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都再未出现道因的法号，留存完整的译场人员组成的名单也是如此。如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第二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人员略有调整：笔受八人、缀文八人、正字一人、证梵语一人、证义七人，共二十五人[23]，序文甚至列出了各卷的分工，但无道因之法号。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廿七日，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译《大毗婆沙论》时，参加的人员有笔受五人、证义七人、缀文四人、执笔二人、正字二人，共二十人。[24]此中也无道因之法号。玄奘翻译经典的地点，先在弘福寺，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之后主要在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间在皇帝的行宫等。综合上述资料推测，道因初至长安，大慈恩寺尚未建成，因此很大可能住于玄奘译经之寺院弘福寺。至于大慈恩寺建成后，道因是否仍然参与玄奘译场，从留存的有关玄奘翻译活动的资料中找不到证据证伪或证实，因而只能暂时相信碑文的说法，道因曾经住过大慈恩寺，也许不一定是入玄奘译场。
道因在长安协助玄奘法师翻译佛典为时不久，就应慧日寺寺主楷法师之邀至慧日寺宣讲经论。《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说：“慧日寺主楷法师者，聪爽温赡，声蔼鸿都，首建法筵，请开奥义。帝城缁俗，具来谘禀，欣焉相顾，得所未闻。因研几史籍，尤好老庄，咀其菁华，含其腴润，包四始于风律，综五声于文绪，故所讲训，内外该通。”从这些记载看，道因晚年至长安终于有机会在帝都展现其讲经说法的风采。对于文中说的楷法师，有资料表明应该是玄楷法师。唐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记载：“沙门阿地瞿多，唐言无极高，中印度人。学穷满字，行洁圆珠，精练五明，妙通三藏。以天皇永徽三年壬子正月，广将梵本，来届长安，勅令慈恩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一十六人，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缘坛所须，并皆供办。法成之日，屡降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遂固请翻其法本。后以四年癸丑至五年甲寅，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钞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沙门玄楷等笔受。”[25]
总之，道因法师的最后几年是在玄楷法师的盛情邀请下，在宣讲经论中度过的。道因法师圆寂于长安慧日寺，时为显庆三年(658年)三月十一日，春秋七十二，距其来长安已十三年。
关于道因法师终其一生讲过的经典，《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
专业者，《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其《摄论》、《维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毕矣。
可见，其学非常广博，但仍以《摄大乘论》为主业，并且有《摄大乘论疏》流通。道因的另一重要事业是刻写石经。此已经于前述。道因圆寂于京城，但其徒于显庆四年(659年)正月运其尸体归益州，并且于二月八日窆于彭门光化寺石经之侧。“道俗送葬，数有数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龙朔三年(663年)，因其弟子请求，中台司藩大夫李俨制碑，欧阳通书写。此碑今存，成为书法精品。将此举与光化寺石经之刻写至少延续至开元年联系起来考虑，道因归葬光化寺是大有深意的。而此寺石经的成功，恐怕与道因弟子的相续努力分不开。至少嗣其香火的玄凝是不会不努力事之的。
四、曹毗一系传承
曹毗的弟子众多，然目前可知者仅有禅定寺僧荣、日严寺法侃等，而这两位摄论师也代有传人。
1．法侃及其弟子道抚
释法侃(551—623年)，姓郑氏，荥阳(即河南省荥阳市)人。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一《法侃传》记载：法侃弱年从道，“闻泰山灵岩行徒清肃，瑞迹屡陈，远扬荥泽，年未登冠，遂往从焉。”此中是说，法侃在接近二十岁时，前往泰山的灵岩寺。而此寺是当时著名的清修之所，以禅法著名。如《续高僧传·灵润传》记载，灵润“闻泰岳灵岩寺僧德肃清，四方是则，乃杖策寻焉。”法侃“会彼众心，自欣嘉运。及进具后，励节弘规，预在清训，务机登践。”[26]如此可知，法侃是在灵岩寺受的具足戒。受戒之后，他“周流讲席，博览群宗，随闻戢戴，有伦前达。有渊法师，道播当时，雄杰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从焉，听其开释。”此中的“渊法师”师承不明，但属于地论师无可置疑，因此，法侃早期接受的是地论学派的教诲。
根据《续高僧传·法侃传》记载，在北齐灭亡齐境毁佛风声鹤唳之时，法侃南渡“江阴，栖迟建业，听采新异，蓥饰心神。摄虑缘求，拟诸漆木。陈平之后，北止江都安乐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摄论》，真谛亲承。侃乃三业归从，玄义请决，即开融胜相，覆叙所闻，毗自听之，恐有遗逸。侃每于隐义，发明铺示。既允惬当，毗皆合掌称善。”从这一记述可知，法侃于577年南下通过江阴至建康，于其地讲席学习各种经论。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之后，法侃北上至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于江都安乐寺，跟从真谛弟子曹毗学习《摄论》，从而上接真谛法系，成为影响很大的摄论师。
隋平陈以后，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受命为扬州总管。如《续高僧传·法侃传》所记载：“隋炀晋蕃，昔镇扬越，搜举名器，入住日严。以侃道洽江溽，将欲英华京部，乃召而隆遣。”关于日严寺，现存的资料都说是隋炀帝所建造[27]。然不管此寺建于晋王入长安之前还是之后，在晋王入长安后将江南很多高僧召至长安，住于日严寺。如《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记载：隋炀帝昔在江都，“初建慧日，盛搜异艺，海岳搜扬，脱以慧业超悟，爰始沾预。……后随帝入京，住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时住于籓地，一年一朝。然以开皇二十年入朝后被立为太子。智脱大概是此年随晋王入长安的。对照《法侃传》与《智脱传》的写法可知，法侃应该是晋王在长安稳定立足之后被召入长安的。因此，法侃入长安住日严寺不会早于仁寿元年(601年)。“既达本寺，厚供礼之。盛业弘被，栖心止观。时复开道唯识，味德礼忏。匠益惰学，亟动物心。”可见，法侃一到长安就以弘扬唯识学为要务。仁寿二年，法侃参加奉安舍利的活动，赴宣州安置舍利。完成任务后，回到京邑，“讲授相寻”，仍然以讲授《摄论》为主业。
大唐建立，朝廷设立“十大德”来管理佛教事务。“时大集僧众，标名序位，侃仪止肃然，挺超莫拟，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诱，弘悟繁焉。”关于“十大德”设立的时间，从《续高僧传·保恭传》所记，可推定为武德三年(620年)[28]。唐初的“十大德”实际上是朝廷所设立的由僧人组成的管理机构，即一般所说的僧官。法侃为其之一，说明他当时已经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足以与三论宗的创始者吉藏并列。
《续高僧传·法侃传》又记载：“晚移兴善，讲导无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法侃晚年，移居大兴善寺，但不知具体时间。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圆寂于大兴善寺。
关于法侃，道宣有一评价：“侃学专《摄论》，蹑足亲依，披析幽旨，涣然标诣，解义释名，见称清澈。诸赴听者，欣其指况。”由此可知，法侃传播《摄论》相当专心，对唯识之学的广泛传播居功至伟。
从道宣的上述评论看，法侃弟子众多，可惜史籍大多缺载。道宣在《续高僧传·法侃传》中提及道抚法师：“有道抚法师者，俊颕标首，京城所贵，本住总持，宗师异解，用通《摄论》，及临侃席，数扣重关，束心展礼，餐承音训，遂舍其本习，从归真谛。”依照此说，道抚原本住于总持寺，后来至法侃法席听其讲解《摄论》，因此舍弃本业，跟从法侃学习真谛之学。
此外，《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中记载：释辩义，“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他是隋代著名的毗昙师。“隋炀搜选名德，令住日严。以义学功显著，遂之关辅，谘义决疑，日不虚席。京师俊德，昙恭、道抚及赜净等，皆执文咨议，穷其深隐，并未尽其怀也。”从这一记载可知，道抚曾经对毗昙学感兴趣。如果将此中所说与前引道抚归向法侃的情形联系起来考虑，也许可以印证法侃至长安住于日严寺确实要晚一些时日。道抚先于日严寺听习辩义等人的讲授，在法侃至日严寺讲授《摄论》之后，归向于法侃，以弘扬《摄论》为要务。
然而，在法侃圆寂之后，道抚并没有能够坚持其方向。经查考，此僧又被当作净土宗二祖道绰的弟子。《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记载：“沙门道抚，名胜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达玄中，同其行业，宣通净土，所在弥增。今有惰夫，口传《摄论》，惟心不念，缘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难继相。”道宣的这一段文字很有意味。《续高僧传·道绰传》显示，道宣在写此传文时，道绰和道抚都健在。而其它史籍记载，道绰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四月二十七日圆寂于玄中寺，年八十四。“同志道抚者，每相见必指净土为会。绰亡三日，抚闻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后。吾加一息之功，见佛可追矣。”即于像前叩头陈露，退就其座而化。”[29]由此可知，道抚也于此年圆寂。
道宣与日严寺渊源颇深，因此对法侃及其弟子道抚应该很了解。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中说：“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由此可知，日严寺被废后，道抚必然须另行安置。如前所说，法侃于武德六年圆寂之前，已经迁移至大兴善寺，而弘福寺始建于贞观八年(634年)。这也就是说，在法侃圆寂之后，“逃名往赴”玄中寺之前，道抚在京师至少仍然弘法十余年。至于他前往玄中寺与道绰成为“同志”的时间，则无从考知，但从上述材料推算，最多十年。从道…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