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经历。《僧辩传》记载：“《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而《道岳传》则记载：道岳于大业八年(612年)被召住大禅定道场，而此时此寺僧众三百余人，“令听风规，互相推谢。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如前所叙述，僧辩于大业三年已入住大禅定寺并开讲《摄论》，道岳后至而年轻，因此才有上述引文所说的“虽欲播扬，未之有许”的情形。在僧辩等僧人的推举下，道岳得以在大禅定寺宣讲《俱舍论》，而僧辩也认真地倾听其讲授，并且出疏抄三百余纸。
总之，僧辩终其一生是以宣讲《摄论》为主的论师，对于发挥师说，弘传唯识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僧传说他“约时讲说，不替寒温。异学名宾，皆欣预席。故使海之内外，僧杂华夷，不远万里，承风参谒。”他撰有《摄论疏》、《中边论疏》、《唯识思尘论疏》、《佛性论疏》等著述，在当时广泛流布。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现存敦煌文献S.2048《摄论章》卷第一，被现今学者考证为智凝著作的残卷。[14]从目前资料所显示，证据是充分的。此写本最后有题记：“仁寿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在京辩才寺写《摄论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15]题记说明了此本《摄论章》是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在京城长安辩才寺抄写。如前文所叙述，辩才寺为智凝所创建，而仁寿三年之前，智凝常住此寺宣讲弘扬《摄论》，而此寺的其它僧人基本上应该是其弟子或者前来听讲请教者，因此，流通于此寺的《摄论》注疏最大可能是智凝所作。
3．法护
在靖嵩弟子中，法护是长住洛阳而传播弘扬《摄论》的义学高僧。道宣所写传记虽短，但从文中可见时人对其评价很高。
释法护(576—643年)，姓赵，本赵郡人，后来搬迁至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县)。根据《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他十二岁丧父，未几又丧母，十五岁出家为沙弥。“自是广讯经诰，访无远近。遂往志念所听《毗昙》，法彦所听《成实》，纵横累稔，参预前踪。又听律部，薄闲持犯。”此中未提及法护受具足戒的时间，当时的一般惯例是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后研习律部。从在这个角度可推知，法护在作沙弥起先后跟从地论师出身的志念学习《毗昙》，跟从法彦学习《成实论》，受大戒后则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戒律。
在正式成为比丘之后，即不早于开皇十七年(597年)，法护“又往彭城嵩论师所，以是《摄论》命家，海内标仰，伏膺请益，无所辞焉。指授幽明，曲尽玄致。大业三年，度僧化远，护应此诏，名沾安陆。”从《续高僧传·法护传》的这一段叙述可知，法护于大业三年(607年)之前的近十年都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靖嵩门下学习《摄论》。大业三年，隋炀帝征召高僧至各地弘法，法护应召至安陆(即湖北省安陆市)弘法，但为时不久。《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俄而有勅，远召艺能，住内道场，时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讲《中观》、《涅槃》、《摄论》。”大业四年(608年)，三十二岁的法护又被征召至东都洛阳隋炀帝设立的内道场慧日道场，于此寺宣讲《涅槃经》和《摄论》等。有史料记载，此时的“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16]刚出家为沙弥的玄奘曾经在此寺听习《涅槃经》和《摄论》。
《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伪郑既降，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自此校角《摄论》，去取两端。”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是隋末唐初法护的弘法历程。由于史料的散佚，这段文字颇多费解之处。从政治演进言之，隋炀帝被杀后，王世充建郑独立。武德四年(621年)四月，王世充投降，郑灭。也就是说，隋亡唐朝廷建立后，法护仍然在当时由王世充控制的洛阳慧日寺内。《续高僧传》有几篇传记都涉及到唐朝廷对于割据政权被除灭之后，甄别甚至沙汰当地佛教僧人的事情。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慧乘传》记载： 会隋室分崩，唐皇御历。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勅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主上素承风问，偏所顾属，特蒙慰抚，命住胜光。
此中的“上”是当时的秦王、道宣写作时的皇上。依据上文所说，秦王在甄别洛阳僧人之后，选择五人敕住京师长安。如此参照，则可知前述引文中所说的“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等语说的是法护被秦王李世民选为进京的“五大德”之一。从《续高僧传》中仍可考辨出“名德五人”中的四位。《续高僧传·智实传》记载：“武德之岁，初平郑国。三大法师慧乘、道宗、辩相等，西赴京师。主上时为秦王，威明寓内，志奉释门，乃请前三德并京邑能论之士二十余僧，在弘义宫，通霄法集。”《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又初平郑国，有宗法师者，神辩英出，时所异之。皇上延入内宫，立三宗义。”如此可知，慧乘、道宗、辩相、法护等是同时被秦王选进京的“五大德”，其中，慧乘、辩相、道宗都住于胜光寺，法护在长安的住寺不明。
法护住于长安某寺，仔细地研究(“校角”)《摄论》。然道宣“去取两端”的含义殊难解释。而道宣的如下评论则透露出法护的解释非常独特而深刻：“以新本确削，未足依任，而护独得于心。及唐论新出，奄然符会，以为默识之有人焉。”这些特色大概主要体现在法护撰写的《摄论指归》等二十余篇之中。
贞观十二年(638年)，法护被“勅召，入龙潜宅天宫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众穆如也。”天宫寺是太宗舍昔日旧宅而建的寺院，法护由长安被征召至洛阳任此寺的住持。贞观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法护卒于天宫寺，春秋六十八。
道宣评价说：“护善外书，好道术，约己薄食，解衣赡寒。结带终岁，不饰容貌……然好施忘倦。房无圭勺之储，但一床一蹬而已。”道宣又记载说：“嵩山沙门智大者，年九十余。傲然恬素，不出三十余年。闻哀杖策而至，尽哀曰：“经论之士，精苦之伦，代有人矣。至于纯直自然，识量通雅者，斯人殁后，因绝踪矣。””看来能够撼动这位九十岁高僧下山至天宫寺吊唁的，确实是饱学经论与“纯直自然”、“识量通雅”融合之后的魅力。
法护的弟子，未见记载。从上述叙述推测，想必不在少数。
4．道基
道基既是地论和毗昙大师志念的弟子，又是摄论大师靖嵩的弟子。玄奘曾经在成都专门向他学习《摄论》或者“毗昙”。
释道基(577？—637年)，俗姓吕氏，河南东平人。根据《续高僧传·道基传》的记载，他十四岁时，“负帙游于彭城，博听众师，随闻成德，讨论奥旨，则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则思超文外。故徐、许腾其明略，河海重其义方，致使侪等高推，前修仰止。”从这一段不很具体的描述中不能直接获得道基的学习行历，参照其它记载则可略知一二。
《续高僧传·靖嵩传》记载说：“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飡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这是说，道基曾经在靖嵩晚年时入靖嵩门下学习经论，在靖嵩圆寂之后撰写《行状》，流通于世。靖嵩开皇十年(590年)到徐州传播《摄论》，道基十四岁(591年)到徐州时，靖嵩已经到徐州，因此，道基拜靖嵩为师应是事实，至于具体时间则可能稍晚几年，但不会晚于大业元年(605年)。靖嵩于大业十年圆寂于徐州，当时道基在洛阳，为其师撰写了《行状》。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说：“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师，慧解通征，祖习有所，乃为之《行状》，援引今古，文质存焉。”此中的“祖习有所”是说道基曾经在志念门下学习经论。志念曾经是著名的地论师，后来是著名的毗昙师。开皇末年在晋阳大兴国寺宣讲《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仁寿二年(602年)至长安讲经说法百有余日，此后又回晋阳宝基寺弘法。隋炀帝即位，志念回到“沧溟”即沧州弘法。大业四年(608年)，志念卒于沧土。《道基传》所说“河海重其义方”，似乎是暗示道基曾经跟随志念到了沧溟。但不管如何，道基跟随志念很久是肯定的，因为他独立讲经论，一开始讲的就是《杂心论》。
从《续高僧传》的叙述看，道基至大业元年(605年)开始了独立的传法讲经活动。《续高僧传·道基传》记载说：“隋太尉尚书令杨素，负材经国，任总权衡，尝奉清猷，躬申礼敬，叙言命理，噎叹而旋。顾诸宰伯曰：“基法师，佛法之后寄也。自见名僧，罕俦其匹。”即请于东都讲扬《心论》。既夙承风驾，体预当衢，游刃众部，玄机秀举。遂能谈写河倾，响对雷动。”《隋书·杨素传》等记载，杨素是大业元年二月升迁为尚书令，三月敕其营建东京洛阳。如《道基传》所说：“于时大业初岁，隋运会昌，义学高于风云，搢绅峙于山岳，皆拥经讲肆，问道知归，踵武相趋，遐迩鳞萃。乃缵《杂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两帙，由来共传。”由此可见，道基在洛阳竭力弘扬的是《杂心论》。
大业五年(609年)后，道基住于洛阳慧日道场，“遂即对扬《玄论》，允塞天心。隋后解统玄儒，将观释府，总集义学，躬临论场，銮驾徐移，鸣笳满于驰道，御筵暂止，驻驆清于教门。自大法东流，斯席为壮观也。”僧传中记叙了他于大业五年后，在隋炀帝皇后萧氏亲自参加的一次讲经法会上的表现。“时仗辩之徒，俱开令誉。及将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归，并揖基而为玄宰。”当时欲大展宏图者很多，然大众共推道基为主讲，“既居众望，经纶乃心，便创举宏纲，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异向而…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