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共嗟焉。”此中所說的“玄論”不知確指，然不外乎《雜心論》和《攝大乘論》兩種。
隋末天下大亂，道基逃離中原，先住錫南鄭(今陝西省南鄭縣)，其後至巴蜀。于此，道基“敦閱大乘，弘揚《攝論》，厘改先轍，緝缵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在四川，道基弘揚《攝論》頗爲有力。道基又“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轼，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
從玄奘兄弟對待道基的態度可以推知，道基在洛陽時期地位很高，深受時人尊崇。《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卷一說：“初炀帝于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尼焉。景、脫、基、暹，爲其稱首。”此中的“基”即指道基。《續高僧傳·玄奘傳》則記載說：
大業余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昙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于《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岩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于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佥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贊，逸口傳聲。
依據此中所說，玄奘兄弟之所以到成都，一個重要原因是追隨道基而來。玄奘在道基門下聽其講授《雜阿毗昙心論》一遍。
對于道基，道宣評價頗高：“故貞觀帝裏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爲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這是說，貞觀年間，道基身雖在蜀川，然其著述卻廣泛流傳。他本打算修訂著述，卻不幸于貞觀十一年(637年)二月圓寂于成都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
關于道基的著述，《續高僧傳·道基傳》記載有《雜心玄章並抄》八卷和《大乘章抄》八卷。然高麗義天編《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叁又記載道基有《攝論義章》十卷或五卷[17]，《東域錄》記載道基有《攝論章》四卷[18]，《諸宗章疏錄》記載其有《攝論章》叁卷[19]。可見，道基確實有《攝論章》叁卷或四卷，只是分卷不同。根據當代學者考證，日本凝然《華嚴孔目章發悟記》卷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中，有大量道基《攝論章》的引文。[20]而收于《大正藏》第85卷的大屋德城所藏敦煌寫本《攝大乘義章》卷第四，經考證也是道基的著作。[21]
5．道因
與道基相仿，道因也是靖嵩的重要弟子，武德年于蜀川弘揚《攝論》，後來回到長安參與玄奘譯場，經曆頗爲豐富。關于道因的生平，宋代贊甯《宋高僧傳》爲其立本傳。道因圓寂之後，他的弟子玄凝于龍朔叁年(663年)，請中臺司藩大夫李俨撰文、歐陽通書《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並序》，此碑現存[22]。經過參校可知，贊甯的文字脫胎于此碑文，沒有大的差別。
釋道因(587—658年)，姓侯氏，濮陽(今河南省濮陽縣)人。年甫七歲喪父，免喪之後即發願出家，“便詣靈岩寺求師誦習，曾不浃旬，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落發已來，砥砺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流，鹹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這是《宋高僧傳》的說法。《道因法師碑》記載：“尋講《涅槃》、《十地》，洞盡幽微，宿齒名流，鹹所歎異。及受具戒，彌複精苦，若浮囊之貞全，譬圓珠之朗潔。始聽律義，遍訖便講，辨析文理，綜核指歸。《十誦》之端，五篇之赜，寫瓶均美，傳镫在照。”此碑的叁個細節被贊甯刪除：一是道因曾經學習過《十地經論》，二是道因學習的律本是《十誦律》，叁是“始聽律義，遍訖便講”，可見，道因學律的時間不會太長。此中所說的靈岩寺應該是指位于泰山北麓的靈岩寺，此寺是東晉僧朗所創建，南北朝至隋唐都以道風整肅著名。道因在此寺曆經沙彌、受具足戒以及學律數年等修道過程。
道因求學的主要曆程就是于彭城(即江蘇省徐州市)聽靖嵩法師講《攝論》。對此，《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
又于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嵩公懿德玄猷，蘭熏月映，門徒學侶，魚貫凫趨，講室談筵，爲之囂隘，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于衆中，逈見推揖，每敷《攝論》，即令覆講。
此文較仔細地敘述了靖嵩法師教授徒子的方法。由于入其門下的學僧太多，靖嵩采取的是依照僧臘排序單獨輔導的方式。道因僧臘少，因此推測他大概是受大戒一兩年之後就拜靖嵩學習《攝論》的，起始時間大概爲大業五年(609年)前後。
在靖嵩門下學習數年之後，道因又回到泰山。在泰山隱居四年，道因下山打算去洛陽。僧傳中說“屬昏李陵夷，法綱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似乎應該是指李密瓦崗軍的事情。在大業十二年後，瓦崗軍逐漸控製了泰山一帶地區。道因想去洛陽，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洛陽在大業年間是北方佛教除長安之外的第二大中心，二是當時的洛陽相對而言尚顯穩定。如此推知，道因下山不會晚于大業十叁年(617年)，這年二月十九日，李密稱魏公，設壇登基，改元魏公元年，史稱大魏。當時的洛陽仍然由隋將王世充控製。道因于洛陽停留“未幾，因避難叁蜀，居于多寶寺。”洛陽的嚴重混亂發生于大業十四年。而在大業十叁年前後，很多僧人逃離了洛陽。道因可能是在此年逃離的，因爲隋炀帝被殺、王世充立鄭國後，僧人已經不能自由出入洛陽了。
將上述背景事實連綴起來可知：道因于大業叁年(607年)受具足戒，一兩年後至靖嵩門下學習《攝論》，叁、四年之後，即大業十叁年前後又回到泰山隱居，四年之後又離開泰山，先至洛陽，不久就前往四川，居于成都多寶寺。
道因至成都之後，“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贊甯《道因傳》以寶暹法師來說明道因佛學素養之高深。相比于叁十余歲的道因，寶暹屬于前輩，“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這是說，寶暹有時也參加道因的講習並且很謹慎地提出問難，而道因的回答則神采飛揚。
道因至成都不久，四川就歸附于唐王朝。《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道因感于都市寺院的喧囂，“乃于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叁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于寺之北岩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袌-包+矢]，盡毗尼之正文。”關于彭門山，唐代《元和郡縣志》記載：“導江縣灌口山西嶺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門。”導江縣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彭門山後來稱之爲靈岩山，建于彭門山的這座寺院當時的名字是光化寺，後來稱爲靈岩寺。從前引文字可知，光化寺建寺時間很早，道因至此山時，寺院荒敗，他經過多年經營，使其成爲當時的一大道場。道因又于寺院北崖刻寫石經，以圖佛教經典萬世不毀。現今在靈岩寺附近發現兩個蔵經洞，石經藏在用磚砌成的拱形洞中，每兩塊經板之間墊有開元錢若幹枚。石經板高1尺2寸，寬2尺4寸，兩面都刻有字。今灌縣文管所保存600塊殘片。粗略估計，全部經板當在1000塊以上，其中多爲唐以前所譯，也有唐代才譯的。從今存的《大般若經》第一百八十八卷石板側所刻的“大唐大曆叁年”字迹可知，這一刻經活動至此大曆叁年(768年)仍然在繼續，前後曆50余年之久。
《宋高僧傳·道因傳》都說，道因在四川時期獲得了曆任最高長官的崇信。其文說：“益州總管鄧國公窦琎、行臺左仆射替國公窦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範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經過查對《舊唐書》中的記載可知，鄧國公窦琎任益州總管的時間是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叁年，窦軌于武德叁年遷益州道行臺左仆射直至貞觀元年(627年)底爲洛州都督止；貞觀二年正月任命蜀王李恪爲益州大都督、高士廉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至貞觀五年高士廉離任。而《舊唐書·盧承慶傳》記載：盧承慶于“永徽初，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經過查考文獻可知，道因至長安的時間是貞觀十九年六月，如此則道因在四川時應不會見到盧承慶。記載道因事迹的《道因法師碑》要早于《舊唐書》的編撰時間。因此，還不好斷定是請托寫碑文的道因弟子提供的材料不准確，還是《舊唐書·盧承慶傳》漏記了一些內容。
現存的有關道因的史料都表明，道因晚年被征召至長安參與了玄奘的翻譯活動。《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纡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這一段話與《道因法師碑》內容甚至文字都基本相同，但未交待道因參與玄奘譯場的起止時間。而《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六則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證義大德、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蒱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向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道因是第一批被揀選充任玄奘譯場證義的十二位高僧之一，可見其地位和水平已經不同一般。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的玄奘譯本的署名…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