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

　　真谛来华，一路颠簸流离，其活动区域跨今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而弟子大多来源于南方，且以建康为主。真谛三藏圆寂之后，其弟子各奔东西。从上文所叙述看，有江西九江和庐山、江苏的建康、湖北的襄阳、湖南的长沙、广东的广州和循州等等中心。如法泰、曹毗传之于建康，僧宗、道尼等弘之于九江，曹毗传法于江都，智敫宣讲于循、广。在隋初，昙迁、道尼北上长安，将真谛之学传播到隋王朝的政治中心，《摄大乘论》以及真谛所传佛学于是产生了全国性和全局性影响。于此，带来了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之间的讨论及其融合，这一切都是摄论学派兴盛的标志。迨至唐贞观年间，摄论学派仍然很兴盛。

　　一、昙迁及其弟子

　　在摄论学派的历史中，昙迁很是独特，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独特”言之，他属于无任何明确摄论师承的大家，最多是通过阅读注疏而精通《摄大乘论》的；从重要性言之，无论是从隋代摄论学派而言，还是从隋代佛教整体而言，昙迁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尤其需要强调，玄奘曾专门前往拜访学习《摄大乘论》的慧休就是听闻昙迁宣讲而精通《摄大乘论》的。

　　1．昙迁行历及其贡献

　　释昙迁(542--607年)，俗姓王，博陵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年十三时，随从其舅父学习六经、《易》、《老子》等，后皈依佛教经。根据《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他“初投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荣颇解占相，知有济器。告迁曰：“有心慕道，理应相度，观子骨法，当类弥天。自揣澄公有惭德义，可访高世者以副雅怀。”迁虽属伸勤请，而固遮弗许。又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律师而出家焉。时年二十有一。”昙迁在故乡出家为沙弥，皈依的是沙门慧荣。他请求跟从慧荣受具足戒被婉拒，后前往定州(今属河北定州市)跟从贾和寺的昙静律师受具足戒，时年二十一。于昙静师前背诵《胜鬘》，“不日便了。怪而检覆，未差一字”，昙静律师于是给其授具足戒，“恣其问道”。此时博陵、定州属于北齐政权管辖。

　　受具足戒之后，昙迁“从师五台山，此山灵迹极多，备见神异。后归邺下，历诸讲肆，弃小专大，不以经句涉怀。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昙遵法师是地论南道开创者慧光十大弟子之一，昙迁跟从昙遵学习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后“窜形林虑山黄花谷中净国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来请问，乍为弘宣。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并且寻找北魏瞿昙般若流支翻译的《唯识论》。从上述引文推知，昙迁至林虑山净国寺住锡时，已经精通了《地论》、《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唯识论》，并且“有来请问，乍为弘宣”，已经单独传讲经论了。从下文可知，已经有僧静凝跟随他问学。

　　北周灭北齐之后，于齐境推行灭佛政策，昙迁“将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结侣霄征，间行假导，多被劫掠。”他先避难于寿阳(今属山西省)曲水寺，后至建康，住道场寺，“扫衣分卫，摄念无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彼有沙门慧晓、智瓘等，并陈朝道轴，江表僧望。晓学兼孔释，妙善定门。瓘禅慧两深，帝王师表。又有高丽沙门智晃，善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堑。并一见而结友，于再叙而高冲奥。”昙迁在道场寺，与慧晓、智瓘及高丽僧智晃等结交。慧晓、智瓘是陈朝著名的禅师，高丽僧智晃则擅长“有部”教义及《十诵律》。

　　《续高僧传·昙迁传》又记载：昙迁“因至桂州刺史蒋君之宅，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此中所说的桂州郡治在今广西桂林，可见，昙迁是在蒋刺史在建康的宅第中发现真谛翻译的《摄论》的，而不是有学者所解释的他是在桂州找到的。昙迁“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有所流滞。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昙迁大为兴奋，经过仔细研习，“将欲弘演”，后又听闻自己的家国已经被隋王朝所统治，“遂与同侣俱辞建业”，准备回到北方弘扬《摄论》。依照这些记载可以推知，昙迁在建康停留时间不算太长，仅仅五、六年而已，即577年至582年之间。

　　道宣所写的《昙迁传》最为隐晦的是昙迁精通《摄论》，是否真的如传文所说的师心独悟，没有师承？如前所论，在昙迁至建康的陈太建十年(578年)之前，曹毗已经于太建三年请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师讲《摄论》，后曹毗于江都(今江苏省江都县西南)白塔寺开讲《摄论》等。陈太建三年，法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并加以宣讲，静嵩为避北周法难而至建康，随侍法泰而精通《摄论》、《俱舍论》。如此则知，《摄论》尽管在建康不是显学，但并非完全无人弘扬。依照时间推算，昙迁似乎应该有可能听闻曹毗、明勇和法泰讲《摄论》，或者即便是曹毗已经圆寂，法泰确实是在建康宣讲《摄论》的，因为靖嵩在这一时间内就是拜法泰为师学习《摄论》的。但奇怪的是，道宣之文丝毫未提及。这一方面说明，摄论学派在当时并未成为建康佛教的主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学习唯识时，昙迁可能未曾专门师从某一僧，因此，遗留下来供道宣撰写传文的资料就未涉及具体的摄论师法号和师承。《续高僧传》的传文说，当昙迁离开建康时，“缁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题篇什。”其中，晓禅师[①]所赋诗被道宣所节录。这也在提示，昙迁在建康未曾正式拜师学习，与其交往的僧人都是他的道友。

　　《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昙迁“进达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欝为大众，有一檀越，舍宅栖之，遂目所住为慕圣寺。始弘《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相继不绝。《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彭城即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是南北交汇地带，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昙迁到达彭城，有人舍捐己宅建成寺院供昙迁住锡弘法，他称此寺为慕圣寺[②]。于是，昙迁开始弘扬《摄论》，也宣讲讲《楞伽经》、《起信论》、《如实论》等瑜伽行派经典。“徐州总管谷城公万绪，率诸僚佐拥篲谘承，尽弟子之礼。迁弘化此土，屡动暄凉，黑白变俗，大有成业。自周毁正法，遗形充野，乃劝奖有缘，于慕圣寺多构堂阁，随有收聚，庄严供养。”昙迁至徐州时，隋、陈仍然对峙。根据《隋书·文帝本纪》记载，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尔朱敞为徐州总管；开皇五年十月，吐万绪始任徐州总管，直至平陈。《昙迁传》又说：“上柱国宋公贺若弼、长史张坦，出镇杨州，承风思展，结为良导。及诸道俗，伫愿德音，坦乃手疏邀延，迁亦虚舟待吹，远到广陵，举郭迎望，歌梵遏云霞，香花翳日月，桑门一盛，荣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颇以学能傲诞，迁应权授法，不觉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属，从受归戒。”经过核查，文中的“扬州”当时称吴州。开皇元年三月，杨坚拜贺若弼为吴州(今扬州一带)总管，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贺若弼邀请他南下至广陵弘法。在广陵，昙迁“初停开善，建弘《摄论》，请益千计。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复迎还北。盛转*轮，声名遐布。”可见，昙迁于建康弘扬《摄论》之所是开善寺，此后又北上至徐州弘法。由此可见，陈、隋之际，昙迁对《摄论》的流行也起到过重大影响。

　　隋开皇七年(587年)秋，文帝下诏说：“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飡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当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这就是隋初佛教很著名的征发“六大德”之事。昙迁率领门人，前往长安，沿途都是官方接送，“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王公宰辅冠盖相望。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勅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于斯时也，宇内大通，京室学僧，多传荒远，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自从昙迁到达长安，大弘《摄论》，一时成为显学，轰动北方。本属于瑜伽行派系统的北方地论师，纷纷前去听讲，由此形成了地论与摄论学派的合流。当时地论师的领袖净影慧远就是一例，“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如此的示范作用，《摄论》在全国的普及，很快成为现实。

　　昙迁到达京城不久，就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之一，很得文帝的崇信。《佛祖统纪》记载：开皇“七年，诏昙迁法师为昭玄大沙门统。”[③]此事不见于《续高僧传·昙迁传》。此前是八十一岁高龄的僧猛为“大沙门统”，昙迁大概一直任职到圆寂。开皇十年(590年)，文帝“下勅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勅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而左仆射高颎、右卫将军虞庆则、右仆射苏威、光禄王杨端等于“朝务之暇，执卷承旨。”由此政教互动，自然便于昙迁传播其学，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僧传说：“迁既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或谓滞于荣宠者。”于是，昙迁著《亡是非论》以示同道。《昙迁传》节录如下：“夫自是非彼，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纭纭，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著，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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