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真谛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
如前所敘述，真谛翻譯的經典很廣泛，然核心卻是無著撰論、世親作釋的《攝大乘論》和《攝大乘論釋》以及世親所撰的《俱舍論》。正是在真谛的教誨下，真谛大師的弟子于大江南北努力地弘揚傳播《攝大乘論》，由此成立了一個攝論學派。
真谛的弟子，見于記載的主要有兩類，一是參與翻譯活動而不見于學派活動的僧人，一類是既參與翻譯又參與學派活動的僧人。前者有：富春譯場的寶瓊，建康正觀寺譯場的願禅師，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的慧顯、智韶、昙振、慧旻，豫章寶田寺譯場的沙門慧顯。屬于後者的有：于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即參與翻譯的智恺，在豫章寶田寺參與翻譯的警韶，在晉安即皈依真谛的智文、僧宗、法准、慧曠、韻諸師，至廣州始跟從真谛受業並助譯經論的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還有曹毗等在俗弟子。這些弟子，有許多已經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譽的義學宗匠，因慕真谛的道德學問而遠來追尋，成爲真谛叁藏座下弟子，爲攝論學派的創立以及唯識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智恺、曹毗
真谛的大弟子毫無爭議地是智恺，但也許是資料缺失的問題，道宣在《續高僧傳·真谛傳》提及到他，但僅僅在《法泰傳》中附有“智恺”簡單的小傳。
釋智恺(518—568年)，也稱慧恺、惠恺，俗姓曹氏。本住于建康佛寺，後至廣州拜真谛爲師協助翻譯佛典，成爲真谛最得力的助手。關于智恺在建康時的住寺，《法泰傳》附傳記載爲“住楊都寺”，而《律二十二明了論》卷前的“序”則記爲“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謹爲筆受。”由此可知，智恺在梁、陳首都的住寺爲阿育王寺。而史籍中又稱智恺爲“揚州僧”，今人將其解釋爲今日江蘇省的揚州，其實是一個誤解。在這一時期史籍中的“楊都”、“揚州”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因而關于智恺原本住寺各種史籍記載是一致的，不過有些具體有些籠統而已。
關于智恺與真谛最初相識的時間，史籍中未曾明說，但肯定不會遲至真谛到達廣州之後。在《攝大乘論後記》中，智恺自己說：“恺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①]由此可見，智恺早先已經在某地拜谒過真谛爲師，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別了，具體地點則不詳。而根據《大乘起信論序》可知，智恺參與了在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譯出《大乘起信論》、《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等，“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訖。”時間爲梁承聖叁年(554年)至承聖四年。
《續高僧傳·法泰傳》附傳中記載：智恺“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谛”，便是暗示二人同時系屬京師建康佛寺，但卻不是一起前往廣州的。真谛于陳天嘉叁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恺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廣州真谛門下。在他自己撰寫的《大乘唯識論後記》中說：“慧恺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廣州製旨寺，請叁藏法師枸羅那他重譯此論。”由此可見，他一定當時已經先在南海近處，聞叁藏行止于廣州，才會快速來到其師身邊。因此，也許在始興譯經之後，智恺未曾跟隨真谛叁藏，而是留在當地。
智恺在廣州參與了真谛的所有翻譯活動，下文僅將有確切資料的幾次翻譯活動簡述如下。
陳天嘉四年(563年)，譯《大乘唯識論》一卷、《攝大乘論》叁卷、《廣義法門經》一卷，出《大乘唯識論義疏》二卷、《大乘唯識論注記》二卷、《攝大乘論釋》十五卷、《攝大乘論義疏》八卷。恺自撰《大乘唯識論記》說：“菩提留支法師，先于北翻出《唯識論》慧恺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廣州製旨寺，請叁藏法師枸羅那他重譯此論。行翻行講，至叁月五日方竟。此論外國本有義疏，翻得兩卷。叁藏法師更釋本文，慧恺注記，又得兩卷。末有僧忍法師，從晉安赍舊本達番禺。恺取新文對雠，校舊本。大意雖複略同，偈語有異。長行解釋，詞繁義阙。論初無歸敬，有識君子宜善尋之。今謹別抄偈文，安于論後，庶披閱者爲易耳。此論是佛法正義。外國盛弘。沙門慧恺記。”這是智恺在廣州協助真谛翻譯的第一部經典。文中已經將翻譯的時間、過程以及智恺自己所做的工作寫得清清楚楚。
關于《攝大乘論》的翻譯，智恺撰有《攝大乘論後記》說明了翻譯的過程： 恺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複欲飡和禀德,訪道陳疑。雖殷懃叁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纥，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該閱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內湛，清輝外溢，欽賢味道，笃信愛奇，躬爲請主，兼申禮事。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爲翻譯。製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閑贍，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奂靡息；征南長史袁敬，德履沖明，志托夷遠，徽獻清簡，氷桂齊質，弼諧蕃政，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賢，爲經始檀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旅姑洗，神紀句芒。于廣州製旨寺，便就翻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以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丈，終朝靡息。恺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竅，釋義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事殊難，不可存于華绮。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禀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某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叁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叁卷。
智恺文中敘述了自己先請求爲真谛叁藏弟子，起初未得到真谛的許可。根據古人用例，“樹檀之月”是指十月。而《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恺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如此推算可知，真谛在叁月五日翻譯完成《大乘唯識論》之後就著手翻譯《攝大乘論》及其論釋，當年十月完成。其中卷數記載的差別，是因爲後來流行的世親《攝大乘論釋》將論本叁卷合編，因而多出叁卷來。恺在《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中又說：“慧恺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
在翻譯完成《攝大乘論》之後，在智恺等人的請求下，真谛于陳天嘉五年(564年)正月開始譯《俱舍論》等。對此，慧恺自撰《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說：
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纥尚仁貴道，久申敬事，重複請留，彌加殊禮。慧恺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以陳天嘉四年歲次阏逢龍集涒灘正月二十五日，于製旨寺，始就開闡。《惑品》未畢，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內，續更敷說。法師遊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度語。但梵音所目，于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符會，故于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覆鄭重，乃得相應。慧恺謹即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系，無懈晷刻。至其年閏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十叁卷。刺史仍請于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頗識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鑒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並禮事法師，備盡經始經。南中翻譯，悉賴此貴門。
如上所說，真谛翻譯《俱舍論》曆時十月，成《俱舍釋論》二十二卷、《俱舍論偈》一卷、《俱舍義疏》五十叁卷，後來又經過認真修訂。然《續高僧傳·法泰傳》又記載：智恺“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叁卷。”而《曆代叁寶記》記載真谛《俱舍論義疏》爲六十卷，可能是後來流通時候的開合不同所致。
陳光大二年(568年)，真谛在法泰、智恺等協助下譯出《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論疏》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論後記》說：“陳光大二年歲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師法泰，于廣州南海郡內，請叁藏法師俱那羅陀，翻出此論。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謹爲筆受。翻論本得一卷，注記解釋得五卷。論有二十二偈，以攝二十二明了義長行，或逐義破句釋之，諸句不複皆相屬著。今謹別鈔二十二偈，置于卷末。庶披文者。見其起盡也。”由此可見，此論的翻譯是因法泰所請而成的，智恺任筆受，這一年八月，智恺就圓寂了。
在真谛門下，智恺無疑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道宣在《續高僧傳·真谛傳》中說：“初谛傳度《攝論》，宗、恺歸心。窮括教源，铨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谛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真谛對智恺頗有相見恨晚之慨，曾對他說：“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絓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②]此處所說“兩論”指《攝大乘論》、《俱舍論》。智恺對待真谛叁藏極盡師生之禮，如《續高僧傳·真谛傳》的描述：
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疎，忍噤通霄，門人側席。恺等終夜靜立，奉侍咨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谛以他日，便喟然憤氣沖口者叁，恺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恺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③]
面對這樣的逆境，真谛數次動了回國的念頭。而在廣州，在翻譯出了《攝大乘論》之後的天嘉五年(564年)初，真谛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在智恺、僧忍等弟子的懇請之下，真谛完成了《俱舍論》及其疏釋的翻譯。《續高僧傳·真谛傳》還記載了真谛一次厭世的舉動，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恺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颡，…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叁節 真谛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