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經曆。《僧辯傳》記載：“《俱舍》一論，振古未開。道嶽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叁百余紙。”而《道嶽傳》則記載：道嶽于大業八年(612年)被召住大禅定道場，而此時此寺僧衆叁百余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嶽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爲引重，創爲請主。……遂以叁藏本疏判通《俱舍》。”如前所敘述，僧辯于大業叁年已入住大禅定寺並開講《攝論》，道嶽後至而年輕，因此才有上述引文所說的“雖欲播揚，未之有許”的情形。在僧辯等僧人的推舉下，道嶽得以在大禅定寺宣講《俱舍論》，而僧辯也認真地傾聽其講授，並且出疏抄叁百余紙。
總之，僧辯終其一生是以宣講《攝論》爲主的論師，對于發揮師說，弘傳唯識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僧傳說他“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裏，承風參谒。”他撰有《攝論疏》、《中邊論疏》、《唯識思塵論疏》、《佛性論疏》等著述，在當時廣泛流布。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現存敦煌文獻S.2048《攝論章》卷第一，被現今學者考證爲智凝著作的殘卷。[14]從目前資料所顯示，證據是充分的。此寫本最後有題記：“仁壽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寫《攝論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15]題記說明了此本《攝論章》是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在京城長安辯才寺抄寫。如前文所敘述，辯才寺爲智凝所創建，而仁壽叁年之前，智凝常住此寺宣講弘揚《攝論》，而此寺的其它僧人基本上應該是其弟子或者前來聽講請教者，因此，流通于此寺的《攝論》注疏最大可能是智凝所作。
3．法護
在靖嵩弟子中，法護是長住洛陽而傳播弘揚《攝論》的義學高僧。道宣所寫傳記雖短，但從文中可見時人對其評價很高。
釋法護(576—643年)，姓趙，本趙郡人，後來搬遷至濟陰(今山東省定陶縣)。根據《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他十二歲喪父，未幾又喪母，十五歲出家爲沙彌。“自是廣訊經诰，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昙》，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稔，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此中未提及法護受具足戒的時間，當時的一般慣例是受具足戒成爲比丘後研習律部。從在這個角度可推知，法護在作沙彌起先後跟從地論師出身的志念學習《毗昙》，跟從法彥學習《成實論》，受大戒後則研習了一段時間的戒律。
在正式成爲比丘之後，即不早于開皇十七年(597年)，法護“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叁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诏，名沾安陸。”從《續高僧傳·法護傳》的這一段敘述可知，法護于大業叁年(607年)之前的近十年都在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靖嵩門下學習《攝論》。大業叁年，隋炀帝征召高僧至各地弘法，法護應召至安陸(即湖北省安陸市)弘法，但爲時不久。《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俄而有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叁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大業四年(608年)，叁十二歲的法護又被征召至東都洛陽隋炀帝設立的內道場慧日道場，于此寺宣講《涅槃經》和《攝論》等。有史料記載，此時的“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系。”[16]剛出家爲沙彌的玄奘曾經在此寺聽習《涅槃經》和《攝論》。
《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僞鄭既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校角《攝論》，去取兩端。”這一段文字記載的是隋末唐初法護的弘法曆程。由于史料的散佚，這段文字頗多費解之處。從政治演進言之，隋炀帝被殺後，王世充建鄭獨立。武德四年(621年)四月，王世充投降，鄭滅。也就是說，隋亡唐朝廷建立後，法護仍然在當時由王世充控製的洛陽慧日寺內。《續高僧傳》有幾篇傳記都涉及到唐朝廷對于割據政權被除滅之後，甄別甚至沙汰當地佛教僧人的事情。如《續高僧傳》卷二十四《慧乘傳》記載： 會隋室分崩，唐皇禦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僞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叁十僧，余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僞鄭，詞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
此中的“上”是當時的秦王、道宣寫作時的皇上。依據上文所說，秦王在甄別洛陽僧人之後，選擇五人敕住京師長安。如此參照，則可知前述引文中所說的“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等語說的是法護被秦王李世民選爲進京的“五大德”之一。從《續高僧傳》中仍可考辨出“名德五人”中的四位。《續高僧傳·智實傳》記載：“武德之歲，初平鄭國。叁大法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爲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叁德並京邑能論之士二十余僧，在弘義宮，通霄法集。”《續高僧傳·道嶽傳》記載：“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叁宗義。”如此可知，慧乘、道宗、辯相、法護等是同時被秦王選進京的“五大德”，其中，慧乘、辯相、道宗都住于勝光寺，法護在長安的住寺不明。
法護住于長安某寺，仔細地研究(“校角”)《攝論》。然道宣“去取兩端”的含義殊難解釋。而道宣的如下評論則透露出法護的解釋非常獨特而深刻：“以新本確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于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這些特色大概主要體現在法護撰寫的《攝論指歸》等二十余篇之中。
貞觀十二年(638年)，法護被“勅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衆穆如也。”天宮寺是太宗舍昔日舊宅而建的寺院，法護由長安被征召至洛陽任此寺的住持。貞觀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法護卒于天宮寺，春秋六十八。
道宣評價說：“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己薄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床一蹬而已。”道宣又記載說：“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余。傲然恬素，不出叁十余年。聞哀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于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殁後，因絕蹤矣。””看來能夠撼動這位九十歲高僧下山至天宮寺吊唁的，確實是飽學經論與“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融合之後的魅力。
法護的弟子，未見記載。從上述敘述推測，想必不在少數。
4．道基
道基既是地論和毗昙大師志念的弟子，又是攝論大師靖嵩的弟子。玄奘曾經在成都專門向他學習《攝論》或者“毗昙”。
釋道基(577？—637年)，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根據《續高僧傳·道基傳》的記載，他十四歲時，“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侪等高推，前修仰止。”從這一段不很具體的描述中不能直接獲得道基的學習行曆，參照其它記載則可略知一二。
《續高僧傳·靖嵩傳》記載說：“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于世矣。”這是說，道基曾經在靖嵩晚年時入靖嵩門下學習經論，在靖嵩圓寂之後撰寫《行狀》，流通于世。靖嵩開皇十年(590年)到徐州傳播《攝論》，道基十四歲(591年)到徐州時，靖嵩已經到徐州，因此，道基拜靖嵩爲師應是事實，至于具體時間則可能稍晚幾年，但不會晚于大業元年(605年)。靖嵩于大業十年圓寂于徐州，當時道基在洛陽，爲其師撰寫了《行狀》。
《續高僧傳·志念傳》記載說：“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征，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此中的“祖習有所”是說道基曾經在志念門下學習經論。志念曾經是著名的地論師，後來是著名的毗昙師。開皇末年在晉陽大興國寺宣講《大智度論》和《雜阿毗昙心論》，仁壽二年(602年)至長安講經說法百有余日，此後又回晉陽寶基寺弘法。隋炀帝即位，志念回到“滄溟”即滄州弘法。大業四年(608年)，志念卒于滄土。《道基傳》所說“河海重其義方”，似乎是暗示道基曾經跟隨志念到了滄溟。但不管如何，道基跟隨志念很久是肯定的，因爲他獨立講經論，一開始講的就是《雜心論》。
從《續高僧傳》的敘述看，道基至大業元年(605年)開始了獨立的傳法講經活動。《續高僧傳·道基傳》記載說：“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禮敬，敘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俦其匹。”即請于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傾，響對雷動。”《隋書·楊素傳》等記載，楊素是大業元年二月升遷爲尚書令，叁月敕其營建東京洛陽。如《道基傳》所說：“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于風雲，搢紳峙于山嶽，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迩鱗萃。乃缵《雜心玄章並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由此可見，道基在洛陽竭力弘揚的是《雜心論》。
大業五年(609年)後，道基住于洛陽慧日道場，“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後解統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銮駕徐移，鳴笳滿于馳道，禦筵暫止，駐驆清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僧傳中記敘了他于大業五年後，在隋炀帝皇後蕭氏親自參加的一次講經法會上的表現。“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爲玄宰。”當時欲大展宏圖者很多，然大衆共推道基爲主講，“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鹹異向而…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