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共嗟焉。”此中所说的“玄论”不知确指，然不外乎《杂心论》和《摄大乘论》两种。
隋末天下大乱，道基逃离中原，先住锡南郑(今陕西省南郑县)，其后至巴蜀。于此，道基“敦阅大乘，弘扬《摄论》，厘改先辙，缉缵亡遗，道迈往初，名高宇内。”在四川，道基弘扬《摄论》颇为有力。道基又“以听徒难袭，承业易迷，乃又缀《大乘章抄》八卷，并词致清远，风教伦通，故览卷履轼，若登龙门焉，信鸿渐之有日矣。”
从玄奘兄弟对待道基的态度可以推知，道基在洛阳时期地位很高，深受时人尊崇。《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卷一说：“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尼焉。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此中的“基”即指道基。《续高僧传·玄奘传》则记载说：
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踰剑阁。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干。然此论东被，弘唱极繁，章钞异同，计逾数十，皆蕴结胸府，闻持自然。至于得丧筌旨，而能引用无滞，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也。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
依据此中所说，玄奘兄弟之所以到成都，一个重要原因是追随道基而来。玄奘在道基门下听其讲授《杂阿毗昙心论》一遍。
对于道基，道宣评价颇高：“故贞观帝里宇内，知名之僧，传写流辉，实为符契。但以世接无常，生涯有寄，将修论疏，溘尔而终。”这是说，贞观年间，道基身虽在蜀川，然其著述却广泛流传。他本打算修订著述，却不幸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圆寂于成都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
关于道基的著述，《续高僧传·道基传》记载有《杂心玄章并抄》八卷和《大乘章抄》八卷。然高丽义天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又记载道基有《摄论义章》十卷或五卷[17]，《东域录》记载道基有《摄论章》四卷[18]，《诸宗章疏录》记载其有《摄论章》三卷[19]。可见，道基确实有《摄论章》三卷或四卷，只是分卷不同。根据当代学者考证，日本凝然《华严孔目章发悟记》卷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中，有大量道基《摄论章》的引文。[20]而收于《大正藏》第85卷的大屋德城所藏敦煌写本《摄大乘义章》卷第四，经考证也是道基的著作。[21]
5．道因
与道基相仿，道因也是靖嵩的重要弟子，武德年于蜀川弘扬《摄论》，后来回到长安参与玄奘译场，经历颇为丰富。关于道因的生平，宋代赞宁《宋高僧传》为其立本传。道因圆寂之后，他的弟子玄凝于龙朔三年(663年)，请中台司藩大夫李俨撰文、欧阳通书《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此碑现存[22]。经过参校可知，赞宁的文字脱胎于此碑文，没有大的差别。
释道因(587—658年)，姓侯氏，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年甫七岁丧父，免丧之后即发愿出家，“便诣灵岩寺求师诵习，曾不浃旬，通《涅槃经》二帙，举众惊骇，谓为神童。落发已来，砥砺其行，揣摩义章，即讲《涅槃》，宿齿名流，咸所叹服。及升上品，旋学律仪。”这是《宋高僧传》的说法。《道因法师碑》记载：“寻讲《涅槃》、《十地》，洞尽幽微，宿齿名流，咸所叹异。及受具戒，弥复精苦，若浮囊之贞全，譬圆珠之朗洁。始听律义，遍讫便讲，辨析文理，综核指归。《十诵》之端，五篇之赜，写瓶均美，传镫在照。”此碑的三个细节被赞宁删除：一是道因曾经学习过《十地经论》，二是道因学习的律本是《十诵律》，三是“始听律义，遍讫便讲”，可见，道因学律的时间不会太长。此中所说的灵岩寺应该是指位于泰山北麓的灵岩寺，此寺是东晋僧朗所创建，南北朝至隋唐都以道风整肃著名。道因在此寺历经沙弥、受具足戒以及学律数年等修道过程。
道因求学的主要历程就是于彭城(即江苏省徐州市)听靖嵩法师讲《摄论》。对此，《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
又于彭城嵩法师所，传《摄大乘》。嵩公懿德玄猷，兰熏月映，门徒学侣，鱼贯凫趋，讲室谈筵，为之嚣隘，遂依科戒而为节文。年少沙门且令习律，晓《四分》者，方许入听。因夏腊虽幼，业行攸高，独于众中，逈见推揖，每敷《摄论》，即令覆讲。
此文较仔细地叙述了靖嵩法师教授徒子的方法。由于入其门下的学僧太多，靖嵩采取的是依照僧腊排序单独辅导的方式。道因僧腊少，因此推测他大概是受大戒一两年之后就拜靖嵩学习《摄论》的，起始时间大概为大业五年(609年)前后。
在靖嵩门下学习数年之后，道因又回到泰山。在泰山隐居四年，道因下山打算去洛阳。僧传中说“属昏李陵夷，法纲严峻，僧无徒侣，弗许游方”，似乎应该是指李密瓦岗军的事情。在大业十二年后，瓦岗军逐渐控制了泰山一带地区。道因想去洛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洛阳在大业年间是北方佛教除长安之外的第二大中心，二是当时的洛阳相对而言尚显稳定。如此推知，道因下山不会晚于大业十三年(617年)，这年二月十九日，李密称魏公，设坛登基，改元魏公元年，史称大魏。当时的洛阳仍然由隋将王世充控制。道因于洛阳停留“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洛阳的严重混乱发生于大业十四年。而在大业十三年前后，很多僧人逃离了洛阳。道因可能是在此年逃离的，因为隋炀帝被杀、王世充立郑国后，僧人已经不能自由出入洛阳了。
将上述背景事实连缀起来可知：道因于大业三年(607年)受具足戒，一两年后至靖嵩门下学习《摄论》，三、四年之后，即大业十三年前后又回到泰山隐居，四年之后又离开泰山，先至洛阳，不久就前往四川，居于成都多宝寺。
道因至成都之后，“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赞宁《道因传》以宝暹法师来说明道因佛学素养之高深。相比于三十余岁的道因，宝暹属于前辈，“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这是说，宝暹有时也参加道因的讲习并且很谨慎地提出问难，而道因的回答则神采飞扬。
道因至成都不久，四川就归附于唐王朝。《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道因感于都市寺院的喧嚣，“乃于彭门山寺，习道安居。此寺往经废毁，院宇凋弊，因慨然构怀，专事营缉，未移再稔，蔚成净场。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缅惟法尽，将翳龙宫，遂于寺之北岩刻书经典，穷多罗之秘[袌-包+矢]，尽毗尼之正文。”关于彭门山，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导江县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导江县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彭门山后来称之为灵岩山，建于彭门山的这座寺院当时的名字是光化寺，后来称为灵岩寺。从前引文字可知，光化寺建寺时间很早，道因至此山时，寺院荒败，他经过多年经营，使其成为当时的一大道场。道因又于寺院北崖刻写石经，以图佛教经典万世不毁。现今在灵岩寺附近发现两个蔵经洞，石经藏在用砖砌成的拱形洞中，每两块经板之间垫有开元钱若干枚。石经板高1尺2寸，宽2尺4寸，两面都刻有字。今灌县文管所保存600块残片。粗略估计，全部经板当在1000块以上，其中多为唐以前所译，也有唐代才译的。从今存的《大般若经》第一百八十八卷石板侧所刻的“大唐大历三年”字迹可知，这一刻经活动至此大历三年(768年)仍然在继续，前后历50余年之久。
《宋高僧传·道因传》都说，道因在四川时期获得了历任最高长官的崇信。其文说：“益州总管邓国公窦琎、行台左仆射替国公窦轨、长史申国公高士廉、范阳公卢承庆，及前后首僚，西南岳牧，并国华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声，俱申虔仰。”经过查对《旧唐书》中的记载可知，邓国公窦琎任益州总管的时间是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窦轨于武德三年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直至贞观元年(627年)底为洛州都督止；贞观二年正月任命蜀王李恪为益州大都督、高士廉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至贞观五年高士廉离任。而《旧唐书·卢承庆传》记载：卢承庆于“永徽初，为褚遂良所构，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遂良俄又求索承庆在雍州旧事奏之，由是左迁简州司马。”经过查考文献可知，道因至长安的时间是贞观十九年六月，如此则道因在四川时应不会见到卢承庆。记载道因事迹的《道因法师碑》要早于《旧唐书》的编撰时间。因此，还不好断定是请托写碑文的道因弟子提供的材料不准确，还是《旧唐书·卢承庆传》漏记了一些内容。
现存的有关道因的史料都表明，道因晚年被征召至长安参与了玄奘的翻译活动。《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既而清猷远畅，峻业遐昭，遂简宸衷，乃纡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这一段话与《道因法师碑》内容甚至文字都基本相同，但未交待道因参与玄奘译场的起止时间。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则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蒱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向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道因是第一批被拣选充任玄奘译场证义的十二位高僧之一，可见其地位和水平已经不同一般。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玄奘译本的署名…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