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如前所叙述，真谛翻译的经典很广泛，然核心却是无著撰论、世亲作释的《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以及世亲所撰的《俱舍论》。正是在真谛的教诲下，真谛大师的弟子于大江南北努力地弘扬传播《摄大乘论》，由此成立了一个摄论学派。
真谛的弟子，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参与翻译活动而不见于学派活动的僧人，一类是既参与翻译又参与学派活动的僧人。前者有：富春译场的宝琼，建康正观寺译场的愿禅师，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的慧显、智韶、昙振、慧旻，豫章宝田寺译场的沙门慧显。属于后者的有：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即参与翻译的智恺，在豫章宝田寺参与翻译的警韶，在晋安即皈依真谛的智文、僧宗、法准、慧旷、韵诸师，至广州始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这些弟子，有许多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而远来追寻，成为真谛三藏座下弟子，为摄论学派的创立以及唯识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智恺、曹毗
真谛的大弟子毫无争议地是智恺，但也许是资料缺失的问题，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提及到他，但仅仅在《法泰传》中附有“智恺”简单的小传。
释智恺(518—568年)，也称慧恺、惠恺，俗姓曹氏。本住于建康佛寺，后至广州拜真谛为师协助翻译佛典，成为真谛最得力的助手。关于智恺在建康时的住寺，《法泰传》附传记载为“住杨都寺”，而《律二十二明了论》卷前的“序”则记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由此可知，智恺在梁、陈首都的住寺为阿育王寺。而史籍中又称智恺为“扬州僧”，今人将其解释为今日江苏省的扬州，其实是一个误解。在这一时期史籍中的“杨都”、“扬州”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而关于智恺原本住寺各种史籍记载是一致的，不过有些具体有些笼统而已。
关于智恺与真谛最初相识的时间，史籍中未曾明说，但肯定不会迟至真谛到达广州之后。在《摄大乘论后记》中，智恺自己说：“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①]由此可见，智恺早先已经在某地拜谒过真谛为师，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别了，具体地点则不详。而根据《大乘起信论序》可知，智恺参与了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译出《大乘起信论》、《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等，“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时间为梁承圣三年(554年)至承圣四年。
《续高僧传·法泰传》附传中记载：智恺“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便是暗示二人同时系属京师建康佛寺，但却不是一起前往广州的。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恺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广州真谛门下。在他自己撰写的《大乘唯识论后记》中说：“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由此可见，他一定当时已经先在南海近处，闻三藏行止于广州，才会快速来到其师身边。因此，也许在始兴译经之后，智恺未曾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留在当地。
智恺在广州参与了真谛的所有翻译活动，下文仅将有确切资料的几次翻译活动简述如下。
陈天嘉四年(563年)，译《大乘唯识论》一卷、《摄大乘论》三卷、《广义法门经》一卷，出《大乘唯识论义疏》二卷、《大乘唯识论注记》二卷、《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摄大乘论义疏》八卷。恺自撰《大乘唯识论记》说：“菩提留支法师，先于北翻出《唯识论》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论外国本有义疏，翻得两卷。三藏法师更释本文，慧恺注记，又得两卷。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大意虽复略同，偈语有异。长行解释，词繁义阙。论初无归敬，有识君子宜善寻之。今谨别抄偈文，安于论后，庶披阅者为易耳。此论是佛法正义。外国盛弘。沙门慧恺记。”这是智恺在广州协助真谛翻译的第一部经典。文中已经将翻译的时间、过程以及智恺自己所做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
关于《摄大乘论》的翻译，智恺撰有《摄大乘论后记》说明了翻译的过程： 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飡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懃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阳山公世子欧阳纥，风业峻整，威武贞拔，该阅文史，深达治要，崇澜内湛，清辉外溢，钦贤味道，笃信爱奇，躬为请主，兼申礼事。法师乃欣然受请，许为翻译。制旨寺主慧智法师，戒行清白，道气宏壮，志业闲赡，触途必举，匡济不穷，轮奂靡息；征南长史袁敬，德履冲明，志托夷远，徽献清简，氷桂齐质，弼谐蕃政，民誉早闻，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贤，为经始檀越，辰次昭阳，岁维协洽，月旅姑洗，神纪句芒。于广州制旨寺，便就翻译。法师既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以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席间函丈，终朝靡息。恺谨笔受，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窍，释义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译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趣胡越，乃可令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质相半。与僧忍等同共禀学，夙夜匪懈，无弃寸阴。即以某年树檀之月，文义俱竟。《本论》三卷，《释论》十二卷，《义疏》八卷，合二十三卷。
智恺文中叙述了自己先请求为真谛三藏弟子，起初未得到真谛的许可。根据古人用例，“树檀之月”是指十月。而《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如此推算可知，真谛在三月五日翻译完成《大乘唯识论》之后就着手翻译《摄大乘论》及其论释，当年十月完成。其中卷数记载的差别，是因为后来流行的世亲《摄大乘论释》将论本三卷合编，因而多出三卷来。恺在《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中又说：“慧恺因请翻、讲《摄大乘》等论经，涉二年，文义方毕。”
在翻译完成《摄大乘论》之后，在智恺等人的请求下，真谛于陈天嘉五年(564年)正月开始译《俱舍论》等。对此，慧恺自撰《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说：
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刺史欧阳纥尚仁贵道，久申敬事，重复请留，弥加殊礼。慧恺与僧忍等，更请翻讲此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阏逢龙集涒滩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开阐。《惑品》未毕，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内，续更敷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慧恺谨即领受，随定随书，日夜相系，无懈晷刻。至其年闰十月十日，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请于城内讲说。既得温故，颇识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滞，又恐所翻不免谬失。至天嘉五年岁次柔兆二月二日，与僧忍等，更请法师，重译论文，再解义意。至光大元年岁次强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长史袁敬，识鉴沈深，信解明正。长史长子元友，爱文重法，博学多艺，并礼事法师，备尽经始经。南中翻译，悉赖此贵门。
如上所说，真谛翻译《俱舍论》历时十月，成《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偈》一卷、《俱舍义疏》五十三卷，后来又经过认真修订。然《续高僧传·法泰传》又记载：智恺“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而《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俱舍论义疏》为六十卷，可能是后来流通时候的开合不同所致。
陈光大二年(568年)，真谛在法泰、智恺等协助下译出《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说：“陈光大二年岁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于广州南海郡内，请三藏法师俱那罗陀，翻出此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论有二十二偈，以摄二十二明了义长行，或逐义破句释之，诸句不复皆相属著。今谨别钞二十二偈，置于卷末。庶披文者。见其起尽也。”由此可见，此论的翻译是因法泰所请而成的，智恺任笔受，这一年八月，智恺就圆寂了。
在真谛门下，智恺无疑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真谛对智恺颇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②]此处所说“两论”指《摄大乘论》、《俱舍论》。智恺对待真谛三藏极尽师生之礼，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描述：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霄，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③]
面对这样的逆境，真谛数次动了回国的念头。而在广州，在翻译出了《摄大乘论》之后的天嘉五年(564年)初，真谛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在智恺、僧忍等弟子的恳请之下，真谛完成了《俱舍论》及其疏释的翻译。《续高僧传·真谛传》还记载了真谛一次厌世的举动，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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