，以達到其目的。”(《國學研究》第4卷，1997年。)
[71] 此處所說的“智韶”，也許是指僅警韶。根據《續高僧傳·警韶傳》的記載，警韶符合上述條件。
[72] 日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關世謙譯)第四卷，第78頁，佛光出版社。
[73] 如杜繼文先生就根據慧恺的《俱舍釋論序》來證明真谛于此時已經不需要“度語人”，因此，“《起信論序》強加一“傳語人”，更顯虛假。”(《〈大乘起信論〉述評》，《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第301頁。)
[74] 鈴木宗忠《就起信論的成立有關的史料》一文原刊于《宗敎研究》新五卷十二號。本段采納了呂澂先生對此文的概括，見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一)，第326-327頁。
[75] 呂澂語。參見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一)，第305頁，齊魯書社，1990年版。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一節 真谛對唯識經典的傳譯》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