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都再未出現道因的法號，留存完整的譯場人員組成的名單也是如此。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第二年五月十五日開始翻譯《瑜伽師地論》時，人員略有調整：筆受八人、綴文八人、正字一人、證梵語一人、證義七人，共二十五人[23]，序文甚至列出了各卷的分工，但無道因之法號。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七月廿七日，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譯《大毗婆沙論》時，參加的人員有筆受五人、證義七人、綴文四人、執筆二人、正字二人，共二十人。[24]此中也無道因之法號。玄奘翻譯經典的地點，先在弘福寺，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之後主要在大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寺，間在皇帝的行宮等。綜合上述資料推測，道因初至長安，大慈恩寺尚未建成，因此很大可能住于玄奘譯經之寺院弘福寺。至于大慈恩寺建成後，道因是否仍然參與玄奘譯場，從留存的有關玄奘翻譯活動的資料中找不到證據證僞或證實，因而只能暫時相信碑文的說法，道因曾經住過大慈恩寺，也許不一定是入玄奘譯場。
道因在長安協助玄奘法師翻譯佛典爲時不久，就應慧日寺寺主楷法師之邀至慧日寺宣講經論。《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說：“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缁俗，具來谘禀，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于風律，綜五聲于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從這些記載看，道因晚年至長安終于有機會在帝都展現其講經說法的風采。對于文中說的楷法師，有資料表明應該是玄楷法師。唐智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一記載：“沙門阿地瞿多，唐言無極高，中印度人。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叁藏。以天皇永徽叁年壬子正月，廣將梵本，來屆長安，勅令慈恩寺安置。沙門大乘琮等一十六人，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請高于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緣壇所須，並皆供辦。法成之日，屢降靈異，京中道俗，鹹歎希逢，沙門玄楷等遂固請翻其法本。後以四年癸醜至五年甲寅，于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鈔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沙門玄楷等筆受。”[25]
總之，道因法師的最後幾年是在玄楷法師的盛情邀請下，在宣講經論中度過的。道因法師圓寂于長安慧日寺，時爲顯慶叁年(658年)叁月十一日，春秋七十二，距其來長安已十叁年。
關于道因法師終其一生講過的經典，《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
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攝大乘》、《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
可見，其學非常廣博，但仍以《攝大乘論》爲主業，並且有《攝大乘論疏》流通。道因的另一重要事業是刻寫石經。此已經于前述。道因圓寂于京城，但其徒于顯慶四年(659年)正月運其屍體歸益州，並且于二月八日窆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龍朔叁年(663年)，因其弟子請求，中臺司藩大夫李俨製碑，歐陽通書寫。此碑今存，成爲書法精品。將此舉與光化寺石經之刻寫至少延續至開元年聯系起來考慮，道因歸葬光化寺是大有深意的。而此寺石經的成功，恐怕與道因弟子的相續努力分不開。至少嗣其香火的玄凝是不會不努力事之的。
四、曹毗一系傳承
曹毗的弟子衆多，然目前可知者僅有禅定寺僧榮、日嚴寺法侃等，而這兩位攝論師也代有傳人。
1．法侃及其弟子道撫
釋法侃(551—623年)，姓鄭氏，荥陽(即河南省荥陽市)人。根據《續高僧傳》卷十一《法侃傳》記載：法侃弱年從道，“聞泰山靈岩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荥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此中是說，法侃在接近二十歲時，前往泰山的靈岩寺。而此寺是當時著名的清修之所，以禅法著名。如《續高僧傳·靈潤傳》記載，靈潤“聞泰嶽靈岩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法侃“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26]如此可知，法侃是在靈岩寺受的具足戒。受戒之後，他“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此中的“淵法師”師承不明，但屬于地論師無可置疑，因此，法侃早期接受的是地論學派的教誨。
根據《續高僧傳·法侃傳》記載，在北齊滅亡齊境毀佛風聲鶴唳之時，法侃南渡“江陰，棲遲建業，聽采新異，蓥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谛親承。侃乃叁業歸從，玄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敘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于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惬當，毗皆合掌稱善。”從這一記述可知，法侃于577年南下通過江陰至建康，于其地講席學習各種經論。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之後，法侃北上至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于江都安樂寺，跟從真谛弟子曹毗學習《攝論》，從而上接真谛法系，成爲影響很大的攝論師。
隋平陳以後，開皇十年(590)晉王楊廣受命爲揚州總管。如《續高僧傳·法侃傳》所記載：“隋炀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溽，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關于日嚴寺，現存的資料都說是隋炀帝所建造[27]。然不管此寺建于晉王入長安之前還是之後，在晉王入長安後將江南很多高僧召至長安，住于日嚴寺。如《續高僧傳》卷九《智脫傳》記載：隋炀帝昔在江都，“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嶽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沾預。……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隋炀帝爲晉王時住于籓地，一年一朝。然以開皇二十年入朝後被立爲太子。智脫大概是此年隨晉王入長安的。對照《法侃傳》與《智脫傳》的寫法可知，法侃應該是晉王在長安穩定立足之後被召入長安的。因此，法侃入長安住日嚴寺不會早于仁壽元年(601年)。“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棲心止觀。時複開道唯識，味德禮忏。匠益惰學，亟動物心。”可見，法侃一到長安就以弘揚唯識學爲要務。仁壽二年，法侃參加奉安舍利的活動，赴宣州安置舍利。完成任務後，回到京邑，“講授相尋”，仍然以講授《攝論》爲主業。
大唐建立，朝廷設立“十大德”來管理佛教事務。“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關于“十大德”設立的時間，從《續高僧傳·保恭傳》所記，可推定爲武德叁年(620年)[28]。唐初的“十大德”實際上是朝廷所設立的由僧人組成的管理機構，即一般所說的僧官。法侃爲其之一，說明他當時已經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已經足以與叁論宗的創始者吉藏並列。
《續高僧傳·法侃傳》又記載：“晚移興善，講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所住，春秋七十叁矣。”法侃晚年，移居大興善寺，但不知具體時間。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圓寂于大興善寺。
關于法侃，道宣有一評價：“侃學專《攝論》，蹑足親依，披析幽旨，渙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澈。諸赴聽者，欣其指況。”由此可知，法侃傳播《攝論》相當專心，對唯識之學的廣泛傳播居功至偉。
從道宣的上述評論看，法侃弟子衆多，可惜史籍大多缺載。道宣在《續高僧傳·法侃傳》中提及道撫法師：“有道撫法師者，俊颕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舍其本習，從歸真谛。”依照此說，道撫原本住于總持寺，後來至法侃法席聽其講解《攝論》，因此舍棄本業，跟從法侃學習真谛之學。
此外，《續高僧傳》卷十一《辯義傳》中記載：釋辯義，“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他是隋代著名的毗昙師。“隋炀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谘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昙恭、道撫及赜淨等，皆執文咨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從這一記載可知，道撫曾經對毗昙學感興趣。如果將此中所說與前引道撫歸向法侃的情形聯系起來考慮，也許可以印證法侃至長安住于日嚴寺確實要晚一些時日。道撫先于日嚴寺聽習辯義等人的講授，在法侃至日嚴寺講授《攝論》之後，歸向于法侃，以弘揚《攝論》爲要務。
然而，在法侃圓寂之後，道撫並沒有能夠堅持其方向。經查考，此僧又被當作淨土宗二祖道綽的弟子。《續高僧傳》卷二十《道綽傳》記載：“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相。”道宣的這一段文字很有意味。《續高僧傳·道綽傳》顯示，道宣在寫此傳文時，道綽和道撫都健在。而其它史籍記載，道綽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四月二十七日圓寂于玄中寺，年八十四。“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爲會。綽亡叁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于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29]由此可知，道撫也于此年圓寂。
道宣與日嚴寺淵源頗深，因此對法侃及其弟子道撫應該很了解。道宣在《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一中說：“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炀所造。……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由此可知，日嚴寺被廢後，道撫必然須另行安置。如前所說，法侃于武德六年圓寂之前，已經遷移至大興善寺，而弘福寺始建于貞觀八年(634年)。這也就是說，在法侃圓寂之後，“逃名往赴”玄中寺之前，道撫在京師至少仍然弘法十余年。至于他前往玄中寺與道綽成爲“同志”的時間，則無從考知，但從上述材料推算，最多十年。從道…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